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约270多万字的巨著———《贵州通史》。该书所记历史上起远古,下至当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反映贵州历史的专著。为该书的编写,贵州省集中了全省近百名优秀的专家学者,历时十年,数易其稿,最终成书。

　　从体例上来看,本书没有采用传统的纪传体体例,也没有采用社会发展分期的方法,而是根据贵州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将这部通史分为五个阶段进行撰述,即:从远古到元代为第一卷,作者又将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分为“史前时期”(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春秋战国至元代”两个时期。其它四卷分别是:“明代的贵州”、“清代的贵州”、“民国时期的贵州”和“当代的贵州”。

　　《贵州通史》总体上以制度的变迁、族群的演变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发展为线索展开,叙事简明扼要,脉络十分清晰。浏览本书,有三点初步的感受:

　　首先,全书在结构上有较合理的安排。贵州正式建省是在明代的永乐十一年(1413),此前的文献资料非常缺乏,把春秋战国至元代作为一个阶段来写,应属无奈之举,但又是比较恰当的办法。明代、清代、民国以及当代社会,贵州的历史发展都有较为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分别成卷理所当然。

　　其次,“通”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新中国建立以来,贵州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屡有佳作,如王燕玉的《贵州古代史》、史继忠、侯绍庄、翁家烈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但贯穿古今,系统反映贵州地方发展历史的通史性著作一直没有面世,这给人们认识贵州、了解贵州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贵州通史》的出版正好填补了此项空白。

　　第三,《贵州通史》汇集了建国以来贵州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当代贵州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谈到贵州的历史,世人往往以夜郎为开端,因为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夜郎是当时南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力量最强大的地方政权。但夜郎以前的贵州历史则语焉不详,历史的发展似乎存在一个较大的断层。《贵州通史》第一卷的第一篇“贵州高原的古人类和原始文化”充分利用近年考古发现的新成果,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复原,揭示了贵州文明的起源,使更多的人们认识到贵州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贵州是南方各民族迁徙、分化、融合的重要交汇地区,各民族发展演进的历史是贵州地方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通史》以四大族系的发展演变为主线,清晰地勾画出了贵州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源流。对于贵州地区历史上曾存在,并长期延续的多种政治制度,本书亦有较为独到的见解,这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南明政权在贵州曾存在了18年,但过去明清史研究很少涉及,《贵州通史》第二卷用较大篇幅解读了这段历史,在贵州地方史和明清史的研究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部分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统治政策或政治制度,贵州土司设置在西南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云南、四川、广西、湖南、湖北的土司问题均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但贵州土司的研究则相对欠缺。《贵州通史》就元代贵州地区土司的兴起、明代的全盛、清代的衰落做了详尽的考释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整体发展。

　　民国时期的贵州历史,以往研究也显薄弱。《贵州通史》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民国时期贵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国民党和军阀统治贵州的整个过程,弥补了过去研究的不足。

　　当代历史研究是近年国内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贵州通史·当代卷》初步勾画了贵州50年发展的历史脉络,记述了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反映出贵州当代史研究已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总之,《贵州通史》在诸多问题的研究上都颇富创见,是近年贵州地方史、民族史研究中难得的佳作,我们相信它的出版将极大地推动贵州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也将为世界认识贵州、了解贵州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者宋蜀华 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第24卷总第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