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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直都在试图寻找出弥合双方分歧的途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中苏之间的短暂合作也随之灰飞烟灭，双方重新开始论战，互相指责，但双方并没有把大门关死，双方通过讨论最后商定于1963年7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两党的高级会谈。但由于在会谈之前发生苏联驱逐中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的事件和在谈判期间苏美在莫斯科举行有关禁止核实验谈判，并且，苏共中央还在《真理报》上发表公开声明，指责中国领导人蓄意在核战争中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声称苏联不能同意“中国领导人关于在亿万人尸体上创造出‘高出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双方会谈失败，继续争论不休。到了1964年，双方迎来了一次和解的机会。这就是1964年10月13日至1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迫使赫鲁晓夫下台。这一重大的事件在中苏两国关系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似乎为中苏关系的和解提供了某种契机。

　　有关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中苏关系的状况已经有众多论述，而对于从1964年10月16日至11月14日这一短暂时间里中苏双方，特别是苏联方面为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状况所做的活动则较少涉及，随着俄中双方档案文献的解密，为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本文将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主要依据以及利用中方相关文献，对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中苏关系发展进程进行阐述，以揭示两党在处理相互关系中的真实情况，并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给予简要的分析。

　　一、中苏试图和解的尝试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双方在这个时候都表示了一定的和解愿望，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试图使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

　　（一）赫鲁晓夫下台后中方所采取的方针与措施

　　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二天，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在10月16夜里，向中共通报了苏共中央全会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有关解除赫鲁晓夫现任职务的决定。当时由于苏联大使馆是突然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他们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由于考虑到中央领导都已经休息了，所以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请伍修权接待了苏联大使。当得知赫鲁晓夫下台这样的重大事件的消息后，杨尚昆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随后召开了一系列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政局的变动和中方应该采取的对策。虽然对于苏联国内所发生的事不了解，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认为，赫鲁晓夫被解职毕竟是件好事，应该表示欢迎，要做工作，推动苏联变化。在对赫鲁晓夫的下台原因进行了分析之后，中共初步确立了“静观的方针”。中共中央很快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人致以贺电并表达了良好的愿望：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中共在此封电报中还表达了希望两国未来关系能够改善，希望：“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祝中苏两国人民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不断发展！”这封电报在中共看来，是“在非常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苏联新领导人也很快联名给中国领导人发来了表示感谢的电报。

　　另外，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还决定“现在暂时不发表论战的文章，我们自己不发表，其他兄弟党跟苏共进行论战的，特别是批判赫鲁晓夫的也不发表”。因此，中国官方的报纸和电台都停止了反对苏共的宣传，取而代之的是在节目中播出塔斯社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有关赫鲁晓夫下台的决议。从中国这种反应的速度和行动来看，当时中国确实是把赫鲁晓夫的下台作为中苏和解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来对待的。

　　稍后，在10月2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把对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中共政策由“一肯二看”调整为“一推二看”，就是说“看还是要看，不过要做点推动的工作，推他们往前走。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化”。中共的这种观点，周恩来在莫斯科会见罗马尼亚、波兰等党政代表团时也曾表达过。为此，在同相关的社会主义国家沟通后，周恩来在10月29日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正式提出：“我们想在党和国家方面建立联系，以便能互通信息。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是派遣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的47周年庆典以表示我们的祝贺，同时与苏联政府举行会谈第二个建议是，我们欢迎苏联派代表来北京同中国党和政府进行会谈”。“如果以上两个建议苏联方面都不能接受，那么中国共产党准备听取苏联方面的建议”。此外，周恩来还提请苏联邀请其他12个相关的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契尔沃年科在会见之后致电苏联外交部，指出：“当我听到中共在没有事先告知我方，而自作主张通知其他共产党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时候，我感到不快，只是淡淡地说将转告莫斯科”；同时，契尔沃年科也认为：“周恩来这次约见我，这本身就说明中共对此事非常重要，而此前，都只是中方不重要的人物接见我。”

