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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学历如何变化？学历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些变化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什么影响？官员代际的更迭和趋势是什么？国内外对此研究直接相关的极少，间接相关的较少，而且学术性较低。尹冬华归纳了省部级领导的六大特征：“77、78级现象，博士高官多，法学家从政，从政经历丰富，党外精英‘入阁’，女政治家各展风采。”〔1〕孙德宏指出：“引博从政”与“党政干部必须都有博士学历”并非一回事，那种称“引博从政”是“将党政人才与高学历人才混为一谈”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2〕龚维斌教授分析了“政治因素对于教育和学历的影响，领导干部学历层次的提高。省部级的干部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博士学位的应达到一定比例。在专业结构上，党政领导干部中熟悉现代管理以及意识形态、党务、政治、科技、金融、经济贸易的人才都要有一定数量。”〔3〕他没有分析学历的变化和党政领导的类型变迁。何林泽提出：“学历只是影响其综合能力的一个因素。我们既不能低估学历的作用，也不能过分夸大学历的作用，更不能唯学历是举。”〔4〕徐湘林分析了技术官僚在中国的兴起。〔5〕国外学者也没有单独分析中国党政官员学历和代际更迭的论文。国外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政治精英时涉及到了领导人学历，但分析的较浅显。李成预测：“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是来自于法学学历的研究生。”〔6〕薄智跃指出了中国党政领导非常重视再教育，重视知识和学习，通过在职学习获得更高的学历，也指出了少数人为了晋升而不择手段获取高学历的情况。〔7〕总之，国内外单独对官员学历和代际更迭进行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极少，其他相关联的研究在分析领导人的整体情况时，偶尔涉及到学历和代际更迭的分析，而且不具体、不深入。
本文分析中国党政官员学历变化和代际更迭，主要选择两个考察对象，一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是2011年换届的各省或自治区的省级党委常委。这两个群体是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和高层领导群体，他们虽然不能完全反应共产党干部队伍整体的变化，但是至少能从一个局部反映出一些显著的变化。从2011年10月至2011年11月底，已经有辽宁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西省、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河北省、湖南省和云南省14个省区完成省级党委换届。以最高学历为准，分类为文科和理工科两大类。学科门类一般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和军事学共12类。所有学科共分为四大门类：人文学科(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科(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理科(理学、医学、农学)；工科(工学)。本文使用的文科概念主要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和管理学，所以文科范围较大，是广义概念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亦可称之为“大文科”或“非理工科”，论文中使用“文科”主要是区别于理工科。其中的大学学历不包括大专。
一、部分省区党委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学历统计分析
1．部分省区党委常委的学历分析
新换届的14省区有186名党委常委，其中四人没有公开学历，他们多是地方军官，在能够查到的182名委员的学历中，其中是研究生学历的有144人，占据总数的79．1%，近八成的委员是研究生学历，而且绝大多数为“在职研究生”学历。14省区上一届常委的总数是181人，减去没有公开学历的1人，在余下的180人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为119人，研究生占66．1%。上一届常委总的博士20人，约为总数的11．1%，然而，本届14省区常委博士人数是41人，博士人数翻了一倍多，即是说明了22．5%的省级党委常委带上了博士帽(见图1)。“博士”群体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相对特别年轻，二是虽然不再年轻，但学历高权力也高。例如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等均拥有博士学位。
图1：14省区党委常委学历
上一届14省区的党委常委181人中有135人的最高学历是文科，本届150人的最高学历属文科，实际的数字可能会高于这个数字，因为有少数的委员简历没有公开具体专业，这样的没有统计在内。上届文科占总数的比例是74．5%，本届文科专业占到总数的80．6%(见图2)。其中经济学专业的人数最多，包括各类与经济相关的专业，其次是管理学。常委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的人数超过所有专业人数的一半。
图2：14省区党委常委专业是文科或理科的比例
2．十二届至十七届政治局委员的学历统计分析
