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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理论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些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由于多种因素作用而超越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并直接进入较高阶段，这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时期以来，与社会形态理论一样，跨越理论也面临一些争议。有学者认为其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相冲突，直接否认其存在；有学者则特别推崇，称其为马克思的“第三大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有必要结合马克思形成跨越理论的逻辑与理论前提，深入系统研究该理论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它的理论概括，从而实现对其内涵及启迪意义的科学把握。

　　一、跨越理论形成的逻辑与理论前提

　　一般来说，一种新理论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特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马克思的跨越理论也是如此。就这一点而言，以往的大多数学者论述时在实践上都特别强调人类社会演进中出现的跨越现象为跨越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在理论上强调俄国民粹派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设想给予马克思以重要的启示，而跨越理论正是针对他们的批判而形成的。①这样说，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如它在理论上就忽略了跨越理论与马克思其他理论成果的内在联系。实际上，马克思能够在晚年形成跨越理论，既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人类历史发展所提供的丰富史料，更离不开马克思之前对人类社会所作的探索，特别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交往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等成果。可以说，正是在坚持这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更进一步，最终形成了跨越理论。而这些理论则构成了跨越理论的逻辑与理论基础。

　　首先，探讨跨越理论不能不提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这样说，不仅是由于它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更因为跨越理论正是建立在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规律之上，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众所周知，在探索中，马克思超越了对历史的抽象思考，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出发，通过对人类社会的横向解构，最终形成生产关系的思想，并将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从而获悉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将整个人类历史概括为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当然，由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从世界整体出发对整个人类社会高度抽象概括的产物，因此它并不要求一切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都按照同一条道路依次演进。对于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他是把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从而“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②也就是说，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这就要求人们在理解时必须站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从客观规律性与历史选择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及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入手，结合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实际作具体的分析，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内涵。当然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理解跨越理论。

　　其次，探讨跨越理论也不能不提交往理论。交往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在他看来，物质生产是现实的人得以存在的第一个前提。而在物质生产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着一定的交往关系。相比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存在于现实中的个人及其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更显重要，它是社会人存在的一种必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一种中介，是包含着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全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往的总和。③在历史发展中，人总是进行着交往活动并处于交往关系中，而历史本质上就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人类交往史。当然，交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即随着物质实践的发展，交往的规模和范围也会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扩大和发展着。对于交往于人类历史进程特别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影响，马克思在探索中也结合史料进行了分析，并强调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包括军事冲突在内的各种交往都会对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例如，罗马帝国在战争这种“通常的交往形式”④下灭亡所导致的社会形态更替就是例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往又为各个民族的发展造成特定的历史环境，并制约着该民族的发展方向。”⑤

　　再次，探讨跨越理论更不能不提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认为，交往发展的结果就是“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在他看来，文明时代的早期，虽然不同文明形态也有一些日常交换与联系，但总体上大多数文明之间还是不相往来或很少往来的，历史此时还只是民族地域史。之后随着历史发展，交往才逐渐冲破民族地域限制而扩展到全世界，历史才真正转变为世界历史。就此原因与影响，马克思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⑥世界历史的形成，在改变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对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虽然交往还很有限，但其也已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当世界历史形成后，这种影响将更加明显。由此，他从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出发，指出世界历史中“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⑦。同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本来为单个民族所遵循的运动规律，由于普遍交往而转变为世界性的矛盾运动，连“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个固有规律也“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⑧由此，在世界历史中，历史发展在统一性框架内将会出现更多的并可能是超乎寻常的多样性。

　　二、马克思跨越理论的探索历程与理论阐述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跨越理论的理论概括与阐释是在其晚年完成的。由此，学术界对跨越理论的研究也集中在马克思的晚年，这样做尽管确有必要但不完整，并会给人造成其晚年与早期思想对立或两个“马克思”之嫌。由此，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跨越理论，不仅要研究马克思的晚年思想，更要以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为主线，系统探讨马克思对跨越理论的整个探索过程。