　　为了给莫斯科会谈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中国利用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机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展示中共希望与苏联和解的意图。11月5日，在十月革命庆典的前夕，中国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又联名致电苏共中央领导人表示祝贺，并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促进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的团结越巩固，世界革命人民就越高兴，我们的敌人就越害怕。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坚强团结面前发抖吧！”在舆论上停止了对苏攻击的情况下，中国的报刊又在这时第一次正面转载了苏联《真理报》的社论《苏共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和编辑部文章《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伟大旗帜》；《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之间，实行联合、相互支援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且还连续几天逐一报道各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11月8日，《人民日报》还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6日在莫斯科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大会上的报告。

　　除此之外，中共还于11月6日在北京隆重举行首都各界人民集会，热烈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宋庆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等参加了集会，中共中央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刘宁一在大会上讲话。刘宁一讲话的主旨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核心。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必须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基础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领导人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11月7日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招待会，彭真在招待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从发给苏联庆典的贺电和彭真、刘宁一的讲话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共对于改善和缓解中苏紧张关系的目的、方式和原则还是比较明确的，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友好的姿态，但又不过分热情”。

　　在这期间，中国还非常关注其他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反应，并分析了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活动家的观点，特别是对欧洲共产党代表的声明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В.Гомулкa）的发言：“苏联和中国以及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承担着最重大的责任”，意大利共产党新领导人隆哥（Л.Лонго）的声明：“当苏联同志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来调整分歧，我们立即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公报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些决议根据近期发生在苏联的事件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给予了评价，都受到了中国关注。

　　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做了许多工作来确立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方案。正如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给苏联领导人信件中所说的，中共考虑了变化的新形势，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并且预先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的步骤和方法。

　　（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方所采取的方针与措施

　　苏共新领导人对中共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建议及其友好姿态感到非常满意，对于恢复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会谈也寄予希望。因此，苏联新领导人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虽然一直号称苏共仍将坚定不移地遵守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方针政策，并宣称苏共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但还是采取了一些试图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举措，尽力争取为两党莫斯科会谈创造良好的氛围，奠定改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基础。苏共在中央十月全会召开的第二天，就立即命令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把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通告中共，而对于其他的共产党却是在10月28日才被驻地国大使正式告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共对中共的重视，希望通过这种积极的行为能够使中共认识到苏共是把中共放在有别于其他共产党的地位上的。同时，苏联从1964年10月中旬就开始停止了在报刊和电台上的反华宣传。在10月17日《真理报》上刊登题为《苏联共产党的列宁路线不可动摇》的社论，指出“苏联共产党将坚定地为加强共产党队伍的统一与团结而斗争，也将对召开所有共产党参加的国际会议来讨论迫切问题的方式持积极的态度”，以此试图表明苏联所确立的调整方针对于中国来说是明显的和解的观点。10月19日，勃列日涅夫在一篇声明中宣称：“苏共将争取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困难，争取所有的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这其中就包含了克服苏中两党之间的分歧与缓和苏中紧张关系的意愿。除此之外，苏联还讨论了有关苏共准备推迟开始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有关召开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工作）的问题，这本来是要抵制中国共产党及其追随者的一项工作，而在此推迟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试图寻求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回旋余地，克服其中分歧的愿望。

　　此外，在同东欧国家的领导交换了意见后，苏联方面对中国要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建议做出了积极回应。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在10月31日上午再次要求拜见周恩来，告知：“苏共中央已经答复，赞成中国方面的意见，并将发出邀请。”契尔沃年科还告诉周恩来，苏共中央同时向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通报了决定，并对其他共产党的代表解释说：苏联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准备利用一切机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会议宣言及声明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统一性”。