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组成，只有1人为留学苏联的大学学历，其他24人为大学本科以下学历，其中多是中学及以下学历。全部是革命家。大学学历占4%。十三届共17人，候补1人，有6人为大学学历，大学学历文科的只有一人，主要是以革命家和工程师的理工科占据绝大多数。大学学历所占比例为35．2%。文科为所有大学学历的16．6%。无研究生。十四届总20人，另有候补2人。学历方面，十四届政治局委员中，有7人在大学学历以下，其中3人只有中学文化程度；有3人留学苏联、l人留学捷克斯洛伐克；有12人就读的是工科专业，占本届委员的60%，其中不少具有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职称。其中有3人是明确的文科的大学学历。大学学历占总数的65%。文科占大学学历的15．3%。无研究生。十五届政治局委员总22人，候补2人，有7人在大学学历以下，其中2人只有中学文化程度；有1人留学苏联、l人留学捷克斯洛伐克、1人留学民主德国；有17人就读的是工科专业，占本届委员的77%。文科1人，文科占所有大学学历的7%。大学学历占总数的63．6%。研究生2人，占总数的9%。十六届政治局委员总共24人，候补1人。1人留学民主德国、有1人留学朝鲜、1人留学苏联；有19人就读的是重点理工科院校的工科专业，占本届委员的79%，其中17人是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是名副其实的“技术专家治国”。除去理工科的人，剩余的都是经济学专业和党校学历。大学以上学历21人，占总人数87．5%。文科2人，文科占大学以上学历的9．5%。研究生4人，所占比例为16．6%。十七届中央政治局成员25名，只有刘延东一名女性，而且她是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需要指出的是，多数的研究生学历为在职学历。文科为10人，文科占所有本科以上学历的43．4%。明显地改变了工程师占主导地位的局面。本科以上学历为92%；9人是研究生，占总数的36%；4人(占总数的16%)拥有博士学位(见图3)。
图3：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学历
二、分析新一届省级党委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学历和类型得出的结论
1．学历发生显著变化
(1)学历层次提高。2011年换届的各省或自治区的省级党委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们的学历呈现出层次整体提高的显著特点。无论是本科学历还是研究生学历都呈现出明显地逐届递增的趋势。党政官员的学历变化与整个社会和国民的学历变化一致。(2)文科类增多。新换届的14省或自治区的省级党委常委中文科学历的超过80%。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多为革命家，没有大学学历。从十三届到十六届都是理工科占据绝大多数，但是，十七届新入选的委员多为非理工科类型，明显地改变了往届理工科出身的工程师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局面。人选结构进一步优化。
2．中国官员的代际更迭：革命运动型官员——技术专家型官员——公共管理型官员
革命运动型官员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为代表，技术专家型官员为江泽民和李鹏等工程师出身，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人组成的政治局成员开始由技术专家型官员过渡到公共管理型官员，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为文科背景出身，他们可以称为公共管理型官员或政治人物或政治家。中国政党官员正在实现从革命运动型到技术专家型再到公共管理型的转变。目前，新当选的各省或自治区的党委常委已经是公共管理型干部占据了主体，他们的最高文凭以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学科最多。
三、中国党政官员学历转变和代际更迭的原因
1．教育的迅速发展给深造创造了条件，部分理工科的干部通过在职教育变成文科
在革命的或动乱的年代，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都被剥夺，学习多靠自学。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教育的迅速发展，获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明显地改善。许多党政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自己知识的更新和增长。为什么研究生学历多是在职攻读，这是因为现任的党委常委，大多是“50”后和小部分“60”，他们的青少年都是在动乱年代度过，读书上学的时光被荒废。刚刚恢复高考制度后，全国上下的研究生几乎没有，就是大学生也是凤毛麟角，只要有一张大学文凭很有可能被党和国家重用。在中国经历了十余年人才断层后，他们幸运地被重用，很快走上领导岗位，他们不会选择攻读全日制的研究生这种得不偿失的做法，所以绝大多数干部在职攻读学位，这样一举两得，既能够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获取更高的文凭，同时也能兼顾工作，他们这种积极上进的表现，更容易在激烈的干部选拔任用中胜出，走上更高的领导职位。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继而提出了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党的目标，都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于教育和知识的极大重视。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进行，所以我们需要时时学习、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的理念深入人心。所以党政干部带头积极学习，通过再教育进入大学殿堂进行系统的正规的教育学习，变成学习型和专家型高级领导干部。一些努力想成为一名公务员的有志青年，也选择了继续深造，以研究生的身份进入公务员队伍，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
2．党和国家对于知识的重视，高学历成了晋升的重要阶梯
未来学家托夫勒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知识”在21世纪必定毫无疑问地成为首位的权力象征。相反，“财富”只占第二位，而“暴力”则落到了第三位。“高质权力(high－quality)则源于权力的运用。”〔8〕领导学大师丹尼斯·朗恩指出：“在今天的社会，资讯就如同古代‘帝王的权杖’——拥有知识的人，可以成为最有权力、最有创富资源的人。”〔9〕虽然学历绝对不能简单等同于知识和能力，有证书有学历而缺少能力和知识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现在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看重学历，因为组织部门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详细鉴别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所以一个人读了多少书、拿了什么文凭和取得了什么学历就变成了衡量人选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果说拥有本科学位是入围公务员的最基本的敲门砖和入场券，那么拥有高学历，尤其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学历的干部，更容易在激烈的干部选拔中胜出，更能突显党政干部晋升的比较优势。这一点无论是公务员的整体队伍，还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省委员会委员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十七届新入选的政治局委员多为名校研究生，其中习近平、刘延东和李源潮都为法学博士，李克强是经济学博士。新任省委常委也多是名校的在职研究生。
