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艺术文化学暨艺术美学和文学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主编。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有多种著作出版。

　　阅读提示:

　　唐朝的贞观时期，是宰辅制度的典范。你要知道，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帝制社会，皇权天下独尊，有一无二，所以长期的中国帝制社会都是皇权过重。但是这个社会居然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从唐朝开始的，皇帝有话跟宰相商量，宰相可以直接讲自己的意见，皇帝不直接对外单独讲宰相不知道的意见，他对外发布的法令都是经过宰相斟酌过的。这样一种制度，是相权对皇权的一种分解，对皇权的一种再平衡，使得唐朝这个社会是一个良性的社会。因为皇权是绝对的，如果皇权没有制衡，皇帝就要犯错误。贞观时期唐太宗之所以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就是由于宰相制度起了作用。宰相制度是帝制改良的一个成功的尝试，唐朝创立了典范。但是宰相制度，除了需要有贤臣，也需要有英主。唐太宗之后，这种宰辅制度虽然存在，但是皇帝如果不是英主，问题照样多得不可收拾。

　　政治开明:唐太宗奖励不同意见

　　唐太宗李世民，真可以说是千古一帝，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开明君主，空前没有问题，绝后其实也没有问题。

　　他最重要的开明明智之处，是贞观帝号一开始，刚登上龙座，就不断跟大臣们探讨:前一代的隋朝为什么灭亡得那样快？譬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编者注)，唐太宗问宰相魏徵:什么样的君主算作明君，什么样的君主算作暗君？魏徵的回答很有意思，说君主之所以明，是由于能够兼听；君主之所以暗，是由于偏信。当着皇帝的面，直截了当地提意见，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编者注)，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帝王之业，草创和守成到底哪个难？已经是贞观十年了，唐太宗在位已经十年，还在探讨创业和守成的问题。房玄龄也是宰相，讲创业是非常难的；魏徵则说守成更难。唐太宗觉得两者说得都对。他说，房玄龄跟他一起定天下，知道创业九死一生，是很难的；而魏徵从治国的角度看，觉得守成更难，他也很佩服。这样的君主，何其明白事理呵！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编者注)，他又跟大臣们讲起打天下和守天下的难易问题。魏徵回答说，创业和守成都难。唐太宗说，一定会那么难吗？如果能够任贤能，听别人的意见，这又有什么难的呢？魏徵说，自古的帝王，在忧危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容易听别人的意见；而一旦安乐，心怀比较宽怠的时候，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以至于后来走向灭亡。你注意，已经是唐太宗在位十五年了，魏徵当面就讲这个话，讲出来难，听进去也不容易。

　　唐太宗有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跟宰相们讨论，他对这些宰相也称赞备至。他说哪些人常常提出一些意见，令他觉得非常可信，而且这些意见都非常稳妥，如果说治国有什么成就的话，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跟我一起的成功。当时以魏徵为代表的这些宰相，真是不客气，都直截了当地讲话。在这些直谏当中，魏徵是第一位的。有一次唐太宗跟魏徵说，你前后向我谏了二百多件事情，如果不是挚诚，怎么能够做到这样？他又跟别人讲，有人认为魏徵举止疏慢，礼貌不够。你们觉得他是疏慢了，可是我觉得他非常妩媚，觉得他非常可爱。

　　历史上，像唐太宗跟魏徵这样的君臣关系是很少见的。但是在唐太宗在位期间，敢于提意见、讲真心话的、能够直谏的，不止魏徵一个人，当时有一批人。比如说像薛收也是宰相，唐太宗本人武功很好，也喜欢征战，但是薛收跟他讲，这个事情不要做得太多，太多了，以皇帝之身，以为你是一种游乐。薛收提了这个意见以后，唐太宗奖给他40锭金。

　　还有一位叫孙伏伽的，提出法律方面的意见，唐太宗赐给他一个公主园，这个园值百万。有人说给得太多了，他提意见你不杀他就不错了。唐太宗讲，我继位之初，除了魏徵之外，其他人不敢进谏，我奖励他是为了鼓励大家多给我提出意见。温彦博，很有名的宰相。长安的守令姓杨，工作上出现很大的失误，唐太宗想给他死罪，但是温彦博提出，此人不应该是死罪，唐太宗于是赦他不死。还有其他很多宰辅大臣的进谏，一般唐太宗都能听得进去。你要知道唐太宗不是一般的人，他英武、聪明、智慧、有韬略，各方面都是一等的人。其实越是一等的人，越能够听意见；越是自己肚子里东西少的人，越不容易听意见，容易固执己见。

