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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笔者采访了美国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政治学系主任、著名左翼学者理查德·马修斯（Richard Matthews）教授，就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理论潮流和市场型社会等话题与他进行了交流。

　　1 政治理念对革命的发生有深远影响

　　李海默：您认为对于美国建国这段时期的历程，我们能学到的最宝贵的政治理论方面的教训是什么？

　　理查德·马修斯：在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以前，北美13个殖民地对英国统治的不满已经潜滋暗长。一个偶然的机会，洛克的《政府论次讲》为殖民地的人们提供了发动一场对抗暴政的合法革命所需的理论武器。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了重要位置，而旧政权的相关理念则从殖民思想里缓缓地蒸发殆尽。当北美独立战争完成时，至少在表面上，美国国内不存在哪一种替代性意识形态可以去挑战市场自由主义的兴盛发达。

　　当战争结束，来自英国报复的危险降低，这个邦联架构的不完满之处就越发明显。由于缺乏独立、强制性的力量，越来越多的精英分子认为政府的力量不足以阻挡各州要求更多独立性的趋势。于是麦迪逊、汉密尔顿、华盛顿等人开始思考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式的政府。1787年7月谢司叛乱（Shay’s Rebellion）爆发，制宪者们将其视为一种缺乏规训的任性民主日益兴起的集中体现，同时还从更高的层面将其视为对财产安全的威胁。

　　宪法确立了一种建基于自由原则上的共和政府的新形式。慢慢地，经过数十年，它逐渐成为一种民主政府的形式，我们不应忘记，最初的立国原则是一个共和国家。只有众议院才是由人民中的一部分直接选举出的，所以很显然政府的主体权力构成是间接性的。但在1800年，除了3个州以外，其余州都是只有握有财产或者纳有赋税的白人男性才有资格去投票；530万美国人中大约只有50万人能够投票。这并非偶然，而是设计使然。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条经验：政治理念，而非仅仅是经济上的因素，对于革命的发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另一条是：从殖民地到独立共和国，再到自由民主国家的转型要花很长时间。如果我们想象这样深刻的变革在一国之内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那将是非常傲慢与自大的看法。

　　2 麦迪逊：政府本身是人性的最大反映

　　李海默：您对在麦迪逊（1751—1836）与杰斐逊（1743—1826）的学说框架与智识遗产之间存在的关键一致性与潜在歧异性，有何看法？

　　理查德·马修斯：杰斐逊和麦迪逊有着相当不同的政治哲学理念。他们两人都没有留下非常体系性的政治理念论说。也许观察他们二人哲学取向上不同的最好途径是，聚焦于那独特的“关键性时刻”，并将这一时刻视为他们学说系统的中心。

　　麦迪逊倾向于将人类个体视为富于理性、小心谨慎的生物，他们不可避免地加入到被他称为“派系”的群体中，而一旦这种融入发生了，人的理性就很有可能沦为激情的牺牲品。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5篇中他写道：“就算每位雅典市民都成为一个苏格拉底，每一个雅典的民众集会都仍将是一群暴民的组合。”在他的观念中，派系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而政府的工作就是控管它们带来的消极作用。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必须被设计为能够与一套独特的文化与经济结构和谐共存。地理空间与经济结构将促使不同的派系彼此互相竞争，并在不同经济、政治与宗教力量彼此的制衡中逐步迈向平衡。相近地，中央政府自身也是建基于不同政治抱负彼此间的相互制约抵消之上。就如《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所描述的那样：“何为政府？政府本身就是人性最大的反映。如果人们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正是从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格言中，我为我的一本旧作取名为《如果人们都是天使：麦迪逊与有关理性的无情帝国》（If Men Were Angels: James Madison and the Heartless Empire of Reason, Kansas, 1995）。

　　麦迪逊呼吁采取额外的、辅助的预防性措施去巩固政府，并将这些措施结合在一起，致力于营造一个系统。整个系统被设计为习惯说不。如果一个法案要获得通过，在立法程序的许多环节都需要妥协。最后，麦迪逊特别关切一个特殊的派系，即无产男性阶层的崛起。当他认识到只能短暂而非永久地推迟他们的投票权时，他选择赋予这个群体一定程度的民主参与权。