　　苏联还主动地尽可能地显示其在恢复中苏两国正常关系上的积极态度。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十月革命周年庆典的前夕收到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命令：所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活动都“应该在友好和轻松的氛围中进行，以便让中国同志明确地感到我们准备同他们进行接触和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甚至还建议契尔沃年科在北京举行的隆重集会上发表一个一般性的声明，尽管不涉及所讨论的问题，但其中必须强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政府非常渴望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兄弟般的友谊和全方位的合作”。并且，在两党举行正式会谈前，勃列日涅夫还亲自告诉周恩来：“我们邀请中国代表团的决定是真诚的、是开诚布公的。我们还在你们到莫斯科之前就也已经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告了这点。这同样也表明我们对中共的友好。”甚至在中苏两党会谈失败后，柯西金在送周恩来去机场的路上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议。苏共的这些行动表明，苏共领导人有意愿通过中苏两党的活动和即将召开的莫斯科两党会谈的途径来调和两党之间的分歧，达成新的和解，以利于改善双方的关系。

　　苏联的这种态度和认识还可以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第一秘书А.В.谢尔盖耶夫给Ю.В.安德罗波夫的信件中明显地看出来。谢尔盖耶夫在信中指出一个不友好的中国对苏联是不利的，同时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性和团结性方面指出：“苏中关系正常化、恢复和加强苏中友谊是得到这样目标的主要环节和关键性的问题。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中国这都是客观的历史的必需。两国的利益以及所有社会主义的合作的利益也要求这样。”因此“为了得到我们的与中国的目的，应该毫不迟疑地克服巨大的困难，当然，同中国、同中国领导人需要进行大量的紧张的工作。”而且认为，在撤换了赫鲁晓夫之后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因此“有必要尽快重新回到研究苏共与中共、苏联和中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再一次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在分析了中苏关系现状及其原因之后，А.В.谢尔盖耶夫还指出：“首先应该预先积极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宣传的综合措施，而逐步加强我们与中国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要匆忙地采取措施和穷追猛打，而要沉着和稳健，要有所“赞成”和有所“反对”，同时还要带有充分的耐心，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不引起我们的朋友（指中国——笔者注）的不安，但在这一时期行动要非常快速，不使事情停滞不前以及不让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主动性。”同时还指出：首先，苏联“最好不要消极等待‘中国人自己反省’，相反要积极地做工作让中国‘贴近’我们。”其次，存在的大量的客观实事能够使中苏关系正常化，因为双方存在共同的基础即“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体现的共同特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国外交政策的反帝反殖是构成恢复苏中两党和苏中之间的合作的客观可能”。苏联所做的意在缓和同中共的紧张关系的一切行动，正是这些意见的真实反映。

　　但是，双方的这种良好的愿望和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实现他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相反却使得双方争吵得更加厉害，使得最初的希望化为泡影。

　　二、中苏两党十月莫斯科会谈失败

　　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中午，即11月6日中午，先后拜会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

　　在会谈中，周恩来首先向苏共领导人表达了中共中央希望改善与苏共不正常关系的愿望。周恩来说，这次来访，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

　　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会上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欢迎。第二天，苏联新领导人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回访中国代表团并进行了会谈。会谈的参加者中方有周恩来、贺龙等，苏方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等。这些都体现出了双方较为融洽而友好的氛围，但这种氛围却因马利诺夫斯基事件蒙上了阴影。

　　11月7日下午，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7周年的盛大招待会。席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走到周恩来跟前突然地说：“你们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了，我们不应该允许任何人来干扰我们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不要任何毛和赫鲁晓夫之类的人来阻碍我们的关系。”“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周恩来顾虑当时有西方国家外交人员和记者在场，没有当场反驳马利诺夫斯基，而率中共代表团愤然退出宴会。

　　中国代表团回到驻地后，周恩来同代表团的成员一起仔细地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曾经有过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代表团成员认为此事绝非偶然事件，这不仅是对中国党和人民及其领袖毛泽东的严重侮辱，而且是公然煽动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11月7日夜，中共代表团给中共中央发去急电，报告此事的经过，并提出代表团准备向苏共中央正式抗议，请中央尽快给予指示。中共中央接到电报之后，于11月8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最后发出特急电报，同意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的严重抗议，要求苏共中央作出正式答复，代表团要采取攻势，要不怕大吵、不怕闹僵、不怕不欢而散等。可见，中共在中苏正式会谈之前，因马利诺夫斯基事件而改变了最初来莫斯科“侦察”与和解的方针了，这也就预示着中苏会谈将很难取得双方当初所期望的结果。