　　在标志着唯物史观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最初表述；同时，他还从一些史料出发，对社会形态在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强调历史继承性以及其可被理解为“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的同时，马克思笔锋一转，以史实为依据转而论及了历史在发展中所呈现出的跨越性。他说：“相反地，有些国家，例如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这是因为向作为殖民地的移居使得“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这适合一切殖民地的情况”。“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以及11世纪和12世纪的冰岛可以作为例子。类似的关系在征服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例如：“英格兰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⑨这里，马克思虽没对历史跨越性作明确的概括，但在这些简短的文字中，他已通过一些实例对世界上不同地区由于交往而先后导致的向古代社会、封建社会乃至资本主义社会的跨越进行了实证分析。

　　此后在19世纪50年代初以及《资本论》时期，马克思一方面开展对资本主义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将视角投向东方社会，着力研究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并通过东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发掘它们的共性以及反映人类历史整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理论探索中，他并没有就历史演进中的跨越问题作过多的探讨。不过，在《资本论》第1卷的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还是明确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⑩马克思的这段话历来都被很多人看作是“单线论”或“经济决定论”的文本证据，如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就是这样做的。但稍作分析便可看出，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强调人在社会历史面前完全是消极的，他的观点是：生产力的继承性决定了人类历史也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人们在历史发展中虽决不可能人为主观地改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可以在此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驾驭规律以推进社会的快速发展，进而“缩短”历史发展中一些“痛苦”的“分娩”过程。由此可见，在这段时期，马克思虽没有提出跨越理论，但基本上还是坚持其之前的观点，强调历史发展与社会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进入19世纪60—70年代，对历史发展有着敏锐察觉的马克思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至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的发展状况。虽然对此问题他在50年代就有所涉及，不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坚持认为俄国公社也会和历史上先后存在的其他农村公社一样，将遭受资本主义“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而当马克思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阅读了大量涉及俄国经济、财政、农业和土地公社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后，他开始有了新的思考。如俄国女革命家伊·鲁·托马诺夫斯卡娅在1871年1月7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就提及马克思“在有关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命运问题上所预见的二者必择其一”。而马克思在1874年论及“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国家发展道路时，也指出将面临着两种抉择：“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马克思的这一分析虽不是针对俄国，但其中已经隐含着其晚年思想的颗粒。

　　当然，马克思对俄国的系统研究还是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其最初成果体现在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信中他针对米海洛夫斯基武断地将《资本论》中阐述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强行推演至一切社会，即要求“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进行了驳斥。他说：“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因此像他这样“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要研究特定社会发展道路，必须要在结合其存在的具体历史环境的同时，还要将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分别进行研究，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而对于俄国社会的发展前途，一贯“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的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在这里，马克思不仅含蓄地表达了他对俄国社会前途的新设想，而且更进一步地探讨确立了方法论原则，即一切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出发点。

　　其后的1879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摘录了大量古代社会史，从而在公社起源和发展的透析中形成了对于俄国公社前途的系统看法。对于俄国公社，他认为，正如地质形成会依次经过原生的、次生的与再生的形式一样，社会形态在发展中也会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俄国农村公社就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的类型”，即“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对于它的历史命运，马克思指出，它具有“二重性”特点，即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另一方面“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决定了它具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由此，探讨俄国公社的历史命运必须要具体考察其历史环境。

　　于是，马克思由“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背景出发，对公社所处的历史条件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提出跨越理论。他认为，与其他农村公社相比，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首先，“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与其他西欧国家只是以“稀有的残存的怪物那样零星地保存下来”不同，俄国的农村公社“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的”，它既已经度过了被资本主义触动的时期，同时又不像印度农村公社那样成为“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其次，俄国农业公社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它与资本主义身处同一时代并与资本主义开启的世界市场普遍相联。这使其可以“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即它既不需要像西方那样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就可以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也不再像西方那样需要几个世纪就可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包括银行、股份公司等。与资本主义的同时存在，将给俄国公社提供包括大规模共同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在内的各种有利因素而将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运用到公社中来，以实现公社的跨越发展。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在发展中已经显露出多重危机，而它们的无产阶级也正欲打破它，这也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人类社会也必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这为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正是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提出俄国“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俄国农村公社具有的有利条件使它完全“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 在作出这一结论的几个月后，马克思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作的序言中又再一次对俄国公社发展前途问题进行了论述。马克思仍然坚持俄国农村公社这种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在当前“固然已经大遭破坏”，但这种“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占有”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依然“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的马克思显然已经依据他对公社及其历史环境的分析，坚持认为俄国有可能利用历史造就的条件，从而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由此，跨越理论正式形成。