　　《贞观政要》里面有大量记载唐太宗如何纳谏，宰辅大臣如何直谏的故事。褚遂良是一位书法家，也是宰辅。有一位官员叫张玄素，令史出身，唐太宗当面问他，你是做什么的？张玄素觉得出身低微，感到羞愧，没有立刻答出来。这个时候褚遂良跟唐太宗讲，张玄素现在已经升到三品了，陛下不应该还那么细查人家的履历，这涉及个人的尊严问题。唐太宗听了褚遂良的意见，感到很后悔，意识到对大臣个人的私事和来历，不应该问得那么细。唐太宗一次议论山东人如何如何，有一位辅臣叫张行成，他说皇帝应以四海为家，不要集中议论一个地方的人物。唐太宗觉得这个话说得对，赐给他一匹马、十万钱，还有一套衣服。

　　唐太宗设宴招待韦挺、虞世南、姚思廉等辅臣，跟他们说，龙有逆鳞，皇帝亦不能例外。可是你们这些人常常来触犯我，我也没有责怪，什么原因？我是在考虑江山的危亡问题。大臣能够直谏、敢谏，原因在于唐太宗能够接受这些直谏，你讲几次不接受了，就没有人敢讲话了。只要讲了他觉得对，立刻接受，立刻自悔，立刻自责，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人，可不多呀。

　　唐太宗之所以接受群臣、宰辅的意见，是鉴于隋朝灭亡的教训。隋炀帝的特点是刚愎猜忌，史书上讲“予智自雄”，自以为聪明，结果人情瓦解，全国的盗贼蜂起他都不知道，最后亡国。这个教训唐太宗深深地记在心里。所以他经常讲，一个人的耳目有限，思想不一定周到，非得集思广益才能达到“智”。不听大家的意见，自身会招祸。历史上记载，隋炀帝拒绝听纳别人的意见，他自己讲，有谏者我当时不杀，但是到最后绝对不让他在地上，他只好到地下去。当时很有名的故事就是萧瑀对伐辽问题提出意见，隋炀帝立刻把他赶出朝廷，到地方上做一个小官。结果导致隋朝没有哪个人敢提意见。史书上记载，直到丧国亡身而不顾。隋朝的败亡，隋炀帝的倒行逆施，给李世民以深刻的教训。他说这是我所亲见，所以我恐惧审慎，一旦生活条件改变了，地位稳固了，很多人就忘了过去的苦难了，但是唐太宗不忘。

　　制度严明:宰辅制度的典范

　　当时能够进谏的大臣，除了魏徵之外，还有一批贤明的宰辅，像房玄龄，唐太宗跟他一见，好像是旧相识一样。还有杜如晦，这个人也是了不起的人，也是宰辅，唐太宗非常听他的意见。魏徵是河北巨鹿人，唐太宗发现他的才能，放在重要的位置。在李世民尚未杀他的两个兄弟的时候，魏徵就向李建成建议说，你应该早想办法，免得自己亡身。魏徵这个话，李世民后来知道了，在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以后，唐太宗跟魏徵讲，你这个话不是离间我们兄弟吗？魏徵坦诚地说，当时他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祸。他既维护唐太宗，又为当时另外一个人着想，这是伟大的胸怀。这话一出，唐太宗的不愉快就没有了，而且送以厚礼。那时魏徵还没有当宰相，拜谏议大夫。唐太宗常常说，魏徵敢于直谏，敢于“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

　　还有王珪，也是当时的宰辅，也敢于直言。唐太宗跟王珪讲，如果我有过失的话，你能够直言，我才能改呀，我们一起这样做，国家的安全和安定有何忧虑呢？当时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和王珪同知国政。有一次他们在宴会上一起吃饭，唐太宗跟王珪说，你问题看得深刻，看得又准，识鉴精通，而且善谈论。你和大家相比，谁更优秀呢？谁更贤呢？王珪讲，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之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写得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的事情，条条有理，我不如戴胄。他能讲出同僚各自所长，这就是王珪。我们很容易记住魏徵，但是跟魏徵同时的这些宰辅，一个个胸怀如此，难怪唐太宗喜欢。

　　还有虞世南，大家了解他的书法，他的长相，其貌不扬，很瘦，衣服宽大不修边幅，个性强，“志性抗烈”，所以一旦论到古代帝王的得失，他一定会讲出很多激烈的意见。但是唐太宗能够接纳。唐太宗讲，我跟虞世南商榷古今，我哪怕有一句说对了，虞世南都会感到高兴，但是我只要一句话说不对了，虞世南立刻不高兴，“未尝不怅恨”。这样的君臣关系，好像大臣处在审视的地位。唐太宗说，他诚恳如此，“朕用嘉焉”。如果大家都像虞世南这样，天下何忧不治？

