当前我国在东海、南海面临着岛礁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被掠夺的严峻局势，科学理解邓小平提出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对于正视和解决钓鱼岛、南海等海洋争端，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解决海洋争端问题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当前我国在东海、南海面临着岛礁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被掠夺的严峻局势，科学理解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对于正视和解决钓鱼岛、南海等海洋争端，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主权属我 决不动摇

　　一个时期以来存在一种模糊观点，即将邓小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战略思想仅仅理解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八字方针，忽略了“主权属我”这一基本前提，从而严重偏离了邓小平解决海洋争端战略思想的本质。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南沙群岛问题，中国最有发言权。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海洋争端仍然必须坚持“主权属我”这一根本立场。当前，亟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海洋立法。我国虽在1996年宣布了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但考虑到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尚未宣布钓鱼岛、南沙群岛等争议海域的领海基线。有些国家恰恰是以无法识别领海基线为借口，肆意侵犯我领海领空，掠夺我海洋资源。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公布领海基线，以明确管辖海域的范围，便于海上执法。同时，要尽快明确“九段线”的法律地位，为南海维权提供法律支撑。

　　（二）加强海上执法。由于我国一贯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及和平解决海上权益争端的方针，军队尽可能避免与周围国家在解决海上权益争端中直接接触，因此海上执法力量必须担负起和平时期在一线维护海洋权益的职能。东海、南海维权形势的日益严峻，对海上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将海监、渔政、海事、海关和边防海警等部门整合成一支对外统一的海上维权队伍，逐步实现统一、多功能、准军事化，并以国家不断完善的相关海洋法律为依据，提高海上执法力度，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三）充分宣传“主权属我”。要充分利用国内外媒体，以丰富的历史事实宣传钓鱼岛、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历史依据、法理依据，使国内民众形成“主权属我”的共识，积极营造国际舆论对我有利的态势。针对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曲解和违反国际法，援引发现和占领、时效等作为主要的所谓法理依据的行径，必须在国际政治、外交中各种合适的场合，对其法律借口进行反驳，澄清历史和法理事实。

全面理解和平解决争端的战略思想

　　长期以来存在的另一种模糊观点，即，将邓小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战略思想误读为只有和平解决方式之一种，这种理解显然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钓鱼岛、南沙问题明确指出：“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其内涵是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海洋争端，但没有、也决不会放弃武力自卫的正当权利。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旦和平方式无法实现，或者侵犯我海洋权益的国家企图以武力扩大事端，武力自卫将是我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然选择。

　　（一）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1974年邓小平同叶剑英一起指挥的西沙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是在我国海军依靠我军官兵的牺牲精神和“小艇打大舰”的灵活战术而取得的，有效捍卫了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1988年2月29日，邓小平批准同意了刘华清等呈报的关于南沙斗争的建议，从决策上保证了赤瓜礁保卫战的胜利。无论是钓鱼岛问题还是南海问题，都始终面临着美军的威慑和可能介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军敢打必胜信心的坚定性和持久性。因此，必须着眼应对岛礁被占之害、强敌介入之危，引导我军官兵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为我军捍卫海洋权益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

　　（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敢战方能言和，备战才能免战。要加强快速反应力量建设，重点建设远程航空兵和两栖突击群，以提高应对危机的时效性；加强海军建设，提高远海防卫作战能力；加强二炮部队在东海、南海战略方向的部署，以提高威慑能力；加强战场体系建设，以提高生存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

　　（三）做好武力使用的舆论和法律准备。未来可能进行的海洋武力自卫反击作战，是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为捍卫民族尊严而战，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而战，这一正义之举必将唤起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儿女之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但也必须看到，海洋武力自卫反击作战国际影响大，牵扯因素多。因此，必须加强武力使用的舆论、法律准备，论证和宣传我方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正义性，揭露和攻击敌对一方使用武力的非法性、非正义性，力争使我方“得道多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