3．人文社科类型高层次人才短缺，公共管理型官员治国成世界趋势
执政者治国方略和用人思路的调整需要更多落实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文官。国家长期以来对理工科背景人才的偏重导致了文科背景干部欠缺，国家急需扩充人文社科背景的领导干部。治理国家需要更多的是经济学、公共管理、政治学和法学等知识，所以国家高层在选拔人才过程中已经开始倾向于人文社科类的学历背景，而不再是理工科背景的工程师。治理国家更多需要管理学知识，而不仅是某些技术的掌握。“科学发展观要求领导干部执政过程更具备人文精神，更注重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治理型领导的时代特征首先体现在知识结构上。”〔10〕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型官员进入政治局和省委员会是国家对人文社科背景官员需求量上升的结果。文科背景的政治人物治理国家的趋势在发达国家体现的较为普遍。“美国总统内阁成员中，有一半人是律师出身。”〔11〕“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科学家治国也是一种趋势。发展中国家多倾向于学理科的工程人员治国，到一定时期则变为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美国高官2/3是学法律的，俄罗斯的专家治国理念也渐渐淡出。”〔12〕目前，中央已经做好了人才储备的工作，从省部级干部的履历中可以了解到高学历和文科背景增多的新特点，可以预见将来政治局新成员中会有更多文科学历人才出现。
四、党政领导干部学历转变和代际转换的积极影响
1．公共管理型官员顺应时代的发展，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
“导致现代化发展的每一种动力在中国都可以找到，这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所在。但是，如果要找出第一推动力的话，首先应该归功于政治领导的作用。”〔13〕领袖人物能加速或延缓历史的发展进程。“从1992年至今，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部分地应该归因于执政精英的有序更替。”〔14〕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当代中国的三次政治精英转换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干部素质要求的新变化，更体现了国家治国方略的发展和变化，顺应了发展的需要。学者毛寿龙说：“如今高学历文科生受到提拔，只能说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15〕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布莱克(C．E．Black)认为，现代性理念和制度对传统社会的挑战直接导致了政治精英的分化和转换，现代性权威巩固的关键是权力从传统精英到现代精英的转移。“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要求政治精英提高管理能力和完善管理技术，这就使得原有的政治精英在能力和技术上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他们不得不把职位让给一些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经济技术的年轻政治精英。”〔16〕毛泽东和邓小平顺应历史的发展，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尽管建国初期在探索中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但是邓小平还是指明了中国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邓小平之后，中国需要有一批精通科学技术的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站出来，这样就出现了以江泽民和李鹏为代表的第三代工程师出身的政治精英来治理国家，改革开放得以不断的向前推进。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取得了辉煌成绩，但是，由于我们走的是一条传统发展道路，采取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能源消耗大、生态环境污染破坏严重，人与自然关系突出地表现为矛盾的对立与冲突。
目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是转换精英的根本要求，同时强调官员年轻化和知识化，政治精英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意识。年富力强、知识渊博和学历层次高的公共治理型官员成为政治精英转换大势所趋，所以是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专业研究生的党政官员有更多机会得到提拔重用。新一届省级党委常委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居多，也证明了这一点。人文社科学历的公共管理型官员增多是执政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强烈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2009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成员李成在预测中国新的政治精英时说：“在今后十年，拥有法学或政治学的学历是成为有抱负的政治领导的重要资格。”