　　当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回访中共代表团的时候，周恩来根据中央对此事所确定的精神指出：“由于这是在有很多西方人参加的庆典晚会上发生的，所以我没有反击，而是隐忍着到今天才说出。如果当时仅仅只有兄弟党代表在场的话，我就会给予反驳了”；并强调：“有这种思想的不仅仅是马利诺夫斯基一个人所独有，我指的是在你们中央委员会中有这样想法的同志”。勃列日涅夫在回复周恩来的话中首先指出：“苏联认为中共派代表团来莫斯科是非常重要的实事，认为这是朝向改善两党两国关系方面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对于马利诺夫斯基所说的话，勃列日涅夫说：“这，我们也是刚听到，我们不知道细节”。在周恩来进一步阐述当晚的细节后，勃列日涅夫说：“或许这不是针对毛泽东。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马利诺夫斯基所说的不能反映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已经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并且马利诺夫斯基也已经表示将正式向中共代表团道歉。”周恩来说：“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苏联领导中仍有人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勃列日涅夫只是说，希望中国代表团相信苏共中央上述的观点。最后周恩来指出“我们还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后的会谈中，中方代表团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指责，向苏方施加压力，试图推动苏共新领导人放弃原有的原则而赞同中共的方针。

　　这次会谈的最后是商定举行几次会谈的问题，周恩来建议举行两三次。勃列日涅夫说，如果需要多少，我们就准备参加多少次会谈。在此后到中国代表团离开苏联，双方共举行了三次会谈：分别是1964年的11月9日、11日和12日。

　　11月9日晚，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周恩来一开始即利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向苏方施加压力。在阐述了11月8日的观点之后，周恩来还指出：“中国曾经把一个说了过头话的高级官员开除了公职。当然，我们不是要干涉苏联的内政，不是要苏联仿效我们撤了马利诺夫斯基的职务，但苏方要给一个明确的回复。”并声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苏双方还能继续会谈什么呢？

　　在此后的谈判中，双方围绕着起草委员会召开的方式和原则以及时间问题展开讨论，中共要求在上述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才能召开，而苏共认为需要通过召开会议之后才能解决问题，试图坚持如期在1965年3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对此，中共在第二次会谈中给予的答复是：“如果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对不参加”。除了召开起草委员会问题之外，双方讨论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有关苏共执行的路线问题。苏共表示在与中共分歧的问题上，同赫鲁晓夫没有差别。虽然苏共后来说这仅仅是指思想上的，对此中共代表指出，苏共的主要路线是“赫鲁晓夫路线”，苏共新领导人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因此苏共应该拒绝这个路线，否则“中共的正确路线”如何能与苏共的“不正确路线”相提并论？在此情况下，如果不排除“赫鲁晓夫路线”，那么中共就不可能接受苏联关于停止公开辩论的建议，也将看不到停止斗争的可能性。

　　中共代表团产生这样的认识与苏共新领导人所确立不改变赫鲁晓夫时期的方针路线不无关系。在1964年10月14日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指出：“所有我们在自己的发言都是从列宁主义的党的主要路线、党的纲领出发的，而这些路线和纲领是在党的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强调的，是正确的和不可破坏的。这条路线，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政策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神圣的、不可动摇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使我们党的路线由此更加巩固、统一、团结一致、富有战斗力，顺利地在我国完成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的路线。”除此之外，在苏联大使向中共通告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时候，也强调“苏联共产党在未来将坚定不移地遵循苏联共产党纲领，遵循苏共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将坚决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并在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基础上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联在领导人更替之后，虽然有愿望在中苏关系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前提是不改变其原则立场。这就表明，苏共不会改变其既定的方针，也就是说包括对共产国际运动和中国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中国试图要苏联放弃既定原则和原来的主张是无法得到满意回复的，因此中苏矛盾的缓解也就无法实现。

