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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9月14日，埃及开罗，埃及示威者在美国使馆附近举行示威活动，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示威者和警方彼此投掷石块。抗议者坚持要求美国政府为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电影道歉。

　　9月11日，一部有辱先知默罕默德的电影《Innocence of Muslims》(“穆斯林的无知”)在“言论自由”的美国上映。有点让人出乎预料的是，它在伊斯兰世界迅速地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美浪潮。美国驻埃及、利比亚、也门、突尼斯、伊朗等国的使领馆先后遭受了穆斯林和极端分子的围攻。

　　其中，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及3名外交官员在袭击中不幸遇难，美国驻也门大使馆的混乱也造成了4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惨痛结果。这是继1979年-1981年伊朗人质事件后，美国在中东遭受的最严重的外交事件。

　　11日以来，参与示威的广大穆斯林提出美国政府道歉和法办该片导演等要求，美国政府分别以“美国政府与此无关”和“言论自由”为由予以拒绝。

　　美国对伊斯兰文化的误读

　　这一切，都根源于11年前美国的那一次冲动，以及美国社会、政界和军方一直以来对伊斯兰的偏见和误读。

　　从美国社会的角度来看，作为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它对于伊斯兰和中东的偏见由来已久，这是由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长期的冲突和对峙造成的。但近代以来，真正引起美国社会对伊斯兰的注意和开始误读伊斯兰的，是1978年-1979年伊朗革命。1978年-1979年，伊朗人民在伊斯兰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领导下，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推翻了美国在中东三大代理支柱之一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宗教色彩浓重的神权政体。

　　本次革命震惊了美国政府和民众，霎时间，“伊斯兰威胁”、“绿色恐惧”等思潮在美国和西方社会波涛汹涌。美国及西方民众从伊斯兰与基督教的历史记录里片面地抓取出“矛盾与冲突”的“章节”，并加以无限放大；同时，又通过对《古兰经》和《穆罕默德言行录》等伊斯兰经典里关于“Jihad”，即西方人眼中“圣战”的相关内容进行刻意地夸大和扭曲，在美国及西方社会造成了极大恐慌。

　　上世纪90年代，一些民间调查显示，在大多数美国人的眼中，穆斯林基本等同于宗教狂热主义者，而伊斯兰基本就是反民主的别称。在1994年的一次民调中，大约有36%的美国民众视伊斯兰极端主义为美国的威胁，这个比率在美国精英群体更高，达到了52%。“9 11事件”爆发后，美国社会和民众对于伊斯兰的误读和曲解更深了。

　　2010年，盖洛普民调显示，对伊斯兰持有负面看法的民众比率达到了53%，而对伊斯兰持有“强烈负面”看法的达到了31%。需要强调的，一直到现在，美国民众对于伊斯兰的理解，大多仍然停留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狂热主义”的层面，民众对待伊斯兰的情绪非常消极和对立。

　　由此造成的结果，那就是，在言论自由的美国，民众的这种情绪可以毫无保留地通过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媒介不断地宣泄出来。曾有人做过统计，从2003年5月5日到11月24日，美国最著名的杂志之一的《时代》周刊一共对伊斯兰世界进行了140篇报道，可绝大多数都是负面报道，很少涉及伊斯兰文化的。哪怕在其中仅存的3篇介绍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报道中，也全部宣扬着负面的内容。美国社会对伊斯兰的偏见和误读由此可见一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拍摄出《Innocence of Muslims》之类的电影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政界对伊斯兰的傲慢

　　从美国政界的角度来看，自上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取得中东霸权后，虽然其政界对中东和伊斯兰一直留有警惕，尽量以“良性霸权”的形式实现政治和军事的存在。但是，它对伊斯兰的偏见和误读依旧十分明显。在1978年-1979年伊朗革命以前，伊斯兰世界留给美国的只是一副“落后的”、“腐朽的”、“软弱的”形象。

　　伊朗革命后，美国的政治家们对伊斯兰的偏见和误读逐步加深。阿拉伯裔的美国作家詹姆斯 左格比(James Zogby)曾明确指出，美国拒绝倾听来自阿拉伯民间的声音，偏袒以色列人，固守对于伊斯兰教的偏见使得其外交政策一错再错。在美国政治家的眼中，阿拉伯和伊斯兰就是极端、仇恨、反美以及战争的代名词。