〔17〕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国家对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的官员需求上升，人文社科类出身的官员开始成为政界翘楚。我们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关键期和深入期，如果还想保持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就必须改革发展的理念，改革发展的结构模式。国家呼唤懂经济的、关注民生的、能力超强的能人出现。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人组成的政治局成员开始由技术官员过渡到政治人物。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需要不断深入贯彻执行和继续发展。十七届中央政治局新入选的委员中，80%以上都是文科背景出身，大大的改变了工程师治理国家的局面。新当选的省委常委的最高学历80%都是文科。可以预见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中将出现更多的高学历高能力的政治家。中国是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着渊博综合知识的公共治理型执政精英，“三个代表”的积极实践者，能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更加持续强大的动力。这些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历史人物，必将能从容地应付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有效地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有力地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必将给中国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指明正确的方向，始终引领时代的潮流，开创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2．巩固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官员合格型权威提升
合法性(legitimacy)，源于拉丁文legitimare，意思是“宣称合法”，一般表示正当性。它赋予命令以权威或约束性的特征，从而将权力转化为权威。合法性与“法律性”(legality)不同，因为后者并不能必然保证政府受到尊重，或者公民认可服从的义务。〔18〕合法性是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也可以说是政治权力以非强制手段维护其治理秩序的能力。合法性与强制性成反比。简而言之就是能够获得人民自觉的支持、认同、信任和信仰的权力。“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19〕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由老革命家组成，政治合法性非常牢固。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代和第四代党的领导致力于建设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合法性基础，注重效率而相对忽视了公平问题。但是，漂亮的政绩，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一定能巩固政治合法性。“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20〕“政绩的不足特别是经济危机就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问题恰恰在于，经济总会有起有落，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持久地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更不用说是永远了。”〔21〕即将成为第五代的领导集体的中央和省级官员掌握了法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专业知识，他们将不但能继续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会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法治、民主和民生问题，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科学的制度安排之上，并将突出以人为本、公平公正和科学发展来巩固和拓展政绩合法性基础。
丹尼斯·郎从权力对象服从权威行使者的不同动机，把权威分为五种类型：强制性权威、诱导性权威、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合格型权威是一种权威关系，其中对象服从权威的指令是出于信任权威有卓越的才能或专门知识去决定何种行动能最好地服务于对象的利益和目标。权力对象对于权威行政者的卓越才能的信任是此种权威的基础。党政干部通过继续接受教育获得规范和专业的训练，掌握了公共管理和经济学等学科知识，拥有高学历，知识渊博，管理能力提升，这样就更容易获得人民的认同，合格型权威提升。“有管理学位的官僚，获得的知识可以弥补官职权威及其控制资源之不足。”〔22〕现代社会，无论是一个政府还是领导人个人，如果他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他是胜任的、能干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他就会赢得他人的服从，由此获得合格型权威。
3．多学科门类的领导集体有利于科学决策
自第三代领导者江泽民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更强调集体领导，因而高层政治精英群体的决策能量大大提高，党的领袖与高层政治精英群体成为中国重大决策的决定力量。〔23〕中国的决策是典型的精英决策。由于更多文科背景的精英进入政治局，虽然可能造成决策费时，但是也会推进决策科学性和合理性。中国的决策是政治精英之间政策取向的折冲。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知识呈现爆炸式的增长。任何人的知识都是非常有限的，决策时协商、讨论和论证是非常必要的。有着法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研究生学历的委员可以与理工科的委员相互补充，同时在智囊团的参与下，更利于制定科学政策。笔者认为在目前集体决策的机制下，常委会和全委会人员的学历门类构成需要多样化，即是来自各个学科门类的成员都需要占据一定的比例，实现人才结构优化组合，这样才能弥补各自知识体系的局限性，促进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