　　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要求也难以接受。苏联方面认为如果同意了中国方面的意见，将会给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无法补救的损失，相反只会证实中共的权威。正是由于这方面的矛盾，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向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暗示，苏共“既不同意其中的许多问题”，也不准备谈论“有关重新修订苏共的领导方针”，并且说“如果每个代表团都提出要重新修订党的主要路线方针，那么谈判可能就会走入死胡同”。按照苏联方面的意见，主要任务是在现有分歧的条件下，首先停止公开争论、使双方关系正常化，同时创造条件来进行正常的、平心静气的讨论，以解决所争论的原则问题，一步一步地实现共同愿望。

　　双方在谈判中的观点相去甚远，没能达成任何有利于改善中苏关系的协议。最后，周恩来得出的结论是：“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苏共领导还要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最后谈判在没有取得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

　　至此，中苏两党试图和解的尝试失败了，也因此丧失了能够使两党坐到一起进行谈判缓解中苏紧张态势的一次机会。此后，两党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并且在国家关系层面上两党也走得更远。中国的报纸一改此前密切报道苏联的情况，仅在11月14日和11月16日分别简单报道了中国代表团和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和报道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两篇报道都没对中苏两党的会谈进行评价，这显然表明了中苏两党会谈没有达成有效的共识，分歧依然存在。而苏联也在中共代表团刚离开莫斯科不久，就以《共产党报刊关于共产党国际会议》为题，发表了22个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主张召开国际会议的言论，并刊载了大量指名攻击中共的文章、讲话等材料。而中共也于11月21日在《红旗》第21、22期合刊杂志上发表《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文章列举了赫鲁晓夫所做的12件坏事，论证其下台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文章指出，苏共领导人指责赫鲁晓夫对中国关系的个人行为的目的仍然是继续坚持以前的观点，并不打算拒绝近期党代会的任何决议和苏共新纲领。由此吹响了与苏共新一轮公开论战的号角，这也成为中苏辩论尖锐化阶段开始的一个明显标志。这是从10月14日之后，中国第一次把批评的火力公开猛烈地集中到苏联新领导身上。勃涅日列夫对这些说法做出了回应：“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把我们的党和人民从既定的历史道路上拉回去。”此后双方继续进行论战，甚至于走到了兵戎相见的程度。

　　这些事件真切地表明，两党之间的分歧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其中之一的“分歧的制造者”走下政治舞台都没有能带来所期望的中苏关系的缓和。至此，中苏关系完全破裂，走向对抗(1964年—1979年）。