　　其中，最经典的论调就是小布什在谴责恐怖分子、阿拉伯世界以及伊斯兰世界对于美国民主政体和生活方式的排斥时说的：“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这实际上就明确地将伊斯兰世界划入了敌对的阵营。

　　正是带着这样的意识，小布什才会在“9·11”发生后便一时冲动，贸然发动了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依照小布什的思维，他希望通过“硬”“软”两手抓的方式，即通过战争摧毁和民主改造的方式，来彻底的消除反美和恐怖主义的滋生土壤。可天不随人愿，小布什和美国终于还是为它们的冲动，以及对伊斯兰的偏见和误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落后的”、“腐朽的”、“软弱的”伊斯兰先是送给了美国两场败仗和让美军深陷中东泥潭的苦果，后又在美国播撒“民主”种子的新土地上扇了美国几记重重的耳光。

　　其实，早在小布什的“软”“硬”组合拳出招前，美国的一些中东专家，例如伯纳德 刘易斯(Bernard Lewis)、乔治 威尔(George Will)等，就提醒过美国政府，强调维持中东现状的重要性。他们明确指出，在伊斯兰背景的国家，因缺乏民主传统、民主文化民主意识和选举文化等，它一旦进行民选，伊斯兰势力便会上台，那就会使中东局势更加的严峻，同时也会进一步威胁以色列和美国。

　　在他们看来，最好的选择暂时还只能是在中东维持强人的统治。可无奈的是，政界的偏见和误读最终使这些理智的声音被复仇的血液给彻底冲走了。美国，也最终为它的偏见和误读付出沉重的代价，并且还将一直付出更多的代价。

　　美国军界对伊斯兰的偏见

　　从美国军方的角度来看，它作为社会和政治的延伸部分，同时也作为身处与伊斯兰交锋的最前线的团体，他们相较于一般民众和政客们，对于“冲突”的理解更鲜活、更深刻，因而更难摆脱因仇恨和愤怒而产生的对伊斯兰的偏见和误读。

　　在许多美军士兵眼里，伊斯兰教就是“邪教”或“异教”。“9 11”爆发后，他们对伊斯兰的理解更加地被扭曲，对伊斯兰和穆斯林更是充满了仇恨。带着这份扭曲和仇恨，美国大兵在中东战场上曝出了一系列伤害、报复和侮辱伊斯兰的丑闻。例如，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大兵在伊拉克肆意地侮辱穆斯林信众，过度使用武力和滥杀无辜；在伊拉克阿布格里卜监狱，美军女兵英格兰通过“叠罗汉”、“套狗带”以及性羞辱裸体男囚等方式侮辱穆斯林俘虏；今年，阿富汗更是发生了包括美军士兵向阿富汗穆斯林尸体撒尿、焚烧《古兰经》、美国大兵夜袭村庄枪杀16名平民、虐尸等一系列丑闻。

　　美军高层在面对此类事件时，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秉持的态度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尽可能地袒护士兵。高层的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侮辱和侵犯伊斯兰世界的事件频发。例如，美国军方在面对美国大兵对伊拉克少女进行搜身和侮辱的恶劣行径时，竟然不屑一顾地说“美国大兵的安全比伊拉克少女的人权更重要”；至于在阿布格里卜监狱虐囚事件中，全部涉案的12名美军中，只有少数人受到了“适当”的处罚。

　　更可怕的，美军高层对美国大兵在伊斯兰世界的一些暴行还持有默许和认同的态度。例如，奥巴马曾下令公开中情局关于阿布格里卜监狱丑闻的秘密备忘录，里面的内容显示，监狱内残暴的审讯手段竟然是得到军方高层的批准和授权的。美军对于伊斯兰的偏见和误读，最直接地加剧了伊斯兰世界对于美国和西方社会的敌视和仇恨。

　　美国的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曾指出，文明间的冲突将成为未来全球战争的导火索，伊斯兰与基督教文明间的冲突将是下一个热点问题。按照现在的趋势，亨廷顿的预言恐怕将要成真了。

　　伊斯兰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有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规律，也有自身的磨合和相处之道，它需要，也应当受到其他文明的尊重。美国以及西方社会带着固有的偏见和对它的误读，贸然地采用一些自以为“完美”的方式和办法，妄图去征服和改造另一个古老的文明，这最终只能是自讨苦吃、作茧自缚。中东与伊斯兰，必将成为一颗美国因偏见和误读，而必须吞下却又难以下咽的苦果。

　　（作者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研究生，ABC澳大利亚广播电台中文频道中东问题评论员）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