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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新自由主义国家到惩罚国家的转变，是一个从社会福利到工作福利、“监狱福利”的惊人转变。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下，日本很多学者依然建议增加惩罚的严厉性。

　　日本刑事司法体系一直保持其“宽容”的特点，至今日本的刑事监禁率仍然低于其他国家，日本是十二分之一，远远低于美国、英国及德国的不到一半或约一半。美国学者大卫·唐斯和克里斯汀·汉森发现了一个趋势，即社会支出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较高的国家，其刑事监禁率往往也较低。尽管日本社会支出极低，刑事监禁率也很低，这种状态至今仍然十分明显。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的刑事司法趋向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复杂的，但转向追求日益严重的惩罚是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曾经被美国学者约翰·布莱斯怀特称赞为具有“重新融入社会遮羞布”功能的日本刑事司法制度，已经完全倾向于惩罚性政策。

　　重刑主义倾向形成社会排斥漩涡

　　从立法方面来看，截至2012年，基于犯罪严重化和公共安全状况恶化的认识，以及结合日益增加的保护和关爱被害人的需求，使得包含更严重惩罚性的法律法规在最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陆续获得通过。2000年，日本青少年法修正案中规定刑事处罚开始适用于青少年。2007年，被害人参加刑事审判也得以制度化，高度的惩罚主义开始在立法中蔓延，其范围不仅包括实体法，就连程序法等都受到了影响。

　　从法律执行方面来看，描述法律执行过程是困难的，但从惩戒机构囚禁罪犯数量的变化可以明显发现这种重刑主义倾向。从1993年至今，该数据一直在增加，在2006年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值：81225人。囚犯人数的增加导致21世纪初的日本监狱人满为患。日本学者浜井浩一认为，对罪犯越来越多的实刑判决和假释条件严格化的转变，共同导致监禁期的变相延长；而检察官对较长刑期判决的追求被认为直接导致了上述长期监禁刑。浜井浩一统计出，从20世纪末到大约2005年期间，刑事起诉案例增加了将近40%。他认为“这表明检察官的向寻求更重刑罚方向的转变，他们积极地通过起诉获得监禁刑判决而非建议罚款的态度”。

　　从受重刑惩罚的人数来看，受到终身监禁刑和死刑判决的罪犯也明显增加。从2000年开始，受到终身监禁刑的新囚犯增加越来越明显，而与此同时假释申请明显变得更加严格。这意味着终身监禁已经演变成了“终身监禁并不得假释”。死刑判决的增加趋势同样明显。从1990年开始的十年里，平均每年有4.8件案件中的刑事被告被判决死刑，而这一比例在2000年开始的十年里增加到平均每年的12.3件。同样两个十年期间里，被执行死刑的案件也从平均每年3.6件增加到4.8件。基于受到终身监禁刑的新囚犯增多，而死刑判决被维持的罪犯数量持续上升，自2007年开始，每年有超过100名的囚犯在等待执行死刑。

　　日本重刑主义倾向对社会边缘人群的影响显而易见。边缘群体中的一些人一直挣扎于经济贫困的状态，社会地位低下，极易因轻罪、控告和罪行判决而被逮捕，并最终关押在监禁机构。当他们被释放后，无处可去，于是选择重新犯罪，从而再次被卷入刑事司法系统。日本《2010年犯罪白皮书》显示，1998年到2007年，被揭发和控告非交通违法犯罪的老年犯数量分别增长了4.9倍和7.5倍多，而同时期老年人口仅增加了两倍。而一旦这些人卷入刑事司法系统，特别是如果基于监禁判决而被监禁，按照日本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和福利制度安排，这些人将失去获得福利保障的可能性。该结果将直接导致他们难以从家庭和社区获得帮助，那么他们将被推向绝境，并重新犯罪，成为惯犯，被更深地卷入刑事司法系统。这一过程就是通过刑事司法系统形成的社会排斥漩涡。

　　从新自由主义国家到惩罚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竞争加剧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势力抬头，福利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往往趋向于矫正，包括带有社会政策特征的预防犯罪以及以矫正为目的的机构或社区方案。福利国家下滑和新自由主义国家上升被认为是增加惩罚性政策的一种结构性原因。因为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刑罚严厉性的增加也是全球性的。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在全球化加速和福利国家出现危机的形势下，刑事司法系统开始应对“人口过剩”问题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是错误的。为表明其观点，他把这一变化描述为“从回收到过度浪费的转变”。另外，英国学者华康德指出，在全球化和与之相关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社会边缘人士将陷入贫困。然而，“惩罚国家”意味着对穷人实行惩罚性控制。新自由主义国家到惩罚国家的转变，是一个从社会福利到工作福利、“监狱福利”的惊人转变。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下，日本很多学者依然建议增加惩罚的严厉性。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新自由主义国家加强惩罚是针对不稳定、无保障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缩减带来的犯罪与社会动乱的一种应对措施。然而，它标志着一个从福利国家提供的以“福利”维系的社会团结到以“安全”维系的社会融合的转变。

　　社会保障制度瓦解 加重社会排斥漩涡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早期，日本经历了一个被称为“日本奇迹”的经济快速增长期，伴随着经济增长，一个适应日本福利国家特点的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了起来。日本政治学学者宫本太郎指出，日本生活保障制度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以就业为中心构建生活保障制度，以达到在社会保障开支较少的情况下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其次，基于日本是经济严重依赖公共工程的“建设国家”，依靠终身雇佣制和资历工资制构建了实质上的就业保障，尽管社会保障脆弱但收入差距较小；最后，针对就业保障不能保障人们晚年生活（即退休后）而设计的相对较小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急剧变迁并逐渐开始瓦解。

　　由企业高管组成的日本雇主联合会于1995年出版了一个名为“新时期的日本管理”的报告。该报告描述了随着全球市场竞争的扩大，私营部门就业规则的变化。国内产业向海外产业结构变化，使得日本式管理模式下稳定的就业式社会保障制度更加明显地瓦解。而当区域财政变得紧张，依赖区域公共工程的稳定的就业社会保障也随之崩溃，就业式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丧失了其支撑，业已脆弱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发挥其功能，也无法缓解经济变迁带来的影响。那些游离于就业网络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当他们脱离社会保障体系，变成连临时就业合同都被终止的“就业难民”，他们的生活就将被推向边缘化。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的日本NGO组织认为，这种现象被称为“滑坡社会”。日本家庭和当地社区非正式的支持可以阻止一部分人进一步滑向边缘生活，然而没有这些支持的人则陷入恶性循环。当然，受影响严重的人群是孤寡老人和残障人士，他们大多都被主流劳动力市场排除，而最多成为临时工。按照日本社会制度的安排，这部分人将被排除在教育福利、雇员福利、家庭福利和公共福利之外，同时这些人因此还将承受心理上的自我排斥。犯罪则是社会排斥境遇导致的最严重后果之一，而当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犯罪时，刑事司法系统的功能又强化了社会排斥漩涡。

　　伴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加剧，日本的生活保障制度逐渐走向解构，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某些社会成员，主要是那些贫困且孤立的老年人和有身体、心理及智力缺陷者，这些成员遭受的社会排斥使其容易犯罪，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增加惩罚使得大量社会弱势群体卷入刑事司法系统并且由此导致社会排斥漩涡出现。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