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主体影响力的因素主要包括导引力、公执力、凝聚力三个方面，透过这三个维度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政府执政的软实力要素。政府在完成发展经济这个硬任务时，也要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和氛围，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软力量与政府功能的结合，正是新的历史时期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向。

　　“软实力”是20世纪末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战略分析要素，其意义在于用有别于传统的分析视角，另辟蹊径地探索一种新的实力分析框架和系统。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是这一概念的创造者，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通过让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这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它可以通过说服他人遵从或使他人同意那些能够产生预期行为的准则或制度来发挥作用。”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十分妥帖地解决了硬实力分析中所面临的种种困惑。

　　就软实力的内涵而言，百家争鸣，各家自成体系。约瑟夫·奈认为，国家的软实力有三个来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念和对外政策。国内有学者指出，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包括：“一是思想、观念、原则，既有国家政府提倡的，也有人民认同和反映的;二是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特别关注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的方面，但也与国内制度有联系;三是战略和政策，这显然是政府制定与执行的，但企业、非政府组织、民众也有配合与否的问题。”从不同角度上看，对于软实力的认识不外于一个根本范畴，就是文化性派生力量范畴。这是软实力概念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与硬实力相对应的一个基本特征。

　　软实力的功能分析

　　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和政府所拥有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欲合理地发挥其作用，就要从功能上厘清基本的定位。就软实力的功能而言，包含以下几项：

　　战略性。在现实世界中，有三种对应力量关系值得重视和思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真实战争与虚拟战争、硬实力与软实力。目前，对这三种对应力量的比较不是很多，但这三种关系却代表着一种社会潮流和战略发展趋势。成思危在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引用数据说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不明显。虚拟经济在一些发达国家能够独立运行。2000年，全球GDP规模为30万亿美元左右，虚拟经济的规模，包括股票市值、债券余额和未平仓的金融衍生品合约在内，大约是160万亿美元，两者比例为5∶1。而到了2007年，全球GDP规模达到约50万亿美元，虚拟经济规模则为800万亿美元，两者比例达到16∶1。这些数据反映出了它们发展的时代趋向和历史轨迹。真实战争和虚拟战争的关系也面临着同样的发展路径。虚拟战争的作用在实践中越来越突出，加拿大的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指出，“网络战和无人机让人……看到了一种极富吸引力的战争前景：这种战争不仅有着较低的经济成本，而且毫无危险。”

　　从目前的发展阶段上看，前两种对应关系与硬实力、软实力关系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相关性，但却存在着逻辑相关性。值得关注的划时代历史事件是冷战的形成和苏联的解体，这一历史进程把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表现得异常深刻和清晰。在硬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上苏联是超级大国，但在对外软实力上，当时的苏联没有体现出多少优势。从世界发展潮流来看，物质领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精神层面发展状况的制约与驱动，软实力的这种力量，其能量程度至今也没有完全为人们所准确估量。与虚拟经济和虚拟战争相比，那两个形态仅仅是一个历史名词，是一个时代和阶段的产物，而软实力则是具有跨时代、长周期，关乎持续与变通的更为宏大的社会基本力量，它代表的资源是社会全视域下的，是难以用一个指标或是一个体系表概括清楚的。它的比较与超越的难度都远远高于硬实力指标体系，这样看来，其战略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资源性。软实力具有的战略性功能特征决定了其资源性功能存在间接、前瞻、可持续的一些基本特点。软实力与硬实力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我认为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两种实力不能在一个历史截面上作比较，应该在一个相当的历史周期中对照。在不同的周期中，两种力量会有不同的表现力。其原因就在于软实力在对资源功能的调配上，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力度。当然，这种资源并非各种显性资源，而是在物质、经济或军事资源之外的大量具有文化属性的资源。

　　软实力具有的资源存在着对立统一性，即充分与稀缺，吸引与分散。软实力主要包括人才、组织、价值、传统等因素。就人才这个要素而言，就是硬实力所绝对依赖的。软实力资源是由历史文化等长期因素作用而成的一些资源要素，因此其作用和价值也只有在长期的发展周期中才能看出端倪，但无论怎样，这些资源都是创造硬实力的基础和条件，没有这些基础，也不会有牢固和长期的硬实力的提高。