　　3 杰斐逊：不断革命

　　李海默：如您所说，将人类个体视为富于理性、小心谨慎的生物是麦迪逊学说系统的中心，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杰斐逊学说系统的中心？

　　理查德·马修斯：当麦迪逊致力于以1787年宪法取代原有的《邦联条例》时，杰斐逊正在法国接替本杰明·富兰克林出任美国驻法公使。他近距离地观察了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并投身到欧洲大陆正在进行的政治辩论中。简要而言，杰斐逊信仰了“不断革命论”。

　　杰斐逊在法国任职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一幅鲜活而又消极的图景，这图景正是他所不希望的美国可能将要走入的未来——一个阶级分裂的国家，大量的个人既没有经济自由，也缺乏政治自由。正是基于这个目的，他的理论呼吁创造一个由小业主构成的单一阶级的社会，其中所有的个人都有足够的财产去维系他们自身的生计。如果他们愿意，在为别人工作的同时能够免于经济上的剥削。

　　杰斐逊呼吁给予白人男性以普遍的投票权。杰斐逊最激进的观念就是虽然自然财产权并不存在于每个个体中，但它却在每一代际中真切存在着。关于这一概念的细节可以在我的《杰斐逊的激进政治学：一种修正主义的看法》（Radical Politics of Thomas Jefferson: A Revisionist View, Kansas, 1984）中找到。杰斐逊致力于寻求一种机制，使得革命得以制度化，使其真正永恒。他希望借此使得政治体系保有美德与民主化。

　　美国的爱国者们常常向杰斐逊在《独立宣言》开场白中所作的精彩陈述屈膝致敬，但杰斐逊的观念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是陌生与被忽视的。同时，麦迪逊所主导的宪法体系仍然占统治地位。尽管晚近以来，这个体系在运作中无法做到各方之间的相互妥协，而看起来就像是接近崩盘。美国人仍然不时援引《独立宣言》，但他们却是按《联邦党人文集》生活的。

　　4 麦佛格森：深刻批判市场型社会

　　李海默：您曾师从于北美著名政治理论学者C.B.麦佛格森（C. B. Macpherson）教授，请您谈谈他的研究。

　　理查德·马修斯： 麦佛格森教授是市场型社会最深刻的批评者之一。他最知名的著作是《所有权个体主义（或译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The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1962）。

　　麦佛格森同时也是一位民主理论的高产学者，他的著作《民主理论文集》（Democratic Theory: Essay in Retrieval, Oxford ,1973）是一系列精彩论文的汇集。在《关于民主的非市场理论的问题》一文中，麦佛格森认为，经济如今控制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更应将这种情况理解为一种市场型社会而不仅是一种市场型经济。

　　麦佛格森此书也包含了论弗里德曼与罗尔斯的重要论文。在《优雅的墓碑：读弗里德曼笔记》中，麦佛格森借用弗里德曼的原话批判了弗里德曼论点的内在错误。弗里德曼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可以在强制之外（或免于强制地）有效运转。在麦佛格森看来，这建立在概念的误区之上。因为自发性的行动不仅仅是需要“进入任何交易的自由，同时也需要不进入任何交易的自由”。他批评弗里德曼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市场必然会对那些成功积累大量资本的人施加以强制”。他认为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代表的“不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捍卫，而是自由主义一块优雅精致的墓碑”。以一种相近的分析方式，在《修正主义者的自由主义》一文中，麦佛格森展示了为何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被应用于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会变得更为说得通。但罗尔斯的原则是为了一个阶级分化的市场型社会而构建的，麦佛格森展示了它们是如何“无法自洽”与“作为一种自由民主理论的欠缺”。

　　我以为中国当代致力于探讨自由主义、自由市场与民主的政治理论研究者们，会发现麦佛格森的作品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他也许是来自自由民主阵营的对自由主义与民主表述最为全面的批评者。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