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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个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一个幽灵，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到超过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人类，在超过世界总陆地面积十五分之一的土地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怎能不发自内心，执著坚信——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实践、实践、再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创新、创新、再创新！

　　第一集：伟大奠基

　　红狮旅馆位于英国伦敦瓦伦街19号，1847年11月29日，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里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纲，即《共产党宣言》。

　　蒂希·柯林斯（英国马克思纪念图书馆馆长）：在1847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他们让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行动纲领。自从欧洲处于革命形势之下，他们就想发动武装起义，于是需要发表一个宣言。1848年2月发表的这部宣言就是《共产党宣言》。

　　德文初版的《共产党宣言》只有23页，但它却像一道闪电，撕破了欧洲上空的浓重阴霾。一个幽灵，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从此在全球游荡。它是一种势力、一种思想、一种希望、一种力量，令世界震撼，使人类惊醒。古往今来，还没有一种思想像它那样，使人类社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也没有一种思想像它那样，第一次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顾锦屏（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生证书。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面，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这个《宣言》开始，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成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

　　这是一次寻根之旅，我们摄制组前往欧洲探寻马克思主义的源头。

　　摄制组在英国肯特郡的乡间，意外发现一座古老的火车站台。在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西方人把铁路、蒸汽火车、蒸汽机称之为“现代生活的典型形象”。

　　走进今天的伦敦科技博物馆，观众们会看到一台用蒸汽机带动的自动织布机。1851年，在英国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这台织布机可是最受瞩目的展品。当时的报纸都说它是“不列颠的财富之源”，甚至维多利亚女王也盛誉它“漂亮”。然而，“漂亮”的蒸汽织布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一架“发了疯的机器”。

　　161年后，这一台“发了疯的机器”重回伦敦，在第30届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再现喧嚣和骚动。“日不落帝国”的鸳梦重温让互联网时代的人类重又看到了巨大烟囱拔地而起，葱绿草地被钢筋水泥覆盖。还有，就是皓月繁星下的钢水流淌、火花飞溅……

　　罗伯特·库尔茨（德国作家、《资本主义黑皮书》作者）：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的飞速发展，但这不是由人自身控制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示出，这是一架发了疯的机器。它以自身为目的，人们无法控制它。它自行独立化了。它不是为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而是为了某种自身的抽象目的发展生产力。因此，这种生产力转变为一种毁灭性力量，它恰恰成为自身的反面。

　　这是德国萨尔斯堡的弗尔克林肯炼铁厂，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缩影。

　　蒸汽机的发明，纺织机的广泛使用，铁路的出现，使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厂手工业，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人类社会由此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以致狄更斯在1859年出版的《双城记》开头这样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睿智的年月，那是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

　　马克思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

　　曼彻斯特的郎—密尔盖特街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既不干净，更无舒适。于是，1844年，恩格斯经过走访调查，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愤怒写道：“郎—密尔盖特街的下段是一个大杂院，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脏东西和废弃物，死水洼代替了水沟。不管投宿的人有多少，都统统安插在这里，大家乱七八糟地睡在一起，就连大小便的地方也没有。”

　　生产力发展了，但穷人却越来越多。穷人和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类人群的矛盾、这两大阶级的对立越来越突出。工人一贫如洗，资本家穷奢极欲，这是上帝的安排，还是命运使然？劳苦大众苦思冥想，不得其解。而思想家们又是怎样想的呢？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国古典哲学家也没有能够科学地解释这个问题。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看到了社会矛盾之所在，却未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衣俊卿（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他们停留在一个解释世界，而不能改变世界（的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马克思早就揭示这一点，也就是他们在最根本的一点上，他们不能突破，也就是在一个不平等的私有制这个前提上，所有这些思想家，尽管有的时候批判得很激烈，但到最终，他们并没有解答私有制本身的秘密，和我们怎么破解这个难题。

　　回答这样的时代难题，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离不开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继承与扬弃，离不开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和情感，更离不开“盗火者”一样的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的勇士。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律师家庭。当时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以后会成长为一个影响和改变世界的伟大思想家。

　　1836年10月，青年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到柏林洪堡大学学习。

　　理查德·施佩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考证专家、教授）：马克思是在波恩开始读大学的。他遵从父亲的愿望学习法律，但他并不喜欢，就转学到柏林，因为那里确实有很著名的教授，有黑格尔的学生等。

