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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群关系是事关执政党兴衰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今世界，党群关系的影响面比以前更广，对执政党的作用与冲击也更为明显。是否重视党群关系、能不能推行正确的群众路线，所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命运。当今国外一些执政党在党群关系上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党的最高领导层亲自做群众工作，爱民亲民，拉近与民众感情，亲身了解和体察民间疾苦，着力增进党群关系。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执政的党的领导人保持着传统本色。古共领导人卡斯特罗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他和各省委书记等领导人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群众来信，通过这一渠道及时了解群众的各种意见和建议，甚至亲自给群众回信，建立起与最基层民众的直接沟通渠道。越共中央领导人到基层视察时，能叫出许多当地民众的姓名，而普遍民众也习惯地直呼领导人在家庭中排行的“小名”，这就拉近了党与群众的距离。老挝人革党领导人也十分注重体察民情，时任党主席坎代下班后，经常自己下地干活，与邻居们切磋种地经验。纳米比亚人组党主席努乔马不顾近80岁高龄，仍经常到工地与民众一同劳动，使人组党与民众同甘共苦的形象深入人心。

　　实际上，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少政党领导人都重视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意。西班牙工社党主席帕萨特罗在2000年出任党领袖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国各级基层组织，直接了解基层党员、本党支持者和选民对工社党的愿望和要求，较好地树立了亲民形象。丹麦社会民主党领袖托宁·施密特为改变“物质美女”形象，在2011年大选前夕参加电视节目时，特意把一头金发束起，化淡妆出镜，放弃私家车代步，坐货车到工厂看望工人，在选民面前塑造一种平民形象，最终当选该国首相。日本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郞自1969年当选议员后，连续15年坚持“家访”选民，有时平均每天跑100多家，参加100多场聚会，以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夯实了选民基础。富家出身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上任后，着力以“平民”面貌示人，他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参加家务劳动，高调宣传自己悉心照顾生病的儿子，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社会下层对他的负面印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李显龙在出席2005年党50周年庆祝活动后，随即与本党年轻党员在酒吧聚会，高呼要“让人行党摇滚起来”，迅速拉近了领袖与普通党员的距离。

　　当然，也要看到，有一些政党特别是长期执政的政党领导人，在掌握政权的中后期不像当初那样亲民了，而是高高在上。在不久前的突尼斯“街头运动”中，突宪盟领袖、总统本·阿里自己就承认，他沉溺于个人“小圈子”，闭目塞听，被身边的一些人阻隔，难以了解到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他都不明白为何抗议群众要起来反对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领导人以及印尼专业集团的领导人苏哈托等人执政后期都远离群众，不太关心民间疾苦，最终遭到大多数民众的抛弃。

　　（二）注重建立和形成一套相对有效的密切联系群众、争取选民的相关制度与机构，使党的群众工作能够由具体部门来管理，由具体的制度去规范和引导。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党中央大都设立了做群众工作的专门指导机构，并为此配备高级领导干部分管。越共中央设立了中央民运部，并专设了“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该机构由时任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从氏放任主席，为党中央的党群工作提供咨询和政策依据，该党提出的做群众工作的四条原则，就是该工作委员会通过调研形成的指导性文献。古共在中央、省和市三级设立了“舆论和政治社会情况研究中心”和“群众举报上访接待办公室”，负责采集群众“原汁原味”的意见，以简报形式定期上报中央，有时还要通过媒体答复民众提出的问题，促其尽快得到解决。西方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为更好地联系民众、做群众工作，也成立了相关领导和协调或研究机构，如统俄党在中央一级设立了“党的拥护者中央协调委员会”，在州、区两级也成立了“党的拥护者委员会”。秘鲁阿普拉党则成立了“社会阵线书记处”，由党的总书记直接领导。日本自民党则建立了“中央对策本部”，该部由党的总裁、副总裁、干事长以及总裁亲自挑选的干部共同组成，总裁本人亲自担任该部部长，且依靠该机构来联系和争取选民。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则成立了“民众联络局”，该局由党的一位副主席牵头领导。同时，一些政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还对于加强党群关系在制度上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如老挝人革党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每年要有1/3或1/2的时间到基层，以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建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确立了议员接待日制度，规定该党议员定期地保持同选民的对话与联系。