　　合化性。软实力不仅具有间接能动作用，还具有直接作用能力，即它的社会整合与运化能力。软实力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二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社会成员的凝聚力;三是自我调整运行更新的能动力。合化性是基于软实力的文化特质而形成的判断，在文化特质中，软实力与硬实力常常交织在一起，与软实力的其他功能不同，合化性主要表现在秩序化方面的作用。

　　无论什么时期、什么阶段，秩序对于社会、政府都是至关紧要的。对于人而言，从认知行为上看，人类的行为发展有一种“涌现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一种从自然科学中得以证实的进化过程。这种“涌现的特征”是对复杂性在一个临界点处的控制，这一点与我们人文社会中的秩序有着同工之处，软实力正是在这种社会行为复杂涌现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强大的自调节力量调和社会运转，推动着社会发展。

　　软实力与政府作为

　　进入21世纪，党和政府把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上。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始终把深化新时期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环节之一。近年来，我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建设领域也呈现出了日益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仅仅靠硬指标、硬任务已经远远不能达到目的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执政科学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建设日益增强、群众工作的需求变化日益多样，这都要求党和政府的工作要多条腿走路。

　　如何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我们面对的世界已不再是大机器生产时代，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我们正在从GDP战略中走出来，向全面的社会建设阶段发展。这个阶段要求我们既要重视硬实力GDP，也要重视GDP以外的软实力。GDP战略是一种经济视域下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曾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过积极意义，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GDP崇拜的现象。但是这种发展战略到了今天需要有所调整。前一段，许宪春发表了一篇关于GDP的文章，提到了其虽意义重大，但仍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等。

　　如今我们进入了信息化社会，网络信息的普及已经把全世界联系在一起，信息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繁荣，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由于信息时代的信息流异常巨大，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会在这一巨大的信息系统下扮演信息辨析的角色。因此，信息时代处置社会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和深刻性特征。

　　主流价值的推行、危机的管理与应对、社会风险的调控、社会成员意愿的自主表达等等一系列与信息化紧密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丛生出来。社会发展不仅仅需要GDP，也需要和谐、稳定、有序，政府在完成发展经济这个硬任务时，也要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和氛围，对此，政府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和义务，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软力量与政府功能的结合，正是新的历史时期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向，这就需要全面打造政府软实力。

　　政府软实力的要素与实施

　　政府要转变职能，不仅要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和水平，也要在软实力的研究和认识上进一步下功夫。提高政府软实力，首先要对政府核心能力有清晰的认识，政府核心能力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执政理念的运用能力。中国经济研究院曾对2011年全国31个省份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即“GDP含金量”做了统计。这个“GDP含金量”就是先用GDP总量除以常住人口数量，得出人均GDP，然后用人均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即为“GDP含金量”。这份报告在对含金量进行比较后认为，有的地方GDP总量很大，人均GDP较高，而居民收入相对较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收入蛋糕中，政府分的太多，居民分的太少。尽管我们已经逐渐从GDP体系中解脱出来，但是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地方政府对执政理念的认识水平和实施态度的差异性。现阶段，社会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谁将先置的争论，在一定范围内仍将继续下去，但是对于公平的社会需求日益强烈，政府的执政模式与执政理念必须反映这种民意的存在与需求。

　　政府执政理念的树立与落实非常关键。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已经为各级政府树立了总体上的执政理念。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落实，政府要为百姓创造幸福的环境，这种理念不仅仅是中央层次的，各级政府都必须树立一个明确、科学的执政理念，而不是仅把落实中央精神作为口号喊出来。在理念的树立上要把务虚与务实有机结合起来。

　　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力。与硬实力在土地、资金、技术、能源等方面的配置能力不同。政府的软实力在资源配置上有其独到的优势所在，这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元素是构建配置能力的基础。

