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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别史研究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推出了一批优秀成果。2012年12月，“世界历史文化丛书”推出了《英国通史》、《法国通史》等，加上之前该丛书已出版的专门介绍德、日、意等外国历史文化的书籍，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国别史研究成果，加深了读者对各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记者日前就学界国别史的研究状况等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国别史研究有学术意义更有时代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对世界历史和现实有深入的研究和把握，加强国别史研究非常必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对记者说，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水平尚存较大差距，亟须提高。

　　针对近年区域史、全球史与国别史研究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提出，不能因追逐全球史而忽略了国别史，“因为历史不仅是文明史，也是政治史。在历史上，文明之间的彼此联系与相互影响，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控制和疆域划分同时存在”。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袁丁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国别史研究还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刘德斌说：“第一，国别史是了解一国国情的基础。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国家，我们对世界不少国家的了解还很有限，这对我国发展是不利的；第二，对邻国的国别史研究对我们了解、认识周边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中国对各国国别史研究和解读能力的深入是提升‘软实力’的一个集中体现。没有一个大国是在对世界并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

　　对各国研究投入参差不齐

　　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看来，改革开放30余年，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国别史研究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近30年，尤其是最近15年来，每一年出现的国别史研究成果甚至都能超过新中国成立最初30年的总和。”他还表示，如今，我国国别史研究的面更广了，成果的质量也提高了。

　　与突出的成绩相比，我国国别史研究的缺陷也比较明显。张顺洪说，目前我国史学界对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历史的研究较多，取得了不少成绩，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一些小国的历史则更缺乏关注。

　　钱乘旦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现在真正能称得上“在研究的国别”，集中在美、日、英等有限几个国家；对法、德、韩及南欧诸国等国家历史的研究者只有少数学者，力量薄弱；对俄罗斯史的研究者数量正在锐减；北欧地区国别史则几乎无人研究。此外，对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的研究仍以区域史研究为主。

　　刘德斌认为，21世纪以来，我国国别史研究不平衡状态进一步加剧，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和中小国家的国别史研究，处于严重的人才短缺和青黄不接的状态。究其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英语教学在我国外语教学中长期“一枝独秀”；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别史研究的学术地位远不如从前。

　　在全球视野下开展国别史研究

　　采访中，学者们表示，应从人才培养、新史料新方法的运用、国际交流等方面增强国别史研究。

　　张顺洪认为，推动国别史研究主要应做好两点：一是加强人才培养，二是改善科研条件。要立足培养高水平的科研人才，同时适当扩大世界史研究人员队伍，特别要加强培养掌握小语种和特殊语种的人才。

　　袁丁提出，在国别史研究中应注意使用新史料和新方法。近年国际上开放了很多秘密档案、资料，它们将为研究者提供更丰富的研究资料。

　　钱乘旦呼吁，有关群体应重视国别史研究，充分意识到其必要性，投入可观的人力、资金开展国别史研究，让研究者更多掌握国际学术动态，更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同时注重借鉴美、日、英等国家的研究经验，并可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

　　各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国别史研究概况

　　总体上，美、日和欧洲国家对东南亚地区的国别史研究比较重视。

　　二战前，欧洲国家占据着学术界对该地区研究的“领导者”地位，英、法、荷等殖民地宗主国对相应的殖民地国家研究很透彻，研究内容包括古代史、近现代史等，研究方法为考古与历史研究相结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是世界公认的东南亚研究大国。当时，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福布莱特基金会等投入大量资金，由15所美国大学联手从事东南亚研究，并吸引了许多欧洲学者加入。

　　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重视东南亚研究。日本学者长于东南亚国家的古史研究，其对越南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有较高水准。

　　20世纪90年代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对东南亚国别史研究较突出的新力量。

　　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