　　三、中苏尝试和解失败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中苏试图以赫鲁晓夫下台为契机尝试缓解两党两国关系，但最终由于双方的观点难以寻找到共同点而没有实现所期望的目的。之所以如此，与下面几个因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首先，苏共在更替了领导人之后，并没有打算改变在赫鲁晓夫时代的方针路线（当时也没有现实可能性去进行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方针），使其所有改善同中共关系的努力失去了意义。这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和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都有明确表述。十月全会并不是认为路线方针错误，而主要是“在领导人的更迭中，权力的再分配是最主要的”。这就使得中苏之前对苏共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大评价的分歧就无法弥合。而且，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也认为赫鲁晓夫在处理有关中国问题时“……立场是正确的，只是执行路线不够灵活(原文在此用了黑体字——笔者注）”。同样，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在十月全会上发言中也指出：“在对外政策方面，苏共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在从事分裂的反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执行旨在加强和兄弟党的领导、和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联系与友谊的极有耐心的、克制的和灵活的政策”。此外，法共代表团团长马歇在1964年10月26日会见勃列日涅夫后谈到中苏关系时说：“苏联领导人否认了这种暗示：苏共将设法同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妥协。”这就表明了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且相关的从中国传回去的信息又加强了这样的看法。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于1964年10月28日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之后把自己形成的观点和建议发给国内，他认为：中国在此前宣布的总的政治方针在原则性方面没有看到任何改变的迹象；在同周恩来的交谈和其他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接触中，可以得到的证明是，中国不准备改变自己的政治总方针，其中包括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问题。在中苏会谈之前，苏联领导人得到这样的汇报，很显然是对中国存有一种戒备心理。这也可以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波赞诺夫（А.М.Пузанов）于1964年11月11日在同铁托谈话中得到证实：当铁托询问他有关苏方对中国的行为如何评价时，他说：“我们中央主席团绝对地认为，中共追求的目的是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合作只符合自己的利益”。而苏共在与中共的1964年11月的莫斯科会谈中的言辞也很好地表明了苏共的立场和态度。米高扬在会谈中明确表态说：“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问题上，我们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致的差别。”也就是说，苏共新领导人还是执行赫鲁晓夫的对中共的方针政策，正如中共所说的苏共是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路线，而这正是中共所反对的。因此，苏共新领导人所奉行的方针政策和原则是两党这次会谈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毛泽东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所设定的中方政策是这次中苏会谈失败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共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先后确定了“一肯二看”、“一推二看”的方针，决定派遣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典并和苏共举行会谈而进行“火力侦察”。中国派代表团去与苏共会谈最初的目的是“不准备在莫斯科达成什么协议，敲定一个什么方案”，“不同苏方进行公开论战……着重是到现场观察一下这次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原因，以及苏共新领导今后动向的迹象”。为了便于观察，中共同时还确立了代表团同苏共会谈的策略：“不主动提出”召开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和推迟召开筹备会议。对于前者，如果苏联提出，则“坚持原则”，反对无准备地召开分裂的国际会议，对于后者，如果苏方提出，则“原则上同意，但时间要另行商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共所做的仅仅是一种姿态，而非要通过这次会谈去解决中苏两党所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共之所以暂停同苏共的论战是因为“赫鲁晓夫垮台，形势发生变化，我们的策略也要相应改变”，“因为这个时候再论战、再骂赫鲁晓夫，显然是不合时宜了”。从而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此时对苏共的政策并没有因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所有措施都是在试探和观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以看为主”，为以后继续辩论“积累资本”。而“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使得中共的这种“友好姿态”和暂停论战的措施立即发生了变化，中共当初的“内心所燃起的新的缓和与改善对苏关系的希望之火”随之也熄灭了。当得知“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之后，中共中央除了同意中共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就此事提出正式的严正抗议外，还要代表团对苏共采取攻势，对苏共所执行的路线进行批评，在会谈时要敢于争论，同时还指示中共代表团不要过多地讨论双方之前所争论的问题，要中共代表团坚持以前的原则来对待苏共所提出的问题。在这样的基调下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无疑是很难就两党所存在的问题得出一致的意见，也必然预示着两党的会谈除了重复以前所辩论的内容外再也无他了。双方经过三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中共意在缓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尝试也随之戛然而止。

　　最后，中苏和解的失败，最终导致关系的破裂，与两国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中苏两国都是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但由于两国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这就使得两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和世界局势的看法和认识必定会有所差异，而双方又不能认同各自对此的认识或者没有能够意识到这种差异是社会发展不同步而产生的认识上的错位而导致的，同时双方又要求在国际共运中以一个核心为准则，要求各方协调一致，而忽视各自的特色。这样当形势发生变化时，这种差异也就必将凸显出来，从而为了各自的观点和利益就必然会发生争论。如果不能意识到这种差异产生的历史背景，就无从寻求协调一致，即使出现有益的机遇也未必能够抓住。此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的追求的矛盾和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和中苏之间的“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之间的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这样非正常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因素的存在，才使得双方没有能够抓住良机，弥合相互间的差异，并走向与会谈的最初愿望截然相反的方向。1964年11月的中苏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了和解尝试，终归因这种差异的存在而消蚀了双方所做的努力，最终彻底地走向了分裂和对抗。

　　由于上述的种种因素，使得双方在会谈之前并没有冰释前嫌，搁置争议，放弃各自的观点来寻求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协调一致，从而真正地缓和两党关系与两国关系；因此，在此基础上所实施和解的举措也就没有任何实际效果，也就必然导致双方寻求和解的尝试最终归于失败。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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