　　综上所述，跨越理论的最终形成是在马克思的晚年，但其并不只限于晚年，通过梳理其整个思想发展历程可见，在他理论探索的早期和中期，都有相关论述，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三、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跨越理论及其启迪意义

　　在晚年，马克思以历史发展的新命题为契机，通过对新形势下俄国公社前途的思考，提出了跨越理论。不过，自跨越理论被提出，关于它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由此，有必要给跨越理论以一个准确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现实启迪意义。

　　首先，马克思跨越理论的提出不是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否定。在本质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整个人类历史进行抽象的结果，其并非要求一切民族都严格按此单线演进，特别是在世界历史开启以后，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在统一性中日益呈现出个性特点，历史发展的这些非常态性并不是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否定。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所以，跨越理论的提出并非意味着马克思改变了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相反恰恰是以此为前提的。因此，在历史发展中，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实现了跨越，其并不是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否定，相反是对它的丰富与深化。由此，那种以跨越理论为由来否定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行为，与那些拘泥于历史发展中的个别现象、从而孤立地从社会形态演进特殊性来否定社会形态理论普遍性意义是一样的，都是没能科学把握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结果。

　　其次，马克思的跨越理论乃是有条件的跨越论。在论述跨越理论时，马克思从没有抛开现实历史条件而只对俄国社会的命运做抽象的分析，他总是将其与当时的现实条件联系起来。其表现在：一方面，马克思在论述中总是贯彻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认为世界历史的开辟、资本主义发展积累的文明成果以及与资本主义“共时态”的存在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俄国公社“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从而为它的新生创造出必需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有利条件在任何时候都是俄国社会实现跨越所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马克思还联系当时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如当俄国公社面临1861年改革带来的多重“破坏性影响”时，马克思强调这些影响“只要不被强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因此“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因为只有革命才能“在它目前的基础上为它创造正常的条件”，而“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面对俄国公社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还是“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这一疑问，马克思联系当时的世界形势将对这一问题与西欧革命形势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论述了跨越的条件与可能。他说：“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可见，马克思的跨越理论在任何时候都非无条件的跨越论。

　　第三，跨越理论的跨越在本质上具有双重意蕴。就一般意义而言，跨越理论是马克思为俄国社会寻找的一条特殊的民族自救道路，同时他也明确提出社会形态在历史发展中有实现跨越的可能。对此跨越现象，他一方面在论述中提及到包括美国、日耳曼人等在内的一些国家和民族的特殊的“跳跃式”的发展道路以及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一“卡夫丁峡谷”。另一方面，在确认俄国已经存有“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俄国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冲击下“已经大遭破坏”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并强调俄国仍然可以利用历史机遇而不经过“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从而“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阈中，跨越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蕴，即“整体跨越”与“局部跨越”。前者乃是跨越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从而直接过渡到较高的社会形态，后者则是跨越特定社会形态中的部分发展阶段，以缩短其在这一形态中的发展过程，并尽快过渡到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

　　最后，马克思的跨越理论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晚年的马克思曾对俄国报以极大的期望，但历史并没有满足他。作为俄国公社获得新生必要条件的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都没有爆发，俄国社会也“失去了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由此失去意义。一方面，正如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的：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因此，马克思跨越理论所包含的丰富思想，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俄国乃至东方社会的范围，对一切民族、国家都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研究跨越理论的方法论，对于探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那些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且生产力十分低下的不发达国家从现实实际与历史环境出发，能动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都将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注释：

　　① 张喜德《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5期。

　　②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2页，第340页，第287页，第341—342页，第340页，第765页，第764—765页，第770页，第765页，第770页，第765页，第770页，第766—767页，第770页，第769页，第767—768页，第770页，第767页。

　　③ 赵家祥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④⑥⑦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5页，第86页，第68页，第124—125页，第251页，第251页，第251页。

　　⑤ 孙麾《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演变及其选择》，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101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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