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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美国19日发表2012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对全球约20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评估。报告涉华部分共160页，内容涵盖中国政治、民主、司法、宗教、民族乃至互联网等方方面面。可以看出，当代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以“人权”为筹码实现其既定的外交政策目标，这种价值取向在美国的白人文化中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想插手，充当世界警察，以“世界人权法官”自居，而自己却常常是违法者，无论是轰炸南联盟或是伊拉克战争，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丑态昭然若揭。

　　人权外交，是一个国际政治关系的概念，美国人戴维·D·纽瑟姆在其1966年出版的著作《人权外交》中首次使用这一概念。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于其政治目的和霸权主义的需要，奉行的以“人权”作为建立和发展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外交政策。人权外交是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其中心思想是，以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将对别国人权状况的判断作为是否与其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标准，并尽力向别国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

　　人权外交是美国政府的一项长期国策。它是指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以维护人权为借口，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强制推行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一项重要政策。那么，美国的人权外交有怎样的历史渊源？

　　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 通过《独立宣言》

　　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胜利，十三个殖民地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建立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这是美国人民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开始。在战争中通过的《独立宣言》，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1787年宪法确立了以三权分立为基本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就为美国人权提供了基本保障，也为美国以此为蓝本评判人权提供了依据。

　　此后的一百多年里，由于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整体的滞后性，其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及其有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领域内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为美国走向世界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发展带来了机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创造了一次发展经济、走向世界的机会。美国总统威尔逊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提出了关于世界和平的十四点建议。这是美国确立世界主义外交的开始，也是美国企图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宰其他国家、干预别国内政、领导世界的开始。美国政府第一次打出了“人权”外交旗帜，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与列强的竞争中，弥补其政治和军事的不足。

　　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美国提供了一次发展经济、增强政治实力、壮大军事力量的机会。1941年1月6日，在战争的紧要关头，罗斯福在向国会提出的关于《租借法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是粉碎军国主义，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建立人人享有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意见、宗教信仰、免于恐怖、免于匮乏的自由。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的《租借法案》中规定的“四大自由”，已经表明了美国把人权问题渗透到外交政策中去。

　　卡特政府明确提出人权外交

　　进入70年代，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都受到严重挑战：世界五大政治中心的形成，欧洲和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军事力量的急剧壮大，国内经济长期滞涨，发展缓慢。在这种背景下，卡特政府提出了“人权外交”政策，在1977年的就职演说中，他说：“对美国来说，最崇高和最有雄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立一个真正人道的正义和和平的世界。”

　　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范围广泛，除了“保证人人不受贫穷、饥饿、疾病和政府压迫的权利”外，还包括增强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吸引力”，改善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形象等。诚然，人权外交相对于赤裸裸的武力干涉是隐蔽的，也是注重策略和方法的。从此时起，美国历届政府都挥舞着人权的旗帜，利用“美国之音”等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和兜售其价值观和人权观，似乎有了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就有了一切，以此来欺骗世界舆论。

　　1981年，里根政府发表的“人权备忘录”中就曾公开提出人权应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标准。对同一制度的不同国家，对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会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在同一个问题上，对自己、对友好国家、对敌对国家会有截然不同的要求。所以从美国“人权外交”的整体来讲，其人权标准是多重性的。事实上是一个问题一个标准，一件事情一种态度，一个国家一个对待，根本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是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标准。

　　这种以多重性为特征的利己主义人权标准，本质在于一切为了美国的利益，用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的话说，“树立美国理想主义的榜样”是为了“扩大美国的影响，促进美国的全球利益。”为了实现一己之私，可以不择手段。完全是口头上的“人权”，实际上损人利己。

　　美国“人权外交”中人权并非国际公认的人权，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人权。这种人权主要限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根本不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美国《权利法案》就完全排除了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是最紧迫的人权问题。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连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没有，还能谈得上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吗？

　　美国的“人权外交”，实际上是要剥夺和取消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使他们永远处于贫穷、落后的无权状况，这就不能不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

　　通过以上对美国“人权外交”的渊源和标准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美国“人权外交”的实质就是为实现其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妄图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新秩序，就是霸权主义。

　　人权外交是强权政治在外交领域的表现，这种外交政策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它没有把自己和其他国家看成是平等的主权国家，而是把自己作为其他主权国家的领导者和主宰者，凌驾于别的国家主权之上。它追求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把美国式的所谓“民主制度”强加给别国，企图实现以美国为领袖的世界。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随着冷战的结束，呈现出一超多强的状况，美国政府动辄以人权卫士自居，以人权、安全和反恐为借口，对主权国家的内政进行干预，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这严重地影响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的实质是其推行世界霸权，干涉别国内政，实现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工具。

　　在美国发动的一轮又一轮的人权攻势中，所谓的计划生育问题、西藏问题是其攻击的重点，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则成了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发动攻势的主要阵地。

　　1987年9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欢迎达赖访美。1991年3月，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开始向中国西藏地区传送藏语节目，宣传美国的人权价值观念。在美国发表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对于中国的西藏问题横加指责等等。不难看出，美国不断提出的所谓的西藏问题，主要是着眼于希望利用西藏问题来分裂中国。如果能够使西藏独立，肢解中国，那就再好不过了。

　　关于西藏问题，《人民日报》曾发表过《“西藏问题”是什么问题》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西藏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一个关系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问题。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不仅和全国人民一样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广泛权利，还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自治权利。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西藏人口也大大增加，文化和语言受到保护，藏传佛教受到尊重。

　　为什么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百般刁难？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分析，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对立。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现实威胁，时刻准备着消灭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而建立资本主义的中国。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霸权国家，为了维护其霸主地位，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想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而这种愿望也已经在很多方面付诸实际行动了。在各种手段当中，人权问题是一个方便的而且也可以拿到桌面上讨论的少数问题之一。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