　　18岁的马克思在柏林读书期间，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活动。

　　黑格尔，这位哲学史上的辩证法大师，对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马克思本人就曾是最重要的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然而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最忠实的学生最终还是跟自己的老师分道扬镳。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董事会主席）：黑格尔左派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转变，它以改变社会现实为思想核心。这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左派格外感兴趣。同时，这也是一种针对他本人的挑战，他是在同黑格尔哲学的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思想的。

　　比崔克斯·波维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馆长）：他属于青年黑格尔派或者说黑格尔左派。这个派别的人物大多已为人们忘却，但布鲁诺·鲍威尔是人们还记得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马克思的指导教师。若干年后，马克思也对他作了批判。但在马克思，这算不上什么，因为马克思后来几乎批判了所有的人。

　　马克思批判了许多人。他不但批判了黑格尔，批判了鲍威尔和他的伙伴，还批判了费尔巴哈。但他决不像青年黑格尔派所认为的那样，是“批判和批判者创造了历史”；相反，他却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同那些热衷于抽象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的过程中走到了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合理内核的同时，创造性地形成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并开始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社会历史现象，运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解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从而作出必须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革命理论。

　　1843年10月以后的一段日子，马克思又在巴黎居住。我们在塞纳河左岸，找到了田凫路38号，那栋马克思住过的小楼。

　　1844年8月的一个傍晚，恩格斯来到田凫路38号会见马克思。在这次会见中，他们发现彼此都是莱茵省人，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一致，甚至连用语都不谋而合。正是这一次会见，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这两部著作所阐发的新思想，则又标志着唯物史观的诞生。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并以此为依据，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的内在发展机制和内在动力。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伦敦，由于付不起房租，住所几经变动，不到一年就搬了三次家。他心爱的儿子也在这时夭折了。历尽颠沛流离的凄楚，强忍痛失爱子的伤痛，马克思投入了毕生最重要著作——《资本论》的写作。

　　在不少中国人的记忆里，这个有着漂亮圆顶的知识殿堂（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是同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写作联系在一起的。在20多年时间里，马克思是这里的常客。

　　菲利普斯（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管理员）：我们经常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的座位在哪里？我们不能确定哪个是他的固定座位，因为没有人有指定的座位，然而我们的确相信马克思当年就在我现在走过的这个地方工作。那时候，他常常会用到一楼靠近墙的那些书架，就是我身后的那些书架上的开架书。当然这些书已经是不一样的了，但是书架还是原来的书架。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问世。49岁的马克思为之历经20多年的钻研、撰写和修改。恩格斯说：“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乔治·拉比卡（巴黎第十大学副校长、教授）∶《资本论》一书，马克思把它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说对社会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给社会的性质下了定义，其目的是要知道如何改变社会，使人们脱离被剥削和被统治的那种制度。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类解放的理论。

　　顾海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教授）：《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首先表现在它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也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资本论》至今仍是全世界用各民族文字出版传播最广的理论著作之一。

　　14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里欣喜看到《资本论》的原稿。来自欧美、中国以及日本的学者、专家，正在根据这些原稿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

　　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您在左边看到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可以看出字迹很小，而且凌乱，总是划来划去的。

　　马克思的手稿总是划来划去的，马克思的思想更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始终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机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们是不断发展论者，他们从来也没有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

　　早在1848年革命后不久，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有了一些新认识。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顾锦屏（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这“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两个必然”的思想是有机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为人类社会发展指出了必然趋势，而“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指明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必要条件。我们应当把“两个必然”的思想和“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有机统一起来，这样才能科学地认识当今的资本主义，才能坚定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19世纪50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出现，法国贝拉列兄弟就是利用股份制创办了“动产信用公司”。

　　针对法国贝拉列兄弟的“动产信用公司”，马克思一连写了三篇文章，明确指出：“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的新时代；股份公司的出现，显示了过去难以料想的人们联合生产的能力。”

　　在马克思的时代，欧洲的铁路正随着财富和物资的流动，在城乡各地迅速蔓延伸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敏锐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修正自己过时的或不正确的观点。他们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思考、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可能性的研究、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寻、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新认识、新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指引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劈风斩浪、一往无前。

　　理查德·施佩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考证专家、教授）：马克思的许多观念、思想、认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大卫·麦克莱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作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作为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作为我们解释世界的方法，作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我觉得它现在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

　　衣俊卿（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20世纪是人类最盛产理论和思想的时代。各种理论、各种流派纷纷出场。但回头，如果我们拉开一个历史间距来看的话，大概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这么大的历史穿透力。

　　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书本上的理论，它更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160多年来，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在人类思维的天地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巍然耸立。有人赞成他们，也有人反对他们，但谁也绕不过这两位巨人。因为，人类历史已经深深打上马克思主义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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