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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哪国政府，特别是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政府，集中力量和资源办一件或几件事情，总会办得非常好，但这不可能将所有的事情办好，对资源不能进行有效配置，从而人们不得不采用像市场经济这种分散决策的制度安排。无论是从终极目标的相同性、转轨路径的差异性还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来看，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

　　首先，如果以“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作为转型和发展的目标，则所谓的“中国模式”和这样的目标仍有很大差距，还远不成为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成熟模式。

　　其次，由于中国转轨初期计划经济的极度扭曲，政府在促进社会经济实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政府僭越了自身的合理边界，过度且持续介入本应由社会、市场解决的事务，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再次，中国经济取得迄今为止的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是承认个体利益，赋予经济选择自由，激发老百姓发家致富，引入竞争机制，以及对外开放，这些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体现了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也是被东亚乃至西方一些国家一再验证的共同经验。这些才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就最根本的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逐步退出，而不是由于政府在特殊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把它作为一条重要的经验、一种模式固化下来。

　　当前，一些短识者、短视者或既得利益者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因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政治治理结构，过分地强调政府的作用，认为已经找到一个与现代西方发达社会不同的相对稳定的、成熟的、具有推广价值的终极发展模式，即一些人宣称的“中国模式”，这是误将“次优”当“最优”，误将过渡性制度安排当作终极性制度安排。从而，所开出的政策药方就是不断扩大政府规模及其对于经济的介入，这有可能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弄反。

　　如果在常态的情况下政府频繁介入经济会出现“三重三轻”。第一，重政府、轻市场。政府控制了太多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控制了太多的市场准入，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使得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精神受到很大限制。而由于政府主导所致的体制性障碍依然严重，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其动力引擎的作用被削弱，也导致民营企业向公权力所有者输送私人利益的腐败行为屡禁不绝。第二，重国富，轻民富。从产权的视角切入，富民的内在逻辑应该是“欲富民需先赋私权，欲保私权需先限公权”，关键还是要归结到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上来。第三，重发展，轻服务。由于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并将其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模式：一方面，政府越位，充当了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挤压了居民从市场中获得激励收益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本应将从居民激励收益中抽取的高税收用于提高福利，却忽视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影响了居民的福利收益。

　　政府最重要的作用应该是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以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块是市场机制失灵，对此，政府也必须发挥作用，这是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部分，它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起点。

　　因而，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建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