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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知道欧洲面临着希腊金融崩溃的危机，这将对欧元区及其金融制度造成冲击并产生严重的后果。而另外一项重要的欧洲制度《申根条约》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及希腊宪政民主面临的危机则不那么受人关注。

　　现代希腊人所做的最为明智的事可能就是1981年加入欧洲共同体（现在的欧盟）。而他们所做的最愚蠢的事则是二十年之后加入欧元区。由此希腊这个第三世界标准的经济体在欧盟内部过上了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这种奇迹是通过更为富裕的欧盟国家向经济规模不大的希腊大规模金融转移，以及希腊人对欧盟规则和标准的普遍违背来实现的。雅典的政府（无论左翼右翼）通过相当于一个波斯湾酋长国财富的福利项目，用欧盟的钱来购买国内物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种方式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其它欧洲国家虽然觉得希腊令人生厌，却还不觉得希腊的情况已经发展到需要改变的地步。

　　随着希腊2000年年初加入《申根条约》，一年后加入欧元区，希腊人舒适的生活就到头了。申根和欧元并非单纯的馈赠，它们也对成员国施加了重大的义务。身处这些制度的制约中，希腊需要行动起来并有所贡献，而不仅仅是索取。然而希腊在这两方面都完全失败了，不仅给本国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还威胁到了欧盟的生存。

　　申根是一个联合执法的广泛项目，强调保护欧洲的外部边界免受非法移民和有组织犯罪的侵扰。当时，大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内政部都反对希腊加入申根，它们认为希腊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满足这个体制的各项要求。然而，布鲁塞尔的政治决定却给予了雅典这项恩惠。还不到一个月，意大利政府就公开要求召开一次紧急峰会，讨论希腊的违约行为。

　　尽管希腊后来有所改善，欧洲外部边界上的漏洞就再也没有被堵上过。一个非常资深的希腊安全官员私下告诉我，如果希腊要遵守申根条约，它就必须把所有的边界全部关闭。数量庞大的经济移民通常喜欢从希腊过境，糟糕的是，巴尔干、前苏联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也选择从希腊进入欧洲。现在，如果欧元的困境不是那么危急的话，欧盟的危机将会是《申根条约》，而希腊则身处漩涡中心。

　　通过大规模篡改公共财政加入欧元区对希腊来说只是面子工程，并非理性的经济选择。希腊缺乏内在竞争力，它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把自己和发达欧洲国家的货币政策绑在一起。加入申根和欧元只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虚浮之举，最终暴露出希腊远未达到一个欧洲国家标准的本质。今天，三十年来生活方式的改善被彻底清除，这给年轻的一代人留下了残酷灰暗的未来。尽管国外的希腊人发展得不错，而希腊本身的经济基础狭小，局限在本土并受到高度保护，这强化了年轻加入公务部门或者出国的动力。希腊的产出量和出口额都很小，教育体系遭人耻笑，绝大多数的年轻人要么没有体面的工作，要么就跑到国外去了。

　　那些通常把希腊想成是“民主发源地”的外行人需要认识到，希腊的宪政民主只有短短三十五年的历史，非常脆弱。1828年独立以来，希腊失败的民主尝试就和各种形式的独裁统治相互交织。即便是1967至1974年间希腊声名狼藉的军政府一开始也没有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只是那些军官们在经济上的无能才使得公众丧失了对这个不民主政权的耐心。

　　民主的代价

　　军人统治结束以后，先是总理后来成为总统的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启动了三重奏：结束君主制，恢复宪政民主，加入欧洲。虽然希腊的制度远未达到欧盟的标准，但他让欧洲各国领导人相信只有欧盟可以保证希腊民主制的存活，以此获得了欧盟的入场券。事实情况确实如此。现代希腊所经历过的唯一稳定的宪政民主得益于欧盟的庇护，欧盟所支撑的繁荣使它的民主得以成功运作。

　　我们从对希腊的仔细考察中可以发现，它的民主充斥着非同寻常的党派斗争、普遍的政治庇护和腐败、大多数欧盟国家所不存在的极端政治以及对法治的广泛漠视，这些表现为普遍的逃税行为和对国内恐怖主义的广泛容忍。只需要一场经济危机就可以暴露出希腊民主的重大缺陷。