4．弥补治理中的价值理性不足
马克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24〕工具理性关注效率，讲求效益，注重工具的实践操作性与现实可行性，但却很少关注工具本身的价值性、道德性与审美性，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利益的理性”。价值理性则是人们对于自身实践活动价值与意义的自觉把握，包含了人类社会伦理的、政治的以及其他多方面的需要。它崇尚道德理想，强调终极关怀，主张通过美的、善的手段来探求真理，发展科学，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自由、和谐发展，因而是一种“非自我利益的理性”。〔25〕过分的重视工具理性背离了科学发展观。工具理性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合理化，它正在成为一种主流意识，曾经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按照技术专家治国论原则管理国家，都以追求效率、产量和经济增长为目的。工具理性强调的是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正义等价值和伦理的人文精神。工具理性导致了技术崇拜、专家崇拜、科学技术的万能论。技术专家如果过分的关注发展经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发展的最终目的，最终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严重化，社会矛盾激化。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人民创造更大福祉，应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兼顾公平和效率，实现包容性增长。发展需要有道德、伦理、价值和人文的精神为引导，需要体现真善美的人文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才能有正确的方向，而不是本末倒置。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人民的幸福指数的上升，所以我们国家在认识到发展中的这一系列问题后，开始注重了对人文社科型的、公共管理型的人才选拔任用，更好推进科学发展，以弥补价值理性的不足，更快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的幸福。
5．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人口多、民族多、发展很不平衡的东方大国，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是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我国政治制度的运行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委常委是中央和地方最核心的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委常委的执政能力和自身的先进性，对于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取向产生重大影响。政治局委员和新一届省委常委学历的提升，学科的优化和顺应时代潮流的代际变迁，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高度重视知识、学历和能力。党的主要领导集体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带好头，示好范。领导干部要胜任职务，不断提升管理的能力，就需要努力学习并掌握管理学、政治学和经济
学等学科的现代理论知识。面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要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要使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要继续做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领导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顺利前进，唯一的出路就是努力学习并掌握日新月异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为此全党同志必须边实践边学习，把坚持学习作为紧迫而又长期的重要任务。
中央政治局是党的核心领导层，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才团队。人们都知道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毛泽东曾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26〕邓小平曾说过：“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他还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27〕一个善于学习的、高学历的、积极进取的和学科结构搭配合理的中坚集体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和积极能动的精神必将带头提高全党的执政能力，更快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
6．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
