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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县,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介于巴蜀之交、成渝之间,是重庆直辖市的一个属县。这里自古以来土沃物阜,大丰大足,素有“大足坝”、“大足川”之美称。境内有举世闻名的大足石刻艺术宝窟,如今正在申报列入世界人类珍贵文化遗产。因此,新编《大足县志》的出版,格外令人注目。
大足历史文化悠久,其县制始建于唐代乾元初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以往,明代、清代,以至民国时期都曾编修过《大足县志》,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历史资料。本届新编《大足县志》是从本世纪80年代初开始编修的,历经15个春秋,终于1996年12月由方志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有141万字,系统地记述了大足县自始建以来至1985年自然和社会的文明史。
大足县县长陈怀文在本志序言中盛赞新编《大足县志》是“本县第一部具有科学性、思想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地情文献著述”,“它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大足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突出地方和时代特色,为宣传大足、建设大足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全县人民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必将有益于当代,惠及后世。”我认真地阅读了这部厚重的志书,深感此言之确凿。在1997年全国地方志评奖中,新编《大足县志》得到评委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荣获一等奖。的确,新编《大足县志》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优点和长处,而其资料的翔实性和可贵的著述性则尤其令人赞赏。
丰富而翔实的地情资料地方志作为一种“国情书”和“地情书”,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能够提供有关地方的科学资料。所以,志书资料的丰富翔实与否,乃是衡量一部志书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当我通读了这部141万字的新编《大足县志》之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部新县志所提供的地情资料确实是丰富而翔实的。
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代新方志,当然是以记述近现代史事为重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它也应该贯通古今,明古而知今,这也是确定无疑的。然而,我以往所读过的有些志书,在这一点上,不是思想不够明确,片面理解“厚今薄古”的原则,一味削减古资料,就是在搜集古代资料和民国资料时遇到一些困难而止步不前。以至不少志书在资料上不能贯通古今,理清各种事物的发展脉络。而《大足县志》则不同凡响,显然在挖掘古代史料和民国史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们充分利用历代国史、一统志、地志、明清四川总(通)志、重庆府志、合州志、本县和邻县县志,以及其他各种史志书籍,充分挖掘有关大足的历史资料。同时又大力采集民间资料、考古资料及近现代文献资料,发掘可供入志的各种有价值的资料。
在记述上尽力上溯事物之发端,理清发展的脉络,确实做到“纵不断线”。在志书记述中,凡涉及古代和民国时期的纵述单元,都搜集到相应的历史资料。
例如:在大事记中,记载了唐代的大事11条,五代的大事4条,宋代的大事16条,元代的大事4条,明代的大事12条,清代的大事64条,民国的大事251条,共计362条,约占其大事记总篇幅的40%;在建置篇中,县沿革、县名、县治、县域的记载都从唐代始建县时开始,其基层政区的记载则从宋代开始有较详细的资料。总之,其历史资料之丰富是我近年来阅读过的许多新县志所不及的。
在自然地理篇中,记载了自宋代至今的干旱、水灾、风灾、雹灾、地震、寒潮、绵雨、虫灾及天象异常情况等98例资料;在人口篇中记载了唐代以来,县境人口的变动消长、迁移流动的资料。其中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资料尤为丰富。清初湖广移民是大足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移民活动。从康熙元年有湖广麻城官宦子弟王长富随带家丁、婢女,由宦地江西经贵州遵义、四川隆昌辗转徙至大足,定居青龙桥(今宝山乡王家坝)。康熙五年有宝顺赵氏始祖从贵州迁至大足。康熙十二年有弥陀李氏,康熙二十年有龙水覃氏始祖徙大足。康熙三十年后移民形成高潮,直至乾隆中期仍有移民徙至大足,前后经历百来年时间,对其后大足的各个方面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但以往的志书,包括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省、府、州志,都缺乏这方面的具体记载,档案及私人著述也少有涉及。新编《大足县志》从民间数十部族谱中挖掘出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资料,经过整理,成为系统的资料汇入人口篇的“人口流动”章中,弥补了这一历史空白。
在经济部类中,工业方面记载解放前旧有的行业,如小五金、制盐、酿酒、纺织、陶瓷等自唐宋以来的发展历史;采煤、冶铁、造纸等自明清以来的发展历史;炼焦、发电、机械等自民国以来的系统发展史料。在物价方面,记载了清代以来比较系统的史料,民国以来的资料尤为详细,其中有当时主要商品大米、花盐、猪肉、原酒、白糖、棉花、棉纱、桐油、红苕等的上涨倍数和解放后部分商品零售牌价升降的幅度。
对于当地一些具有重要特色和影响的事物,则更下大功夫,单独设立篇章(升格)加以着力的记述。例如:对我国石窟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享誉海内外的大足石刻,升格为篇,从大足石刻的历史、大足石窟造像群落的分布情况,到龛窟、碑刻、宣传、研究以至管理保护、旅游开发作了全方位的记述。此篇长达10万字。其中有些资料是经这次修志过程中实地考察而发现的重要资料。例如在大足历代石刻题记中,发现宋代29名石刻镌匠和明代11位石刻镌匠的姓名,并且进一步对这些匠师的籍贯、世袭、世传、造像特点等作了系统的考察。
我国古代石刻匠师留名者甚少,目前云冈、龙门等处石窟尚未发现镌匠的姓名。大足石刻中29位宋代石刻镌匠和11位明代石刻镌匠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石刻艺术和石窟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些涉及宗教和会道门方面的资料,目前许多新志书中往往记述简略,而大足县是石窟艺术宝地,唐宋以来佛教和道教兴盛,志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民国时期具有全国影响的会道门“同善社”和“明达慈善会”的总道首都是大足人,其机关也设在大足,在新编《大足县志》中也都作了必要的记载。
此外,新编《大足县志》政治部类中,“中国共产党”章中关于“县委常委会议”的记载;文化体育篇中,关于“武术”和“气功”的资料,也都是一般县志中所不多见的。
上述种种,都足以说明新编《大足县志》资料之丰富和翔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