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桐梓县志》上下两册,洋洋二百数十万言,确实使我不胜感慨。

　　贵州在我国是一个深处内地的省份,一般人所知不多。对我而言,说来也实在惭愧。在大学地理系执教,至今已经四十多年。长期来读《水经注》,早就接触了柯( )、夜郎,却并不多加留意。特别是1953年受上海地图出版社之约,为该社组织的一套《地理小丛书》写过一本《民族融洽的贵州省》的小册子(1954年出版),也算查看过一些此省资料。但当我骤见这部煌煌巨构时,我的确料想不到这个我所知极少的黔北县份,竟能修得出如此一部大志。我虽然谬膺中国地方志协会的学术委员,由于志书不是我的专业,所以除了自已所在的浙江省以外,对近年来全国各地修纂的大量方志,所见实在不多。1995年去北美访问讲学,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不少公共图书馆中,获见他们收藏的许多近年出版的我国新志,这是我过去到这些国家时未曾留意的。去年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方志评比,陈列室内供评委阅读的志书,也是琳琅满目,而且都是这次修志中的精品。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这十余年来,我国各地的修志工作者,不仅辛勤耕耘,而且确为后世留下了一宗价值连城的文化财富。在开始展读《桐梓县志》以前,顷刻之间,勾起了我的这些遐想。当然,这并不涉及《桐梓县志》的内容和成就。

　　在中国历史上,或许是宋太宗第一个说出“开卷有益”这句话(《渑水燕谈灵》卷六)。对于《桐梓县志》,我恰恰也有了这种体会。这是由于此志开头的《自然环境》一卷,使我感到非常满意。这里还必须赘述几句,在这次修志之初,80年代前期出版的新志,这一卷的卷名往往作《自然地理》。《自然地理》作为卷名当然不错,但问题是卷内都加入“地质”一篇。地质学和自然地理学是两门研究对象不同的科学,怎能混为一谈? 198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全国邀请了10位专家到北京开会,评论当时修得较好浙江《萧山县志》、江西《玉山县志》、陕西《渭南县志》,并讨论一些修志中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中,我发现包括这三部志书在内的不少当时出版的新志,在《自然地理》这一卷中都包含了地质的篇章。所以我就此在会上作了发言,由于在一般县市志中,地质确无单独设卷的必要,因此我建议把包括自然地理和地质的这一卷,改卷名为《自然环境》,这样才不致有损于志书的科学性。接着我又在《中国地方志》1989年第2期发表了《地理学与地方志》一文(也收入于《陈桥驿方志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再次阐明这个问题。从此以后,新出志书大概都改用《自然环境》作为卷名。

　　不过卷名虽已改变,由于这一章的专业性极强,因此,以后的不少志杂,卷中内容仍然常常不能使人满意,有的甚至仍然与旧志中的《舆地志》相似,令人遗憾。现在,《桐梓县志》的《自然环境》卷,可以显然看出,这是出于专家之手。全卷除了第一章《地质》的地层与地质构造两节,无疑由当地地质机构供稿以外,属于自然地理学的地貌、山脉、水系、气候、土壤诸要素,也都可以肯定由地理学家所执笔。在上述自然地理要素的阐述中,不仅具有严密的科学性,而且紧紧地结合了桐梓县的地方事实。对于一个小地区(县、市)的自然地理记载,我们原来的要求,主要就是按自然地理学的科学规律,就各要素作出客观而不背离科学原理的描述(包括定性描述和计量描述)。由于自然地理学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要在这些描述中作出什么创新,事实上相当困难,而我们在方面也无所希冀。但令人欣慰的是,《桐梓县志》在这方面仍然有所创新,而绝未影响严密的科学性。在《气候》章中的《桐梓县气候综合示意图》即是一个突出的和成功的例子。在这幅精心设计的示意图中,不仅把影响桐梓气候的主要气象要素,包括气温、降水、相对湿度等,有条不紊地绘入图中,并且都与“节气”和“月分”两栏相配合,使人一目了然。此外在“初终期”一栏中,写入了“年均气温”、“年雨量”、“年积温”、“无霜期”(包括初霜和终霜)等项目。而示意图的下半幅,以“主要灾害天气”和“主要农作物主要生育期”两栏,使这个县的气候(包括异常天气)与农事作了紧密的联系。从这幅示意图进行评价,绘制者已经把自然地理学的气候学发展成为这个小地区的应用气候学,所以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创新。