　　最近的这次选举并不能使人安心。首先，62%的参选率跌至战后最低，参选的多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而参加选举是这个国家公民的法定义务。许多人人的行为方式完全违背了希腊法律：他们选择退出对政治进程的直接参与。

　　第二，多党联合政府得以实现仅仅是因为一项新的选举条款规定多数党可以额外获得300个议席中的50个席位。许多希腊人对此表示谴责，并认为这是不民主的。如果使用常规的议席分配体系，即便是大联盟也无法成为议会多数。

　　第三，联合政府只是老一套罢了。新上台的中右派总理安东尼·萨马拉斯1992年推翻了自己的政府，给了当时执政的安德鲁斯·帕潘德里欧最后一击，由此被人们认为是新民主骗子。萨马拉斯的联盟伙伴，社会民主主义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领袖韦尼泽洛斯正是1989年在一桩腐败案中为帕潘德里欧开罪的律师。这些人都是老式的、近亲繁殖的宗派政客，被广泛认为没有能力超脱于狭隘的党派斗争。他们所谓的“计划”只是为了再次欺骗欧盟罢了。雅典在布鲁塞尔受到尊重的唯一高层人物，前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在新政府中并未任职。

　　激进主义史

　　目前联合政府之外的选择则更为糟糕，这就是新一代希腊政治的代表，基金左翼联盟政党的艾雷克希·齐普拉斯，这个人发迹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后来倒戈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左翼联盟。此人的经济民粹主义、政治排外和对民主价值的蔑视让人想起了早期的安德鲁斯·帕潘德里欧，但他并不像后者那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缺少国际影响力，也不愿意达成交易。希腊的政治文化缺少承担责任和达成妥协的意识，在这样的氛围下，激进的左翼迅速成长，几乎成为多数。

　　希腊的政治很容易就从投票箱转向街头斗争。这个社会对于政治事件中的暴力行为极其容忍，却不支持公共秩序力量。希腊的警方已经比十年前拥有更好的专业技能，但它的力量却不稳固，宪政很容易转变为无政府状态。齐普拉斯保证完全解散这个国家工作过度的防暴警察，但是，据报道，大多数警察还是把选票投给了新纳粹党金色黎明党。希腊近年国内的政治暴力在国外不怎么被报道，然而，过去只是序曲，它的规模和杀伤力还将增加。

　　当前，希腊民主遇到的威胁来自左翼而非右翼。人们对军政府的独裁行为记忆犹新，因而军方还不太容易干涉政治。然而，人们对左翼初生的无政府主义却认识不足，甚至对其大力支持。更好的生活前景已经消失，选举不再那么有助于产生优秀的政府，欧盟对这个浪荡子也袖手旁观，希腊政治文化的巴尔干/利凡特性质正初见端倪。

　　如今，希腊和欧盟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已非常之大。一名雅典评论员最近指出，“希腊”一词如今在所有主要的欧盟语言中几乎等同于“欺骗”。欧盟对这个“民主发源地”的怀疑由来已久，过去十年中希腊的一系列谎言已经大大加深了这种不信任感。当欧盟的决策者聚焦于挽救自己的金融制度时，没人相信雅典。雅典的政治家也不敢接受布鲁塞尔的任何决策，因为这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欧洲陷入僵局。

　　在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民主由于带来了和平、繁荣、安全和福利而广受支持，欧洲民众并不是为了民主而民主。在艰难的时候，民主受到了严峻考验，匈牙利就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案例。然而，希腊仍然是最极端最脆弱的。希腊的宪政民主可能失败，从历史的长远观点来看，这将对欧盟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冲击，远甚于债券违约和货币贬值。正像1998年之后的俄罗斯所展示的那样，钱的再生相对迅速，民主却没那么容易。

　　（作者简介：韦恩·梅里，华盛顿特区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欧洲与欧亚大陆资深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国家利益》2012年7月23日评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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