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不仅是新中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同时在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也是高明的实践者。陈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在全中国取得胜利，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一客观实际出发，没有拘泥于苏联无偿地将资产阶级全部财产国有化的现成经验，而是科学地、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团结、业务上使用、思想上改造的思想，扩大统一战线，这些思想构成了陈云统战思想的主体内容。陈云的统战思想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照顾同盟者利益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对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认识，增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具有深刻启迪和现实意义。

　　一、团结、使用和改造旧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陈云对关系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知识分子问题十分重视，尤其是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期间，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多次论及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思想，有助于中共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知识分子问题、正确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并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同时，还充实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陈云指出，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

　　早在1939年12月，陈云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批评了以往有的地方存在着对于知识分子不敢放手使用、某些老干部排挤知识分子的现象，认为这种错误倾向产生的原因是他们不懂得知识分子的重要，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陈云指出，事实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愿意为工农阶级服务的，是要革命的，而且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1]因此，中共中央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把知识分子这个力量吸收进来，在抗战工作中，在革命事业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2]这就告诉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无论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还是搞武装斗争，还是搞政权建设，都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同时，知识分子往往能够为先进阶级提供思想家、理论家、宣传家、组织家乃至革命领袖。陈云迫切地指出：“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3]

　　由上述思想可见，对于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陈云阐述精辟，认识深刻，给予了充分肯定。

　　第二、陈云指出，知识分子是“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

　　1948年8月，陈云在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中明确指出：“工人是企业中基本的生产力量，但职员也是企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门家，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4]此后，1949年11月，陈云在《新老干部要团结》的讲话中又强调：“没有工人是不成的，但是离开了技术人员，生产同样搞不好。”[5]并进一步高度评价说，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6]因此，陈云提出，为了提高生产力，改造企业，必须使体力劳动的工人和脑力劳动的职员合作，发挥两者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同时，陈云还提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应享有工人一样的待遇，对他们要广泛团结，充分使用，给予优待。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都应安排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予必要的和可能的优待，使他们发挥专长，为人民服务。对于能与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观念，克服困难，努力创造的技术人员，应该给予奖励。

　　陈云强调，要向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宣传和落实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必须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消除疑虑和戒心，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他还指出：这些知识分子的“专门技能或业务管理知识，无论目前和将来，对经济建设和人民企业都是需要的，我们许多共产党员还必须用心向他们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7]

　　第三、陈云指出，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和作风的改造，这种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

　　对于成长于旧社会并原来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的旧有知识分子，他们不可避免的会存在着多方面的弱点。比如，他们中的很多人过去受过英美资产阶级的教育，有些人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盲目崇拜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少技术人员自命清高，认为政治是吹牛，只有技术才是为社会服务的；许多知识分子看不起工人等。由此，陈云指出，为适应经济建设及企业发展的需要，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和作风的改造及培养提高。要使广大知识分子认识到，过去企业属于官僚资本家，现在企业属于人民大众，劳动是为了人民大众，也是为了自己；在旧社会中，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毫无充分发展的机会，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则有无限发展的前途；在人民企业中，一切劳动者都是企业的主人翁，不应也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压迫的方法来管理，而必须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方法来管理。

　　陈云还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种思想和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的处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也需要工人与职员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8]同时，陈云还明确指出，“绝大多数技术人员是愿意为人民服务，愿意改造思想的，有许多人将来还可以成为共产党员。我们应该使用他们，不能搞关门主义。”[9]

　　陈云关于团结、使用和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对于新中国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正确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新旧中国的历史见证了，正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获得空前提高，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广大知识分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正确使用和改造资方人员开展经济工作

　　建国初期，陈云由东北调任中央主持财政经济工作。从1954年开始，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直接主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中心工作上。在此期间，陈云对于如何尽人所长较快地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要使用资方人员》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在系统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的同时，依据上述资方人员的状况和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如何正确认识对资方人员的改造和利用，以充分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积极性的思想。这些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陈云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才智是社会的财富，对他们要量才使用、合理安排。

　　陈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需要一大批技术精，经验丰富、善于管理的经济技术人才。而新中国建立后的初期阶段，由党培养出的各方面专业人才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日益蓬勃发展的需要。而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知识分子较多、文化程度较高的一个阶级，“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国家需要这些懂技术懂业务的人”[10]。因此，陈云主张对这些民族工商业者，在政治上继续团结他们，不能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并应在工作上量才使用、合理安排。资本家凭借他们的特殊才能，仍然可以当经理、厂长、董事长，经营企业；技术管理人员可以“担任实际业务”，指挥生产第一线。在安排的原则上，陈云指出要注意两点：（一）职务的高低，将根据每个人的技术、经验、能力作适当安排，尽可能安排得合理，（二）职务的安排要视资方人员的工作态度和积极性而定。“一般说来，对国家对人民贡献的大小与职务的高低应当成正比，低了应该纠正”[11]。具体做法是：已经改组了的工厂、商店，“资方人员原担任经理的，绝大部分现在仍担任经理或副经理”；已经组织了专业公司的，“吸收了一部分资方人员担任领导工作”；没有正式组织专业公司的，“也吸收了一些资方人员参加筹备工作”[12]。这种适合当时国情的安排原则和方法，消除了资方人员政治上的某些疑虑，稳定了工作情绪，有利于调动民族资本家工作的积极性。

　　对于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公私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代表的合作共事关系问题，陈云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关联到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关联到能否发挥资方人员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能否有效地把资方人员改造成为劳动者的重要问题”[13]。为解决这一重要问题，陈云认为应当从两方面入手：（1）对于资方人员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凡属合理的部分，不但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应该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在国营企业中也应充分加以运用”[14]；（2）要经常总结双方共事经验，并根据这些经验，“逐步地定出公私双方共事的制度和办法”[15]。上级业务部门规定的业务方针、政策和办法，“应该使企业中公私双方有关的管理人员，都能熟悉”[16]，并尽可能地尊重私方代表提出的意见。

　　陈云从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与工农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前提出发，所提出的上述给予资方人员适当安排、量才使用的思想，无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