　　埃及民族民主党也成立了由党中央农民、工人、妇女、青年书记处负责联系相关群体的机制，但在关键时刻并不管用。而不少的发展中国家政党乃至执政党则根本没有相关的制度与机构去管理和协调群众工作，至多是在大选时即时号召选民投票而已。所以,其社会基础一般都非常脆弱，选举业绩波动性大，即使上台执政，政权大多也不稳定。

　　（三）努力探索本党联系群众的有效做法，并在新形势下注重做群众工作的制度与方法创新，以提高实际效果。较长时期以来，古共领导人不仅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解决群众实际问题；而且善于在发生突发事件或一些危难险情时及时出现在工作一线，在出事地点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1994年8月5日，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下，哈瓦那出现了移民风潮和政治骚乱。卡斯特罗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现场观察，做群众的说服工作。他明确指示身边的警卫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开枪。当卡斯特罗来到混乱的群众现场时，原来打砸抢的人不由自主地扔掉了手中的石头，转而鼓起掌来，骚乱局势迅速得到控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通过“议员访问”和“会见选民”等制度，把党与选民的联系定期化、制度化，该党包括部长在内的党员，每周都要安排一个晚上走访选民；每周还要安排一个晚上接待上访群众，这个晚上一般要接待二三十位上访群众。在走访中，议员们走家串巷，逐家敲门，向选民说明来意，有问题、有意见就记录下来，无问题就寒暄几句，递张名片则离开。统俄党为了加强与选民的联系，更好地做群众工作，在普京任主席期间，利用其超高名气和威望，成立了“普京公众接待站”，自2008年7月建立以来，该党已经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2500多个接待站。接待站既是党与选民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作为政权党反映和解决民众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接待站成立的第二天，普京就亲临接待站接见前来投诉的民众，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向接待站反映情况的热情。统俄党把接待站作为联系群众的制度亮点，不仅有效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而且较好地通过其掌握了社情民意，更切实地起到了服务民众的目的，党的形象得到明显改善。面对新的形势与环境，韩国大国家党利用本国网络普及率高、年轻人上网率几近100%的现实情况，大力利用网络来联系民众。2009年初,该党成立“数字化政党委员会”，下设“国民沟通委员会”，专门负责与网民沟通。该委员会不仅在韩国各大网站上大力阐述党的政策、立场，引导网络舆论走向，收集网民对党的意见、建议，而且还组织有关政治议题的网络讨论，吸引党内外网民的参与，集思广益，统一思想。同时，该党还加强领导层与网民的直接沟通，在本党网站上专设网民咨询窗口，不定期地组织党的领导人同民众进行网络对话，讨论各种有争议的问题，解答网民的提问和质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当然，也有不少政党不重视联系群众，或者在当政后不善于做群众工作，漠视群众的利益与意愿诉求。法国社会党在2002年下台后反思和总结其下野原因时强调，党在执政后，许多党的干部高高在上，官僚主义作风日显，对选民的思想意向反映迟钝，对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解决不力。突尼斯宪盟在理论、规章上有一套完整的群众工作主张和思路，但它却是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会夸夸其谈而已。当真正发生危机时，该党却不知所措。在“街头运动”迅速高涨特别是本·阿里外逃后，作为执政50多年的强大政党竟然毫无作为，不对民众做任何的说服、劝退和教育工作，任凭事态向恶化方向发展，党的领导人总理、议长为了保官还临阵退党。

　　（四）促进民众对党和国家事务的参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主动意识到自身的活动与党和国家的事业休戚相关。古共早在2007年就围绕古巴的前途发动全民大讨论，共有500万人参加。在2011年召开六大前夕，古共又将大会主要文件草案——《经济社会政策方针草案》通过媒体公开刊发，发动全民对之进行大讨论，先后共有890万人次参加不同形式的讨论，约有300万人发言，总共提出意见、建议、补充或疑问78.1万条。有的建议哪怕是一个人提出的，只要正确，古共也给予高度重视。越共也非常重视党员群众对于党和国家事务的积极参与，该党的十大、十一大政治报告草案，党中央均提前数月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向全党全民征求意见，十一大政治报告草案发布仅两个月，就收到全国1400多条修改意见。实际上，其他类型的政党也有类似的举措。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围绕英国工党第四条即“国有化”条款的修改，布莱尔发动全党参加讨论并最后由全体党员投票决定是否修改，结果有65%的多数投票赞成条款的修改，从而为工党在新时期的变革扫清了最大的思想与体制障碍。法国社会党也是如此，该党在2002年下台后，在党内组织了5000多场座谈会、讨论会，动员各级领导层、基层党员对党败选的原因进行深入反思，在公开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党中央就党未来的纲领政策提出了五种不同的方案，交由广大党员群众进行表决，结果由时任第一书记奥朗德的主流派提出的草案获得全党多数支持而通过。

