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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美国评论员比尔·马赫（Bill Maher）曾说，他很期待2013年，因为他喜爱奇数年——奇数年里没有选举、没有奥运会、没有世界杯，也没有2月29日。但对于我们来说，2013年是一个大展身手的好时机。即将到来的蛇年是吉祥的一年——蛇很灵巧，也是象征医学的标志。在蛇年里，中国至少有两方面可以引领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中的气候变化方面成为典范力量，以及在特别提款权（SDR）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2013年，我们现存的种种问题还会继续存在吗？抑或是换一种表现形式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可能会导致慈善捐款变少，此外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水平也不会上升，对私营部门的捐款可能会上升并会偏向贸易和对外投资方面。我在这篇文章中将主要谈谈全球治理的定义。

　　“全球治理”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不同。一些人关注国家主权的实际限制以及“责任”，而联合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项目（U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oject）将其定义为“现存的用于制定规范、作出决定和解决问题的一系列合约和安排，以一个全球性政府的姿态监督全球事务”。另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定义是“（全球治理）包括了所有国家的机构、法规、程序以及他们的人民，为获得更稳定、更可预测的社会秩序，去解决单个国家无法解决的跨国性问题”。

　　目前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最大的治理漏洞主要有二，一是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当作全世界通用的标准带来的缺陷，二是金融发展和国际公共产品的资源匮乏。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已经被批评过多次。这个目标忽略了经济发展和关键基础设施，也没有对责任进行具体规定。这一目标的制定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却没有激励发达国家之处。此外，其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涉及得很少，只字不提全球治理。最重要的一点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对人类威胁最大的气候变化问题上毫无贡献。关于第二个治理漏洞，尽管在各种官方报告、国际会议和领导讲话中都在强调“增加投资”，但资源仍然缺乏。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当前有许多关于经济和政治权力中心正在转向亚洲的讨论，随着2013年的到来，可能我们今年就能够回答马凯硕的“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一问题。更长远地来说，今年我们就能看到亚洲是否能够改变世界规则。中国可以促成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中，加入向气候变化宣战的篇章，还可以带头呼吁金融制度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做出决策，而不是由少数债权国说了算，而创造性地使用特别提款权则可以用来解决研究资金不足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鼓励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改变现行的游戏规则。但这并不是说只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才能解决问题。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和坎昆气候大会上，各国领袖承诺要在2020年之前募集到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德班气候大会决定启动“绿色气候基金”。2012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多哈会议的结果则让人失望，看来之前承诺的“绿色气候基金”也无法实现了。

　　2013年，现有的关于气候变化协定的破产几乎已成定局。今年，联合国会评估其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有哪些会实现，届时希望大部分目标能够被明确地定义，向气候变化宣战不再被视为一个负和博弈。如果所有的大国将他们的流动资金用于气候变化研究以及城市改造工程，那么政治上的难题也就能解决了。解决问题的终极办法看起来很简单，那就是“免费午餐”，让每个国家都有块“蛋糕”吃，许多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了。而关于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许多建设性的好提案，这些提案有的保守，有的激进，只要加以小心，是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

　　（作者单位：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王安丽/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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