　　地方志是记载地方的文献,而自然环境是每个地方的基础,地方的人文环境是在地方的自然环境中发展演变的,为此,《自然环境》这一卷的成败,关系到整部志书的其他各卷,而《桐梓县志》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卷显然是重要关键。

　　《桐梓县志》当然还有其他不少优异之处,其中包括这部志书突出的地方特色,即眼下方志界流行的词汇所谓“独家资料”。这些独家资料之中,有的确是桐梓一具所独有的,属于桐梓志书的个性,别家无法仿效,但对于桐梓却有重要的存史价值。也有的是《桐梓县志》所开创的一种修志体例,是以后其他各地的志书修纂可以取法的。前者如卷十七《桐梓系军政集团》,对桐梓来说,这确是志书必须设卷详载的史实。一个在地理上并不受人瞩目的山区县份,却在此崛起一个势力不小、影响颇大的军政集团,它不仅在一段时期中左右贵州全省,并且还涉及滇蜀。志书详细地记载了这个集团从崛起到瓦解的全过程,列述了集团中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生平简历,既写了他们翻云覆雨、割据称霸的事实,也写了他们在位时期的政绩,可称得是史家笔法。后者如卷二十二《文化》中的第十章《史志编辑》。章前有简短的无题小序:“桐梓,历来有修志优良传统,但历代修志均多有磨难坎坷,尤以新一代方志编修之难为最。故设专章以记述之。……”全章分为“机构人员”,“学术活动”、“史志著作”、“方志修纂”四节。最后一节除略述历代修志外,主要是记述这部新志的修纂过程,内容十分评尽。从这一章特别是最后一节的记载中,我们对这部上下两册的巨型志书的来之不易,有了深刻的了解。在我国历来修纂的旧志之中,常常也设置名为《序志》之类的篇章,收录旧志的序言和其他当地的修志掌故,但内容均不涉及当时所修的新志,所以《桐梓县志》有此一章,是在志书体例上的创新。眼下,也有若干县市志在出版以后,另外再编辑一种诸如《修志实录》之类的文献。但这种另起炉灶的做法,由于本身与志书分离,既浪费物力,又不易为志书收藏者和用户的获致和重视。因此,《桐梓县志》的这种体例是值得提倡的。

　　《桐梓县志》最后编制一个《索引》,虽然从国际标准来说,这个《索引》还不够详细,但是从中国方志界的现状来说,《桐梓县志》是值得赞扬的。地方志也和其他一切资料书和工具书一样,没有《索引》就会造成使用中的许多困难。早在1992年,我已经在《中国地方志》第5期发表了《地方志与索引》一文(也收入于《陈桥驿方志论集》),阐明了地方志编制《索引》的必要。现在已有不少志书编制了详细的《索引》,去年出版并在北京的评比中获得一等奖的浙江《绍兴市志》、全志六册,其中第六册即是《索引》。《索引》单独成册,这就已和国际上的文献资料接轨。关于《索引》的重要性,我为我的学生陈田耕副教授所著《地理文献检索与利用》一书(西安地图地出版社,1992年出版)所写的序言曾经引及一句外国学者的话:“检索工具没有索引很快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地方志作为一种地方信息,编纂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到用户使用的方便。现在,以浙江省为例,光盘版的地方志如《东阳市志》、《兹溪县志》等已经陆续出版。在这样的形势下,没有《索引》的志书,其结果必然要成为“一堆废纸”。这当然是历尽艰辛的编纂人员所不愿设想的结果。为此,《桐梓县志》编制《索引》之举,特别是对于当前内地省区此风尚未普遍的情况下,确实一件得风气之先的进步措施,是值得在志书修纂中尚未考虑及此的县市引起重视并加以仿效的。

　　一部两百多万字的巨编,不可能没有缺点,但总的说来,这部志书的某些缺点和不足,都是瑕不掩瑜的,《桐梓县志》无疑是一部佳志。修纂如此一部志书,真是千头万绪。事非经过不知难,一般人是不容易体会此中艰辛的。但我完全理解《史志编辑》章中所说“尤以新一代方志编修之难为最”的话。现在,志书已经问世,可以对上述“为最”一语作出补充的是:新一代的《桐梓县志》,在此县的方志史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我们为桐梓县出了这样一部佳志而鼓舞欢欣。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 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