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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梭常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预言家和“精神导师”。然而，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与后世对其的诠释和运用常常相去甚远。卢梭生前已预见到自己的著作可能被他人误读、误用，为此他晚年撰写了《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在此书的扉页中，卢梭告诫读者：“不知本作品会落入何人手中。如果我斗胆提出一个请求，那便是：恳请你们在处置本作品甚至在向任何他人谈起本作品之前，将它从头到尾读一遍。但我事前便可以肯定，我不会得到这种恩典。”

　　卢梭去世一个多世纪之后，当其思想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对它的误读与曲解也就在所难免了。

　　民主革命的导师

　　中文世界最早介绍卢梭思想的学者，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1901年11月至12月的《清议报》中，梁启超分三期发表了中国第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卢梭学案》。他在文中大声疾呼：“改造中国专制政体最近、最易的道路，就是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1902年7月，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上刊发了题为《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的文章。不过据现代学者考证，这两篇文章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对法国学者阿尔弗莱德·福耶（Alfred Fouilée）《哲学史》中关于卢梭一节的复述。

　　就在梁启超发表第一篇中文论文向国人引介卢梭之际，《社会契约论》的首个汉语全译本也在1902年问世了。留日学生杨廷栋在其《路索民约论》的“译者记”中写道：“从此茫茫大陆，民约东来。”杨廷栋不识法文，其译本是从原田潜的日译本迻译而来。杨廷栋一改“卢骚”的常用译法，改译为“路索”，可见他将《民约论》的作者视为探“索”救国之“路”的精神向导。不过经比较发现，杨廷栋译文与卢梭的原文有相当大的出入。杨廷栋的译文更像是一篇声讨清政府专制暴政的政治宣言。

　　其实这样一种“六经注我”式的译介方式，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晚清国门初开之际，要国人直接接受西方的政治理论还是颇为困难的，多数学者只能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上来解读卢梭。故此，又有学者试图将卢梭“洋为中用”，以便更加迅速地将之引介到中国来。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刘师培，他在1904年与林獬合编的《中国民约精义》中，以卢梭的《民约论》为经，以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典籍为注脚，将卢梭的民约论纳入到儒家的道统中，力图论证卢梭的民约思想也正是我国历代圣贤所倡导的精神。

　　1918年，马君武翻译了以法文原文为底本的《足本卢骚民约论》，此译本在接下来的20年间多次再版，成为民国时期流传最广的卢梭著作中译本。但与多数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近代学人一样，在马君武看来，从事功层面来译介卢梭才是当务之急。他同样不是在忠实地翻译卢梭，而是试图通过民约论来向国人作革命宣传。

　　政治激进主义的源头

　　1915年创刊的作为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新青年》已将卢梭列为重中之重。卢梭鼓吹的天赋人权、人民主权、契约立国等理念，确是传统中国政治哲学所缺乏的。引进这些观念，对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辛亥革命及之后的国民革命打的是卢梭和法国革命的旗帜，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与卢梭的民主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然而，中国政治界和知识界在接受卢梭思想时，未免过于突出卢梭对建立民主政治所持有的激进和乐观的特性。对于卢梭民主政治理想的实践可能性及其复杂性，则疏于思考和检讨。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卢梭在中国知识界正面的革命导师形象逐渐淡去。随着卢梭的政治著作被较系统、准确地译成中文，学界开始转而反思卢梭民主思想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当代中国反思卢梭思想的学者，顾准无疑是第一人。在“文革”期间，顾准仍不惮以戴罪之身发愤著述，去烛照包括卢梭在内的历史幽暗。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生前未能发表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中。顾准反思《社会契约论》的贡献在于：他发现直接民主是个内含巨大隐患的政治悖论。卢梭的本意是借它来演示“主权在民”，以挑战“主权在君”的专制体制。但越夸饰直接民主的眩人谜面，便会愈加悲剧性地导向其反面。

　　198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由反思“文革”逐步推进到反省为何政治激进主义在近现代中国长期盛行不止，卢梭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其中的代表人物非朱学勤莫属。他在其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序言中直言：“本书写作时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他自叹道：“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的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促使了王元化在1990年代对于卢梭问题的再思考。使他进行这次反思的深层原因则是：为何“左倾”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为何1949年以来思想批判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接连不断？王元化发现黑格尔在《小逻辑》中阐释普遍、特殊、个体三环节的关系时，援引过《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意、众意、私意三范畴作为例证，黑格尔和卢梭都认为普遍性可将特殊性和个体性囊括在内。对此，王元化不禁感叹道：“囊括了特殊性和个体性于自身之内的普遍性之外，哪里还有独立自在的个性呢？”

　　在21世纪中国的新面孔

　　中国知识界对于卢梭学说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漫长历程。但无论是将卢梭视为民主革命的先驱而大力褒扬的一方，还是将其当作政治激进主义的源头而批判的另一方，其实对于卢梭的法文原著均知之寥寥。评论卢梭政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只能通过有限的中文译本来理解卢梭。

　　在20世纪末中国文化界“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新背景下，这种“卢梭注我”式的现象已有改观。进入21世纪后，中文世界对卢梭的关注逐渐从思想界转入学院派内部。2000年起陆续出版的系列丛书“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目的在于赓续晚清以来中国学人认识西方学术传统的未竟大业。计划中的中文版“笺注本卢梭著作集”拟翻译出版卢梭几乎所有的著作，其中《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科西嘉政制》等卢梭晚年的重要文本，更是将首次被译成中文。对于已有中文译本的卢梭著作，则力图依据最权威的法文版《卢梭全集》进行重译。为了使中文学术界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卢梭著作的微言大义，中文版卢梭注疏集还将同步推出“解读卢梭文集”作为导读性的辅助材料。

　　我们衷心地期待，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译介与解读之后，卢梭的真面目能够最终展现在国人的面前。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