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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民族学人类学界盛行“拯救民族志”，约瑟夫·洛克对异文化的记录受沐于此理论与实践，然而在诸如迷信与理性、客位与主位以及文化拯救与异俗展演等方面却充满矛盾和争议。

　　至1992年，洛克摄影在纽约的中国画廊展出，此后《喇嘛、王子和土匪：约瑟夫·洛克的中国西南藏族边地摄影展》出版，相关书评写道：“读者会不时地翻阅这些照片，然后，总能发现一些新的、有趣的细节。”

　　洛克的民族学研究与大量史料性文章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很有裨益，当然“从总体来说，洛克在中国的活动兼具资源掠夺和科学考察的双重性，其民族学研究中又渗透着种族歧视，对此需要格外注意”。

　　当我们追问几个问题——谁在拯救、为何拯救、如何拯救、拯救什么时，其关涉的问题尤其值得反省。在以洛克为例提供的边缘性文本中，地方性知识浸染的“迷信”与进化论思想熔铸的“理性”，民族志者遵循的客位与本位立场，文化拯救或是异俗展演，或是相互对话，或是矛盾甚至冲突等，其引发的论争都离不开文化遭遇中的表述问题，表述问题的实质在于书写权力。萨伊德提出“东方学”这一命题，指出，“东方学的策略积久成习地依赖于西方这一富有弹性的位置的优越（Positional superiority），它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的关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西方人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因此，萨伊德一再提醒我们：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视或否认其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

　　斯人已逝。唯有在不断地重新检阅、欣赏与反思中，人类才能真正明白所谓“拯救”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需要拯救的，不仅仅是想象的他者，而首先应该是自身。

　　（《反思“拯救民族志”——以〈国家地理〉中约瑟夫·洛克的中国报道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11期）

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