　　还有一个例证，贞观二年的时候，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长到十六七岁了，绝顶美丽，当时无人能比。唐太宗的文德皇后发现此人出众，就想把她选到宫里做嫔御，伺候唐太宗。唐太宗当然也同意，事情已办得差不多，诏书都发出了。可是这个时候魏徵提了意见，他说，听说这个女孩子已经许配给陆家，如果叫她到朝廷来，有损圣德。唐太宗听后大惊，立刻说，如果人家已经有主的话，断不可以。这个时候其他几个宰相都讲，有主这件事还不够明确，现在诏书已发，就不要终止了。这样一讲，唐太宗有一点迟疑。但是魏徵讲，如果这样做了，等于把陛下跟太上皇等同了。因为李渊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个意见太厉害了。唐太宗于是另发一个手诏，说郑氏之女已受人礼聘，前日出的文书“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要求立刻停止这件事。

　　要知道魏徵这是什么样的意见呵！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漂亮绝伦，已经下诏书了，决定了，还要“朝令夕改”，何等了不起！但如果不发第二个诏书，第一个诏书就没有失效，置那女子家庭于何地？问题是还认错，说是自己的不对，有关的机构不对，这太了不起了。

　　再讲一个例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编者注)的时候，魏徵的地位相当高了，但是也有人妒忌他，说魏徵对他的亲戚过分照顾。唐太宗就让御史大夫温彦博查查有没有其事，并叫温彦博代表唐太宗跟魏徵讲，你提了我数百条意见，我都接受了，现在人家说你有这么一件事，你应该注意一点，这是小事，但是不要因为这种小事有损你的公共形象(有损“众美”)。但是过了好几天，唐太宗见到魏徵，问到底有没有不对的地方？怎么不存形迹？魏徵说，前天温彦博给他讲了这个意思，但“君臣同气，义均一体”，没有弄清是非，就存形迹，这样君臣关系不会好的，最后对国家不利。结果不是魏徵做了自我批评，而是批评魏徵的唐太宗做了自我批评。他说以前说的那些话现在越想越后悔，真是不对，你不要在乎我这个错。魏徵这个时候给唐太宗下拜，说“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唐太宗问忠臣跟良臣有什么区别？魏徵说:“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而忠臣就是“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忠臣就是拼一死，你杀了我也不怕。其实杀一个了不起的人，皇帝也有过失，所以宁做良臣，不要做忠臣。唐太宗说，你讲出这个话，我永远不敢忘国家利益了，赐给你二百匹上好的绢。

　　中国历代都有皇帝的《起居注》，有专门大臣把皇帝的言论、行动都记下来，但是唐朝有一个规定，皇帝不准看《起居注》。怎么写的你不能看，这个规矩太厉害了。虽然像唐太宗这样的英主，有时未免也想看看人家怎么写他。他跟姓朱的史官说，我还是想看看。这个史官叫朱子奢，说你要看，后来的史官就容易招祸了。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载，以后还能做吗？后来唐太宗还是未能看到记录他自己的《起居注》。后来的皇帝，也有想看的。这些史官都很讲原则，有一位史官讲，我让你看了我就失职了，如果你看的话，我以后写就会回避，不敢把真相写出来。

　　所以我有一个结论性的意见:唐朝的贞观时期，是宰辅制度的典范。你要知道，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帝制社会，皇权天下独尊，有一无二，所以长期的中国帝制社会都是皇权过重。但是这个社会居然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从唐朝开始的，皇帝有话跟宰相商量，宰相可以直接讲自己的意见，皇帝不直接对外单独讲宰相不知道的意见，他对外发布的法令都是经过宰相斟酌过的。这样一种制度，是相权对皇权的一种分解，对皇权的一种再平衡，使得唐朝这个社会是一个良性的社会。因为皇权是绝对的，如果皇权没有制衡，皇帝就要犯错误。贞观时期唐太宗之所以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就是由于宰相制度起了作用。宰相制度是帝制改良的一个成功的尝试，唐朝创立了典范。但是宰相制度，除了需要有贤臣，也需要有英主。唐太宗之后，这种宰辅制度虽然存在，但是皇帝如不是英主，问题照样多得不可收拾。

　　对外开放:“远人都有如归乐”

　　我讲《中国文化史导论》课，唐朝这一讲，以《唐朝的气象》为题。讲着讲着，自己也禁不住欣赏起这个青史无二的朝代来了。要说开放，历史上的中国，还是唐朝最开放。

　　唐朝的首都长安，是当时最繁荣开放的一个都城。纵向看历史，前后都不大容易与之为比；横向看世界，长安当时已成为全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中心。一个时代如果国内混乱，统治秩序动摇，这个时候对外来文化，一定会排斥拒绝。唐朝在强盛的时候，政治上有健全的宰相制度，敢于听取尖锐的“异见”；文化上张开双臂，接纳东西南北的各方文化使者和经济客商。王国维的《读史》诗“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远人都有如归乐，此是唐家全盛时”可为写照。

