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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初期至今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中，在以Werner Jaeger、George Holland Sabine为代表的发展论和以David Keyt、Fred D.Miller等为代表的分析论之外，一个重要理论视角是以列奥·施特劳斯及其弟子为代表的隐微论。

　　施特劳斯 倡导思想史家认真对待隐微写作技艺对思想史研究的意义，通过“字里行间的阅读”来解读那些经由“字里行间地写作”而成的作品，以寻找作者的真实意图和教 诲。在隐微论的视角下，《政治学》文本结构中的表面矛盾、冲突被认为有可能暗示出亚氏的真实意图和教诲，是需要认真对待与阐释的对象。虽然施特劳斯本人解读的古典作品主要集中于柏拉图和色诺芬，具体研究《政治学》的工作主要由弟子承担，但后者对《政治学》的理解大都基于施特劳斯《城邦与人》(The City and Man)中“亚里士多德”一章。在该章中，施特劳斯把亚氏视为政治学(politikê)的创始人。

　　哲学的上升与下降

　　施特劳斯对《政治学》的考察立足于苏格拉底奠基的古典政治哲学背景。 他认为，在古典传统中，哲学是人之灵魂结构中最高部分，即理性的沉思活动，它把追求真理或知识作为唯一目的。在柏拉图的《王制》(即《理想国》)中，作为 哲人的苏格拉底，力图通过与他人对话的辩证法，从人们持有的意见上升到作为绝对知识的“理念”(eidos)，从晦暗不明的洞穴上升到光明的理念世界，因 而苏格拉底哲学的特征是向上的超越性。同样在《王制》中，为了反对智者的习俗主义，苏格拉底以作为哲学探究对象的自然为基础，创建了一个由哲人王统治的最 佳城邦，它在护卫者间实行共产、共妻、共子等制度，由被排除在城邦政治活动之外的生产者提供生存必需品，严格划分城邦等级制度。诚如西塞罗所言，苏格拉底 让哲学转向城邦，探讨人类事务，创立了政治哲学。

　　但在《政治学》第2卷中，苏格拉底的城邦构想及其政治哲学则受到了亚氏的批评。在施特劳斯看来，第2卷对于考察亚氏在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的位置非常重要。施特劳斯认为，亚氏对希朴达摩怪异着装与举止的描述提示出，希朴达摩以数学方式设计 的理想城邦方案如同其人一样是怪异的，因为他本人连同他的方案都是远离日常生活常识的。尽管希朴达摩早于苏格拉底运用哲学去探究以自然为基础的最佳政治秩序，但他对城邦政治事物本身却一无所知，他的方案很可能会给城邦政治生活带来更多混乱。在施特劳斯看来，并不是希朴达摩而是苏格拉底创建了政治哲学，因为 是苏格拉底首先把哲学转向探究“常识”。但是，由于苏格拉底力图寻找绝对的、不变的自然正义，他的政治哲学必然具有向上的超越特征，而且即便是苏格拉底这 样智慧的哲人也难以把握绝对的、不变的自然正义，因而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难以维护政治领域的相对封闭、独立性，进而难以建立用以指导政治生活的独立的政 治学。亚氏对苏格拉底过于寻求城邦同一性做法的大量批评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亚氏在批评苏格拉底的城邦构想时，却隐匿了其中最为重要的有关哲人王的观点。 施特劳斯认为，如果考虑到苏格拉底及其他前人的最佳政体学说对人们产生的诱惑，亚氏此举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批评前人最佳政体学说确立自己的政治学的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隐匿哲人王来维护哲学以及哲人在城邦中的地位。

　　总体上，相比于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向上特征，亚氏在赋予追求绝对知识的哲学沉思活动以高贵地位之时，悬置了这一追求，进而让政治哲学下降到城邦政治生活，以指引现实的政治家与立法者把最佳政体作为实践的标准和方向而并不是实践方案。“与柏拉图的宇宙论不同，亚氏的宇宙论可以同对最佳政治秩序的追求无限分离。亚氏的哲学思考不再像苏格拉底的哲学思考那样，具有以同等程度、 同样方式的向上特征。”亚氏政治学的任务不再像苏格拉底那样单纯是对最佳政体的追求，而是在保留对习俗性的城邦政治世界的尊重的同时，教育政治家和立法者，并指导他们的政治实践。

