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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部类之首设“经济综述”志(编、章),是当代方志编纂的一项改革和创新。1980年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基于上述要求,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提出《新编省志基本篇目》时,不仅纠正了传统方志“重人文、轻经济”的倾向,加大了经济专志份量(占全部专志的1/3强),而且把“经济综述”作为一个志目设在省经济专志之首,此可视为“经济综述”作为专志之始。1984年召开的全国南片县志稿评议会上,湖南省代表更提出了在县志经济编之首亦应有一个综述,以对全县的经济状况和发展作一个总的概括。1986年以后,方志界部分同仁进一步提出了要在志书经济部类各专志之首增设经济综述志(编)。
所谓“经济综述”,即对一地的经济进行宏观的综合叙述,反映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揭示经济的发展规律。但从近年出版的志书《经济综述》看,还存在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最常见的便是把综述简单化,把“经济综述”简单地理解为是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这几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活动主要指标的综合反映,缺乏对一地经济的的宏观叙述,缺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
笔者最近阅读了《天津简志·经济综述编》,认为该编在叙述夭津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从纵横两方面宏观论述天津所处的经济地位,昭示天津经济发展战略和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夕不愧为一篇综述佳作。其可供借鉴的长处,笔者印象颇深的有三点:
一、构架新级,宏观叙述夭津解放前后各历史时期经济兴衰起伏,并门明因果。
“经济综述”是个新的课题,既无前人成果以资借鉴,又无今人经验可供参考,如何做到既符合志书体例,又有综述的风格,殊非容易之事。顾名思义,经济综述贵在一个“综”字,为突出这一特点,《天津简志·经济综述编》的编者打破了其他志书在“经济综述”中简单设置社会总产值,工农业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编目的框架,不蹈袭陈规,创辟格局,开宗明义把“天津的经济地位”作为第一章,将宏观性、综合性的叙述放在全编之首,然后再按部类经济发展大势来横排门类,其编目为:
第二章宏观结构与综合效益
第一节生产资抖所有制构成
第二节社会劳动者构成
第三节三次产业构成
第四节国民经济部门构成
第五节固定资产投资构成
第六节国民收入构成
第七节综合经济效益
第三章地区间经济协作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协作内容与机构
第四章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从整个篇目框架看,形式新颖、结构创新,既反映夭津经济的宏观概貌,又充分体现了综述所包涵的内容。
编者在宏观叙述天津各个时期经济兴衰之时,并未仅仅停留在数字的罗列上,而是通过数字,对天津在某一时期的经济地位予以高度概括。例如:1868年至1937年间,天津对外贸易总值平均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10%以上,约占华北地区对外贸易总值的45一60%。1936年,由天津口岸出口的棉花金额占全国的81%。羊毛、皮革、猪鬃等产品占70%以上。由外国人开办的银行17间,资本总额4.34亿元,占外国在华银行资本总额的16%,由此得出解放前天津是“繁荣的内外贸易中心”、“是中国北方资金雄厚的金融中心”的“两个中心”的结论,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对于解放前天津经济的叙述,编者根据它的内容特点条条缕析,显得脉络清楚,一目了然;而对于解放后的叙述,为了突出诸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和制约因素,又采用了与前者回然不同的因果照应法,因而有相得益彰之妙。例如《天津简志·经济综述编》中写道:(1949年一1957年),“这个时期,政府重视发展商品经济,鼓励多种形式并存,……稳定物价,打击不法奸商,……天津经济发展较快,8年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4.7%,经济效益与上海同列全国之冠。”接着又记“……同时,开始执行限制沿海工业发展以及把北京改变为生产城市的方针”,“l958年2月,天津由中央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直辖市。1958一196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8.9%,天津仅递增5.8%”,……编者通过资料排比,体现了事物的因果关系:一是天津在解放初期,政府重视商品经济、采取了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故夭津经济曾一度辉煌,与上海并列为全国之冠;二是执行了限制沿海工业发展的方针及建制下降后,天津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产值低于全国递增水平。天津经济的曲折发展表明: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社会安定,政策、方针合乎客观经济规律,经济就有所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经济发展。
二、纵横类比,显示天津经济在全国所处地位,写出深度。
通常对于一地的经济消长,往往简单罗列或排比不同年份的数字来说明。但这种叙述过于平面呆板,缺乏生气,看不出该地在全国所处的经济位置。《天津简志·经济综述编》在数字的处理上并非简单的堆砌,而是把同一经济指标与全国或其他城市作出比较。例如:1958一196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9%,夭津递增5.8%,1957年夭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56%,上海为16.1%、北京为2.9%;1961年夭津下降为4.8%,上海和北京则分别上升到18.5%和5.3%;1958一1965年,夭津新增固定资产22.31亿元,北京新增62.62亿元;1956年全民工业企业提供税利方面,天津在全国14个大城市中居第五位。……等等,编者采取纵横类比的笔法,概括出天津在全国所处的经济地位,写出了深度。纵的方面告诉读者,1057年、一961年、1955年至1965年、天津工业总产值及其递增情况,固定资产的增长情况;横的方面告诉读者,同时期全国或其它中心城市相同经济指标的情况,这种笔法使孤立的、静止的数字“活”了起来,孰长孰消,孰进孰退,一目了然。
三、突出经济体制改革,反映时代特色。
解放几十年来,我们的各项事业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远没有充分发挥,其重要原因在于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模式。为此,从七十代末开始,我国进行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全面改革。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十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作为社会主义新方志,就要注重反映这一时代特色。但从已出版的志书看,或没有反映,或内容单薄,一带而过。而《天津简志·经济综述编》则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独立成章,全面叙述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采用定性、定量方法从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物资流通体制、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等十四个方面反映改革步骤、内容以及所取得的成效,鲜明突出了时代的特色,把握准时代的脉博。
总上所言,笔者认为《天津简志·经济综述编》是一篇成功之作,与某些志书中的“经济综述”相比,更胜一筹。
(《广西地方志》1995年 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