　　当时各国人士，都争相来长安观光、旅游、瞻仰。中亚的许多国家，初唐到开元年间，都有使者到长安。唐太宗时，有康国的人，献金银桃，种在皇家花园里面。开元时，又送来胡旋舞，以及跳胡旋舞的舞女。而中亚以及西域的大食国，也送来马匹等礼物。这些使者按照他们的风俗，不拜也不跪，唐太宗照样很高兴。不像清朝，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来中国，为了跪拜不跪拜，争论一个月。

　　开元天宝年间，各方来使更多了，有东罗马、拜占庭，前后五次派遣唐使来长安。南亚的天竺，就是印度，跟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南天竺、北天竺、中天竺，都有遣唐使到长安。日本的遣唐使更有名，前后达19次之多。他们有意识地观摩、汲取唐朝的文化，挑选的遣唐使都是文学、绘画以及懂经学和史学的文臣，还包括学问僧。队伍浩浩荡荡，有时几百人，最多的一次达五百人。回国以后，这些遣唐使像镀了金一样，在日本国内享有诸多荣誉。

　　当时长安还有很多外国贵族，各种原因前来，都受到唐朝政府的礼遇。他们在长安照样做官。契丹、回鹘、吐蕃，都有人供职唐朝。亚洲许多国家，像大食、波斯、安国、康国、天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不少人久居长安，并接受官职。当时迁入长安居住的外国人，史载有近万家。不少都融入中华文化之中，能诗善赋，与唐朝的著名诗人，往来相送，成为好友。有的外国贵族，在长安住久了，就娶中国的女性为妻，落地生根，以华夏为故土。西域的安国人，有李抱玉、李抱真两兄弟，是唐朝有名的良将。还有的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这个有姓名录的详细记载。有一个新罗人叫朴球，是唐朝的棋待诏，回去的时候，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写诗给他，说:“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势，船中复旧图。”说在你们那边，应该没有敌手了。

　　日本一个汉名叫晁衡的人，随日本遣唐使来留学，学成后留在长安做官，当左补阙，前后在长安住了50年，与很多中国上层人士关系密切。天宝年间他归国，王维写诗送他:“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晁衡的船遇到风险，传说晁衡可能死了，李白写诗哭悼，“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其实是误传，后来得知晁衡并没有死。可见双方友谊之深。长安的外国留学生之多，居住时间之长，有的住到20年、30年，他们的生活方式，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中日关系在唐朝是双方友好交流的关系，是异域朋友间的关系。中国的建筑风格，对日本有明显影响。中间一个有名的故事，是鉴真东渡。中国的大和尚鉴真，几次破除万险到日本，成为历史上了不起的文化大事件。日本现在还有大招提寺，完全是友谊唐风的结果。中日两国历史上也有过非常美好的时期，双方有理由不忘记并记住这段历史。

　　文化是相互影响，唐朝文化远播外域，同时也受外域文化的影响。其中西域文化影响于华夏者，可以说非常之大。直到后来我们使用的很多乐器、舞蹈、食物、生活用具等，很多都带一“胡”字，就是证明。按陈寅恪先生的考证，“狐臭”也称“胡臭”，可见西域文化之影响何等深细。野史笔记《东城老父传》，就是说当时的长安，汉人与胡人杂处，娶妻生子，致使“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而人们佩戴的首饰靴服之制，也不同往昔，至有“妖物”之称。

　　唐贞元、元和年间，长安流行胡服，所以白居易的《时世妆》诗，说当时女性是“斜红不晕赭面妆”，把面孔涂成红褐色，像歌舞伎一样。白诗又说:“元和装束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不仅面孔变了颜色，髪式也奇形怪状，堆得高崇入云，摇摇欲坠，眉毛则画作低八字形。当时的长安大街上，女性服饰之华丽，装束之妖艳怪异，可谓大唐的一大奇特景观。

　　唐朝的开放是全面的开放，是全体的繁荣，是人心的充实，是社会的喜悦。但任何社会都有盛衰的更替，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到后来牛李党争乃至宫廷内斗，唐朝的气象就黯淡下去，以致走到历史的尽头。不过，即使是衰败的晚唐，她的文化照样发出微芒，大诗人李商隐恰逢其时地出现了，杜牧出现了，轻柔细腻娇花好女般的温庭筠也出现了。只不知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该如何看这些后来者的文学挣扎。

　　(本文系刘梦溪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讲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课唐代一讲的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