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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意大利哲学家内格里和美国学者哈特合著的理论著作，《帝国》一经出版，便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广泛的争议。内哈二人指出，“帝国”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资本空间的去边界性、政治权力的反中心性、文化逻辑的后现代性、非物质劳动对于经济系统的主导性地位和网络新媒体对于社会统治的决定性作用等基本特征。那么，人们如何在“帝国”秩序中寻求解放呢？对此，他们提出了“移民政治”这一解放议程。

　　移民：“帝国”秩序中的革命主体

　　在《帝国》中，内哈二人对“民众”与“人民”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在他们看来，“人民”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其特征在于代表性、同质性和排他性。而“民众则是杂多的，是个性构成的层面，是一个开放的关系群组，它自身既缺乏同质性，也不具备认同感，它同外界的关系是不明晰的，兼容性的”。因此，“民众”比“人民”更不易被管理和统治，具有更大的反抗潜能。

　　内哈二人之所以大力挖掘“民众”一词的反抗潜能，有着特定的背景。第一，前社会主义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打开面向全球的资本市场，这促使西方国家加快了本国大量加工制造业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转移速度，经济上全球已成为一个整体。第二，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得以遍及全球，各种异质性的区域性文化都被整合到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之中。第三，“信息犯罪，走私贩毒，资源短缺，生态恶化”这些全球性问题愈演愈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正是这三个原因，使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帝国主义”迅速走向没落，而且民族国家的权力也在衰退，以跨国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超民族国家权力集团迅速崛起。

　　因此，反抗“帝国”的主体就不能指望作为“帝国主义”对立面和现代性民族国家产物的“人民”，而是“民众”。在杂多的“民众”之中，内哈二人发现了全新的革命主体——移民。在他们看来，“在帝国控制的时代，抵抗的基本概念是离弃”。当那些不被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为了富足的未来而离弃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反抗的潜能便开始转化为现实。

　　当然，这种革命主体的反抗力量由潜能转化为现实的真正完成，还需要移民将流动的自发性转化为自觉性。只有当移民活动不再是作为一种为了自身物质利益而采取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反抗“帝国”统治、破坏资本逻辑的基本生存方式，其政治解放意义才得以真正显现。这要求民众在与新的移居地建立起稳定的“资本—雇佣劳动”二元结构之时，便开始再次离弃，踏上移民的路程。换言之，只有当越来越多的民众都进行反复移民活动时，“帝国”才会趋向于衰落，资本逻辑才会瓦解。

　　超越普遍经济交往：移民政治与普遍生活交往

　　尽管内哈二人将“生存论”化的反复移民活动本身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基本途径显得不切实际，但是将无产阶级移民群体定位为当代反抗资本主义的潜在革命主体这一理论构想则是很深刻的。他们实现了与马克思的“普遍交往”这一概念本质内涵的深层契合。

　　长久以来，有些人对于马克思“普遍交往”概念进行了庸俗化的理解，并由此推导出“普遍的经济交往必然导致不同民族之间的无产阶级实现身份认同”这一命题。但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资料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和人类需要再生产“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因此，当个人由地域历史的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存在，就意味着不仅仅在物质资料生产（经济）上，而是包括了社会人际关系生产和各种需要再生产的生活世界整体趋向同一化。贸易、市场、工业固然是普遍交往的经济基础，但是社会关系建构和精神文化交往所带来“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更是必不可少，否则交往力量“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换言之，只有通过普遍生活交往，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才会实现相互的身份认同，因而走向联合斗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强调了作为普遍生活交往组成部分的文化交流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下对于消除狭隘民族主义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对“普遍经济交往论”的有力反驳，更显示出与内哈二人的“移民政治”的深层契合。当一个国家的无产者以移民的身份来到另一国家时，他不仅要在这里工作，还要在这里生活。社会人际关系建构（与当地人通婚）和文化交流（学习当地的语言和理解当地的习俗）对他来说，不是赚钱的手段，而是基本生存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移民会不自觉地将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地的文明进行“视域融合”。随着普遍生活交往的深入展开，移民原有的狭隘民族主义心理便会逐渐地被对当地无产者的阶级认同感所代替，成为一个“纯粹的”无产者。作为潜在革命主体的移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超越种族主义壁垒的，真正具有反国际资本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同盟的建立成为可能。

　　正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21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逐渐完成向“帝国”的演变中，随着世界范围内普遍生活交往的高速展开，作为国际性潜在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移民”才得以大量出现。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每年不仅有大量的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涌向欧美，也有越来越多的欧美国家的移民来到亚非拉国家，其中非法移民的数量更是多得惊人。正是由于这种流动，生产的暂停极大地消减了“资本—雇佣劳动”这一二元结构的稳定性，给当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很大损失。这也印证了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的高瞻远瞩：“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因此，“反帝国必须具有新的全球眼界，它必须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