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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南京市政府正式公布关于成立南京大屠杀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再次启动南京大屠杀史档案“申遗”。
此次“申遗”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由一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变三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2011年,这种“捆绑申遗”已经成功跻身“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经过三期工程建设,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规格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而且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申请世界级遗产是理所应当之事。”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主编张宪文向本报记者介绍。
此次“申遗”选取5组档案,包括照片类、纸质类和电影胶片类等。张宪文强调,“所有档案都是第一手的,来源出处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指出,今年2月份,日本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歪曲历史。在此背景下,“申遗”无疑表示了中国人民对历史认知的一种理性态度,这是让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了解历史、直面历史的一种方式。
档案中,排在最前面的是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京字第一号证据的16幅日军暴行的照片。照片中既有起诉书,又有判决书,关键是这些照片都是日本人自己拍摄的。
第二份档案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女士记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记。这是唯一一份中国人记载的大屠杀日记,填补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中的一个空白,并与《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东史郎日记》一起形成连环证据,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者的日记证言相互印证。
第三份档案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这是一部真实记录当时中国政府对战犯审判全过程的卷宗,共有几千卷之多,形成于1937—1948年间。
第四份档案是880份市民呈文。1945年抗战结束,有关部门立刻对市民进行了调查,调查的成果就是如今珍藏在南京市档案馆内的880份市民呈文。这些呈文不仅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也证明中国在1945年就对日本人的罪证进行过调查。
第五份档案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原始胶片及摄影机。
南京大屠杀史档案“申遗”不仅是对人类记忆遗产的保护,更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认为,“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对于东方人民的苦难历史,世界同样应当给予尊重,使其成为警示性的历史记忆。”
荣维木说:“这一举动也反映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期待和谐的共同理想。二战中,曾发生过三次大屠杀,这是人类史上的悲痛遭遇。历史作为一种记忆,是一种历史经验和财富,从中吸取教训,可以更好地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支撑。”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指出,作为中国人,我们要时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历史事实保持一种清醒的认知。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期待和平,这是“申遗”的根本要旨。(记者郑飞 实习记者赵桂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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