　　第一个元素是文化形态。一个政府要做出特色、做出水平，必须要了解和挖掘本地区的文化形态和特色。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深层次的瓶颈，现在越来越显露出来，就是各地的发展同质化趋势严重。在经济指标的压力下，建房、修路、招商、引资成了所有地区的一致行动，尽管这样使各个地区都很快发展起来，但是属于这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和文明也在随之流失。中国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源流纵横，这一点与当下文化的一体化、同质化是根本不同的，中国文化既强调共性，即同，又强调个性，即异。同与异的共享，才创造了这种文化的灿烂。提升政府的软实力，首要的一点就是要重视文化的背景，使文化的“流”与“源”争相竞彩。

　　第二个元素是教育发展的方式。教育如何发展，如何为国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如何改进当前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其实，教育的发展需要着重解决的是教育成什么样的人，用怎样的方式教育人的问题。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是当前一个突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元素是组织协调。政府的组织能力是其重要的能力之一，效果是企业、个人、社会组织无法企及的。政府在人才的引进、管理与调配上具有很强的政策延展能力。从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组织协调中还有一个内容就是组织运行模式。政府软实力资源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组织运行模式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运行模式是我国各级组织所掌控的最具有显性效力的运行模式，在这一传统模式下，运行成本低，社会效率高。但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也要不断丰富发展其它模式，开创民主性、公开性更强的组织模式，共同形成新的更现代化的组织模式与组织体系。

　　第四个元素就是舆论监督。在中国，主流媒体的舆论阵地掌控在党和政府手中，因此，舆论监督的责任与优势是别的社会团体、个人所望尘莫及的。政府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既要有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精确制导，也要充分发挥舆论的社会监督作用，发挥其社会净化能力。舆论的监督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监督要体现实事求是、公平正义，起到服务社会、凝聚人心的作用，这种作用正是政府软实力，也就是政府凝聚力的一种表现和现实需要。

　　风险的管理控制能力。在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政府面对的社会主体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出现的不同社会现象以及社会矛盾，都极易引发各类社会冲突。对于政府面临的风险，必须建立一个比较系统的风险研判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础是对风险的分类以及管理风险的手段。风险管理的基本任务是找准各类风险的风险源，识别风险区，掌控风险带，围解风险点。

　　从机制上看，当前的风险控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种管理属于“应激性管理”，主要是以应急机制和社会的区域化管理为主体，比如有些地区实施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以及各级政府现在都在建设的应急反应体系。这些管理模式总体都是政府强力主导的风险防范系统，其效应在于这种主导力量发挥能动性的程度，而群众的主动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群众心理承受力、意愿力等没有得到很好地表达。

　　执政环境的完善能力。政府对社会环境有着引导和净化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是一种文化环境的倡导者、践行者、受用者。这种能力包括执政环境理论认同度、执政环境的包容度、执政环境的优化能力、监督执政者群体的社会效力等因素。

　　执政主体的社会影响能力。近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政府软实力的研究日益加强，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探讨，就是研究体系的指标认定问题。在这方面，很多专家学者直接引进了一个西方社会的评价指标—政府公信力。就这个指标本身而言，作为理论研究并无问题，但是其社会背景是在西方政治体制框架下形成的一种测度工具和手段。政府公信力高代表政府受欢迎，选民的支持率就会提高，政府就会被认可。

　　而在中国，把政府公信力作为软实力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商榷，更有甚者居然还有人推广诚信政府建设，如果一个政府的诚信还需要建设的话，一个政府的公共信任还需要测度的话，这个政府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如果测度结果低意味着什么?如果测度不客观、不公正又意味着什么?对中国各级政府而言，把公信力改为公执力更好，公共执行力这样一种客观性强一些指标会更好些。

　　公执力意为公共权力的执行力，可以涵盖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决策能力、应变能力与社会协商能力等，这样在内涵和外延的界限上就更清楚明确了，其管理内涵也就凸显出来了，这才是我们加强软实力建设的目的所在。执政主体影响力的因素主要包括导引力、公执力、凝聚力三个方面，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政府执政的软实力要素。

　　（作者：北京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