　　施特劳斯认为，“亚氏之所以是政治学的创始人，就在于他是道德德性的发现者。”面对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亚氏对城邦政治世界的维护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赋予道德德性、贤人和德性生活在城邦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实现的。然而，在亚氏的政治学中，哲学对绝对知识的追求、政治哲学对最佳政治秩序的追求并没有被取消。哲学的沉思活动成为一种高贵或幸福的生活方式，以指引贤人超越城邦，而政治哲学对 符合自然的最佳政体的建构则成为政治家和立法者的实践方向。同时，亚氏的实践智慧仍旧需要依赖理论智慧对自然的探究，贤人仍旧会在接受教育时以及闲暇的文 化活动中受到哲学的影响。由此，城邦政治世界作为洞穴虽然被墙壁与洞穴外的理念世界、太阳光明隔离开来，但它们之间仍旧是相通的，城邦政治世界既对“整全”封闭，又对之开放。

　　哲人与城邦

　　施特劳斯对《政治学》第2卷以及其余部分 的阐释虽然比较简短，但后来成为施特劳斯追随者在注疏《政治学》时获取灵感的基本来源。在施特劳斯的弟子中，尼柯尔斯(Mary Nichols)和戴维斯(Michael Davis)对《政治学》做过系统研究。前者的作品是《政治家与公民》(Statesmanship and Citizenship)，后者的作品是《哲学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hilosophy)。尽管在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哲学与城邦的关系、道德德性的自主性、哲学生活在城邦中的位置”之上，尼柯尔斯与戴维斯有着相当不同 的看法，但是他们都注意到了同样的细节，如政治探究的“第一个开端”(1260b35-36)、对《王制》中有关哲人王观点的隐匿以及希朴达摩的怪异着装与举止等。

　　尼柯尔斯和戴维斯都认为，在第2卷中，亚氏通过评论前人的最佳政体学说、享有盛誉的现实政体和前辈立法者确立了政治学的地位。尼柯尔斯认为，亚氏试图弥合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在哲学面前为政治辩护，在政治面前为哲学辩护，进而把哲学容纳进城邦。而戴维斯认为，对政治与哲学 关系的讨论构成《政治学》的基本线索，而亚氏则在表明两者之间亲和性关系之中，把哲学作为最佳政体的典范。尼柯尔斯认为，在对苏格拉底、希朴达摩的批评 中，亚氏凸显出脱离政治的哲学所带来的错误，在对享有盛誉的现实城邦政体的批评中则表明脱离哲学的政治所导致的偏离，而对前辈立法者的考察则表明，哲学与 政治可以通过政治家与立法者实现良好的合作，用政治来丰富与限制哲学的抽象性，同时用对政治的偶在性、复杂性有所领悟的哲学来引导政治。尽管戴维斯认为亚氏在批评苏格拉底、希朴达摩等最佳政体学说时表明哲学的政治性，在批评享有盛誉的现实政体时又表明政治的哲学性，但他仍旧坚持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认为亚氏所确立的政治学恰恰就是“在政治秩序之中”而非像希朴达摩那样“在政治秩序之外”对这一冲突的领悟，而第2卷就是通过“使哲学政治化”，以理解政治的 哲学来警醒城邦。虽然两人在诸多方面有具体差异，但这些差异都可以统一在施特劳斯关于亚氏政治学奠基意义的宗旨之下，即在维护城邦政治世界时又为哲学在城 邦中的地位作出了辩护，在保证城邦政治世界相对封闭性的同时，又使之向“整全”开放。

　　施特劳斯学派的长处在于重视理解作者的意图、问题意识与基本思想处境，通过把握文本的细节与微妙之处，尝试把经典文本变成具有生命力的思想。但是，施特劳斯的弟子在注疏经典时较为缺少施特劳斯本人的节制与清醒，时常会因过度诠释文本细节陷入臆测，而且他们忽略主流学界的观念与方法，渐有走向封闭、教条的趋向。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