　　加强党群关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些党发扬党内外民主的过程。为此，许多政党十分重视通过各种渠道倾听和搜集广大民众的意见建议和利益诉求。德国社民党为此自己花钱雇用中立的民调机构在社会上广泛收集公众对该党的意见和需求，并根据大多数民众的意见对党的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补充，从而更贴切地反映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和要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则在2004年成立了由普通党员组成的“政策论坛”，它由全国84个支部选派的168名代表及青年团和妇女团各十名代表共同组成，每届任期两年。论坛主要讨论党员共同关心的问题，召开相关会议时还邀请相应部门的部长出席，与论坛成员进行直接交流对话。论坛还广泛收集各自联系的党员和非党群众的意见，并反馈给党的领导层。经过七年多的实践，该论坛现已成为党的领导层与基层党员和群众沟通的桥梁，该党的基层党员也由此获得了对党的大政方针发表意见的平台。此外，还有一些政党重视通过每年举办党报节、党的领导人的纪念日及党的重大事件的纪念会等各种大型的党员和支持者参加的群众集会来加强党与社会的联系，以此激发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参与热情，并增强党员对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像南非非国大、纳米比亚人组党以及法国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通过开展这些活动，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当然，也有一些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并不重视对党员群众意见建议的搜集，也缺乏调动党员群众参加党的相关活动的资源和手段，党不能全面地反映和代表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在相当程度上与社会脱节。即使在当政，也仅仅是作为一架执政机器而存在，并随时都存在被广大民众抛弃的可能。

　　（五）党政官员在日常生活中艰苦朴素、清正廉洁，致力于预防并坚定地反对专权腐败，在党员民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形象。古共领导人自执政以来长期保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古共部级领导人的工资至今仍低于教授和科技人员的工资。除个别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其他领导者一般都住在居民区，有的领导家中设备简陋。由于交通设备不足，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内的领导干部的专车在路上如遇群众搭乘，也要停车顺路搭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都不让家属随行，不能绕道旅行，有的政治局委员连飞机头等舱都不舍得坐。而且，古共领导人卡斯特罗带头在《国家干部道德法规》上签字，要求各级干部在这方面都应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榜样和典范”。许多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对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各类权力腐败特别是经济腐败行为严刑峻法，甚至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决不姑息。如老挝人革党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波松因为权力腐败及生活腐化而在2010年底被中央全会免职。在党的九大上，波松连中央委员也未能保住。2003年和2006年，越南因为“五甘”黑社会犯罪活动和交通部腐败案，包括越公安部副部长、最高检察院副院长、交通部常务副部长等在内的多名高官被判刑，公安部长黎明香引咎辞职，越南政府时任总理潘文凯为此道歉，乃至向国会请求辞职。新加坡人行党长期以来对党内可能出现的腐败行为高悬利剑、警钟常鸣。20世纪80年代，曾对国家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建设与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因两次受贿50万新元，本想求李光耀说情，但为之拒绝，只好以自杀来了结。他在留给李光耀的信中称，自己是要“用自杀来表示对新加坡法律的尊重”。此后，新加坡极少出现严重腐败问题，人行党在民众中的威信长期高企。

