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核心提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它的客观性与中立性，其基础是公开资料（open source）。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政策，也是研究所与欧洲其他研究所的不同之处。

　　1964年，为纪念瑞典150年不间断的和平状态，瑞典时任首相塔格·埃兰德（Tage Erlander）提议建立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66年，研究所正式建立，其经费由瑞典政府提供。包括管理委员会委员在内的研究所成员来自世界各国。并且，为了更好地配合各个项目的研究和当地的学术交流，研究所还在华盛顿和北京建立了分部。

　　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影响其发展的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进行独立研究，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解决国际冲突问题的和平方式。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技术军备竞赛、军费开支、裁军、武器贸易、武器限制和减少，以及军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此外，研究所还对关键问题和时事问题及时发布报告。在今年1月17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2012年最新全球智库排名中，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名列全球第四。现在，研究所的各项研究成果已成为各国政治决策人、意见领袖、学者、新闻记者和商人使用的权威性资料来源。

　　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中国与国际和平安全项目（China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主任、高级研究员杜懋之（Mathieu Duch?覾tel），请他就研究所的相关情况做更深入的介绍。

　　公开资料是保证客观研究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一直以来都以中立、客观著称。请您谈谈研究所是如何保证其研究资料、数据和来源的准确性与客观性的。

　　杜懋之：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它的客观性与中立性，其基础是公开资料（open source）。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政策，也是研究所与欧洲其他研究所的不同之处。研究所所有研究数据的来源都是公开资料，如报道等。通过使用公开资料，研究所获取资料、数据和信息的方法也透明化。任何使用研究所资源和数据的研究者，基本上都可以了解到该资料与信息的来源。因此，公开资料与透明的资料获取方式是保持研究中立与客观的基础。当然，军费开支与武器转让等研究领域有其特殊性，公开资料的使用是有限的，一些资料并不能完全开放。

　　研究所并不代表政府的外交立场，换句话说，研究所不反映、不附和任何一国的外交政策。虽然这也关系到研究所的资金来源和预算，但我们完全独立于瑞典国会与外交部。众所周知，瑞典并非北约成员，一直以来其外交政策以中立闻名，瑞典的外交政策在国际和平安全与欧洲地区的和平安全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这也是研究所能够保证其中立态度的原因之一。

　　另外，研究所的中立性也体现在其研究议题的选择上。这关系到研究所是如何看待其研究任务的。研究所秉承了以瑞典为代表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和平、中立的传统，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国际和平。这关乎到研究所的研究价值，也与研究所在议题选择上如何定义其研究角色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介绍一下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和特点。

　　杜懋之：在管理方面，研究所设有管理委员会（Governing Board），其成员来自不同国家，指定研究所的战略研究目标及大致研究方向。在研究方面，研究所将研究分为“计划”（Programme）和“项目”（Project）两大类。每一计划和项目都有主任作为负责人，主任办公室（Director’s Office）则为各项目主任和计划主任提供支持。主任对各自项目的研究方向及资金来源的管理有很强的自主权。每个项目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但项目之间也会有合作。如中国与国际和平安全项目近日就与其他两个项目合作，研究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区域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报》：研究所在最新的全球智库排名中名列第四。您认为研究所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发展上起到哪些具体的推动作用？研究所的重要刊物《SIPRI年鉴》有哪些特点？

　　杜懋之：研究所认为在国际安全、国家安全方面提高透明度有助于避免军事冲突、提高国际安全水平。我们的研究成果分为数据和政策报告两种，这些成果的发表给大家提供了透明资料，成为公共产品。正是这些公共产品提高了资料的透明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发展。研究所在全球智库排名中名列第四，不仅反映出研究所对待学术的认真，也反映出其在选择国际安全事务研究议题上的深思熟虑。

　　《SIPRI年鉴》反映了研究所增加透明度和创造公共产品的目标和精神。每年《SIPRI年鉴》都会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好几种语言出版。中文版年鉴的出版早在12年前就已开始，同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合作翻译。自中国项目成立以来，研究所每年也会举办有关年鉴的发表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谈谈您在研究所的个人经历和感受。研究所的哪些特点吸引了您？

　　杜懋之：首先，我个人非常认同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理念。其次，我非常喜欢研究所的国际化，虽然它是一个瑞典的研究所，但是大部分研究员、管理成员来自世界各国，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也反映了瑞典在公众文化上的开放性。

　　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和平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研究所于2009年3月1日正式启动了“中国与国际和平安全项目”，并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请您具体介绍该项目。

　　杜懋之：中国与国际和平安全项目成立之初，我们就决定将研究基地定在北京，并在北京设常驻代表，现由我任职。

　　项目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第一个是中国与亚洲的区域安全，包括海洋安全和东亚地区安全；第二个是中欧关系，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与欧洲在国际安全上的合作项目；第三个是中国外交日程上的新问题，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变化及其变化的因素。目前，这方面主要有两个研究课题，一个是中国对海外公民保护，另外一个是中国如何保证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利益。

　　此外，我们还广泛地与研究所的其他项目展开合作，为其提供中国视角。现在许多国际事务的研究都会关注中国，我们会及时为其提供支持并迅速反映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将如何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发展？

　　杜懋之：这可以从两部分来说。一部分是近20年来，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我们此前对中国的海外维和部队在国际安全起到的作用进行过研究，这是中国为国际安全事务作出贡献的实例。我相信这种实例以后会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的项目为什么叫做“中国与国际和平安全”的原因。

　　另外一部分则是鉴于东亚地区局势的复杂性，中国的外交政策可能有时会根据形势作出相应调整，加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其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东亚国家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希望以学术的态度，提供中立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