不同的学科经历，不同的成长背景和工作经历等，精英之间会出现不同的价值偏向。这就导致政策的轻重缓急的取舍不同。如果政治精英团体之间的不同的政策取向处理得好，有利于促进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是提升党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当代中国的决策过程中，充满了商议、讨论、分歧、说服、妥协乃至斗争。〔28〕一项决定的作出，有赖于权力精英及其群体的互动和折冲，是多种政治利益、政治主张、政治观点和政治要求冲突与协调的结果。〔29〕在中共党委的体制下，当代中国的决策过程中经常存在着政治折冲。此种政治折冲既不是政治倾轧，也不是权力竞争，而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发生的政策分歧，归根到底是一种思想斗争。不同的政策偏好及导致的政策分歧，有助于党内的生气活力，在党内是认可甚至是提倡的。受过规范高层次教育的公共管理型官员一般更具有民主、开放和包容的素养。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讨论、商议和辩论会更好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但是，各种辩论和争辩需要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避免政策分歧斗争的扩大化。通过近年的经验考察，笔者相信，党政官员能在争论中保持宽容的态度，同时如果有制度规范决策的争议，党政官员能始终紧密团结在书记的周围，使不同的政策偏好导致的争论不是破坏党的团结，而是成为促进党内民主的积极因素。
学者徐湘林指出中国的党政精英具有依附性。政治上的忠诚是党政精英录用的一个重要条件。“按照政治忠诚优先的要求，只有在政治从属关系相同的条件下，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具有专业知识才能成为新精英挑选中胜出的有利条件。”〔30〕由于中国国家领导人具有一贯的政治忠诚，所以中国领导人的权力交接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中国国家大政策既具有与时俱进的发展性和进步性，也具有稳定性和连贯性。“在中国民主制度下，国家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国家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其明显的优点是可以保持国家长期稳定发展。”〔31〕因此，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见下一届的中国领导集体，即使是有各种政策偏好的不同，也不会造成冲突和僵局，不会产生政治不稳定，相反，更加富有生机活力的、民主的和睦的新领导集体将带领一个超级大国走向繁荣富强，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12〕尹冬华：《省部新政要的六大群体特征》，《决策》2007年第8期。
〔2〕孙德宏：《关于“博士做官能行吗”的几点讨论》，《工人日报》
〔3〕龚维斌：《高学历领导干部：政治对教育的放大效应》，《人民论坛》2008年第4期，第24－25页。
〔4〕何林泽：《正确看待领导都有高学历》，《保定日报》
〔5〕〔30〕徐湘林：《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第65－76页。
〔6〕〔17〕LiCheng．TheChineseCommunistParty：RecruitingandControllingtheNewElites．JouralofCurrentChineseAffairs，2009(3)，pp．13－33．
〔7〕BoZhiyue．China’sElitePolitics：PoliticalTransitionandPowerBalancing，WorldScientific，2007．
〔8〕〔美〕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吴迎春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9〕〔美〕丹尼斯·H·朗恩：《权力的智慧》，王笑东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
〔10〕杨敏：《换届风向标》，《决策》2006年第4期，第13页。
〔11〕〔美〕哈罗德·D·拉斯维尔：《政治学》，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页。
〔13〕胡伟：《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62页。
〔14〕胡伟等：《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道路与经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
〔15〕李文鹏：《“60后”高官成长路径扫描》，《齐鲁晚报》
〔16〕王鹏：《精英转换：西方理论局限与中国视角》，《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2期，第142页。
〔18〕〔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19〕〔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5页。
〔20〕〔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59页。
〔21〕胡伟：《民主政治发展的中国道路：党内民主模式的选择》，《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第15页。
〔22〕〔美〕丹尼斯·郎：《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23〕魏淑艳：《中国的精英决策模式及发展趋势》，《公共管理学报》2006年第3期，第29页。
〔24〕〔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页。
〔25〕彭国甫、张玉亮：《追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估的发展方向》，《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6期，第29页。
〔2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12页。
〔2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
〔28〕〔29〕胡伟：《政府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5、266页。
〔31〕房宁：《资本主义民主的缺陷与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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