　　但也要看到，当今国外不少国家执政党因为严重的腐败行径而丧失公信力，极大地损害了政党自身形象，乃至被民众赶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长期执政期间也不时反腐，但治标不治本，并且愈反腐败愈烈，就连把反腐败视为“三把火”之一的总统萨利纳斯本人也卷入其胞弟的腐败案件，不得不逃亡国外。在墨西哥，“制度党成为腐败的同义词”。可以说，该党也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腐败而被多数选民抛弃的。更值得提及的是，突尼斯宪政联盟、埃及民族民主党内长期搞领袖专权尤其是家族腐败。据外媒披露，本·阿里家族长期以来垄断国内几乎所有能够挣钱的部门和行业，几十年来其家族聚敛不义之财达35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近12.5%。而穆巴拉克家族的总资产据称达400多亿英镑。可以说，正是领袖个人的严重专权和家族严重的腐败行径，遭到两国“街头运动”抗议群众的极大义愤，导致党群关系完全走向对立，当权者最终被广大民众拉下马，曾长期执政的党也被取缔。

　　可以说，党群关系对于一个党特别是执政党而言，怎样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过分。近几十年来，因在党群关系问题上摔跟斗甚至丧权亡党的现象并不鲜见。因此，在新时期要更加重视党群关系、更尽心尽力地做好群众工作，这对于包括我党在内的许多国家执政党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作为执政党及掌权者应真正地秉持“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己是“人民的公仆”的宗旨和理念，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国外一些执政党像新加坡人行党、马来西亚巫统等党之所以能够长时期执政，与其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始终善待群众、心中装着群众有极大关系。任何漠视群众、愚弄和欺骗群众的政党即便掌权了，也不可能长久，终究要被群众拉下马，如突尼斯宪盟、埃及民族民主党的结局就是如此。

　　（二）党的领袖、各级领导层应当始终紧密联系群众，做群众的知心人和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国外一些执政党的经验教训表明，党群关系关键在党、责任在党，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层以及党的各级官员。一个党要想长期执政，其领导人和各级掌权者就必须在行动上为群众着想，为人民谋利益，始终贴近群众。但国外不少执政党大多是虎头蛇尾，或者是搞政治作秀。突尼斯宪盟领袖本·阿里在20世纪８０年代上台初中期应当说还是比较亲民，经常奔赴全国各地，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千家万户探访慰问，了解民间疾苦。但后来他及宪盟中央慢慢变质了，与群众拉开了距离，走向了群众的对立面，最终众叛亲离。

　　（三）党联系群众、做群众工作的制度与机制应当长久地发挥作用，而不能成为摆设。国外一些执政党的经验教训表明，党做群众工作固然需要一定的制度与机制来维系，但确立了相关的制度与机制，而执政党的各级干部不去执行还是没有用。像墨西哥、突尼斯、埃及、印尼等国执政党，其问题不是出在缺少联系群众的制度机制上，大都出在形式主义作祟上，当政者只说不做，或者说多做少。

　　（四）党的群众工作一定要致力于解决广大民众的利益关切，解决他们关心的各种实际问题。国外一些执政党的经验教训表明，联系群众、做群众工作并非演戏作秀，而是一项“苦差使”，其本质是要为民办实事、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党的群众工作应最终体现在如何解决民生问题上。当今世界没有哪个执政党仅靠在群众面前浮夸吹牛、不为群众办实事就能立得住脚的。新加坡人行党能够长期执政的最根本原因是它长期较好地解决了大多数民众的现实问题，民众从它的执政中得到了无穷的实利。

　　（五）腐败是党与群众割裂和使党群关系走向对立的致命毒器，一个不坚决惩治腐败的政党迟早会被民众抛弃。国外一些政党的经验教训表明，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必然是一个坚定反对腐败的政党。很难想象，一个执政党既紧密联系群众，同时又腐败成风。广大人民群众长久支持一个党执政，首先是在政治品德上信任这个党，就是因为认同它的清正廉明，而决不会是支持和纵容它的腐化堕落。当今世界被民众赶下台的政党，固然有执政能力缺失的因素，但腐败是个十分突出的原因，日本自民党就是典型。

　　注释：

　　[1] 参见《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金正日：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2] 参见唐君、辛易主编《国外政党执政镜鉴》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４页。

　　[3] 参见中央党校课题组《古巴共产党密切党群关系的基本做法和经验》，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

　　[4] 参见《金正日：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94—95页。

　　[5] 参见毛相麟《古巴社会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6] 参见中联部研究室《外国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５３页。

　　作者简介：代金平，重庆邮电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唐海军，中联部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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