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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兴起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 其背景有二: 一是国内80 年代中期开始的大文化研究的学术热潮, 在一定意义上说属于“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文化重建和思想解放, 这种大文化环境实际上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 1] ; 二是1956 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开创政治文化研究先河之后, 政治文化研究经历了短暂的沉寂之后于80 年代开始复兴, 并开始传入我国而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主题之一。
1987 年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传统政治文化研讨会在吉林大学举行, 虽然当时主要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但也标志着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因此, 我们以次年的1988 年为开端,以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界, 分两个时段对这20 年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论文进行考察, 分析其研究主题的变迁与特点的变化, 以助于我们体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艰难与重要意义。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题
在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初期, 1988 年王沪宁就撰文指出, 中国政治文化近代以来的演化, 基本上是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在这个转变中, 经历了古典结构、近代结构和最近结构。这种历时性结构转变中,后一个结构是对前一个结构的否定和批判, 结果是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价值系统[2] 。中国政治文化结构的这种更替, 缺乏像英国政治文化变迁中的那种合理成分的继承和转化, 因而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中的断裂性和冲突性比较突出。在他看来, 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成份有传统政治文化、近代政治文化和最近政治文化这三大要素, 成为当前政治文化结构的主干, 而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是政治敏感性高, 政治认同低, 政治认知差, 政治感情淡等。在形成新的价值系统建议时, 他提出传统政治文化的扬弃与转化, 扩张参与、民主、协商、平等、权利、责任、竞争、法制等成分, 铸造价值核心等[ 2] 。稍后俞可平在探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上的基本格局与主要特征时, 也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三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同时存在而形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 其主要特征是领导阶层与群众阶层在政治文化上的基本一致性,各职业阶层之间政治文化上的明显差异性, 从非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上的过渡性[3] 。这样, 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学者们一开始就基本上将研究的主题框约在研究其基本格局,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以及如何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等方面。
其中, 学者们在基本格局中也主要探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传播到国内的西方政治文化。在这个时期内, 由于“文革”所带来的巨大思想混乱, 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极端破坏, 直接使“文革”结束后传统文化获得高度关注,人们希望用它的全面研究与复兴来维系社会思想的凝聚与稳定。在大文化研究热潮的带动下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也成为一大重点。但是, 在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初期, 学者们对阿尔蒙德提出的“政治文化”概念存在很大的分歧, 从而在学界形成了三种观点[ 4] 。如果严格按照阿尔蒙德的定义, 政治文化只是研究当下的或现实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 那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就只能属于历史与哲学等研究领域, 而不属于政治文化研究的对象。这种分歧多少影响了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 同时对它在现代政治文化构建中的作用存在重大分歧。1993 年初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上, 关于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 一派认为现代化应与传统政治文化告别, 一派认为应与传统政治文化结盟。对此, 葛荃认为, 政治文化的创新应包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而不是完全抛弃, 因为不研究传统, 便不能将政治文化的分析触角伸向传统文化与政治的内部深层结构, 则许多问题势必似是而非, 致使人们有可能长期面对浅层次的答案而逡巡不前[ 5] 。但仔细分析, 这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其实是/ 五四0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歧的历史延续。这也说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需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但是这种研究主要不是集中在研究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结构与价值取向, 而是把它放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去寻找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问题, 因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最终是要为现实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在这方面, 关海庭认为,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对封建批判的发掘不够, 因而使得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其落后典型爆发在“文化大革命”中, 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缺陷充分显露出来。[ 6] 他提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一条途径是在对传统政治文化注入法治内容与精神的基础上, 推进法制的制度建设, 扩大中外政治文化的交流, 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等途径来完成现代转换。
另一方面, 意识形态是否能为政治文化所容含有很大的争论。邵德门就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评论了西方政治学的政治观和“中国政治文化西方化”的主张, 并认为政治文化具有阶级性。他认为构建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只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 同两个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结合在一起进行, 决不能走“西化”即资本主义道路[ 7] 。这样,我国为数较多的学者在对概念研究的基础上, 对阿尔蒙德等人的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中立与研究当下的、现实的范围设定进行了变通, 将传统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也纳入政治文化的研究范围。事实上, 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者也不排斥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的政治文化研究复兴当中, A·维尔达夫斯基提出他的文化模式理论时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意识形态内容, 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等学者的政治文化观中同样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内容[ 8] 。强调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内容, 在中国语境中也就意味着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政治文化中的指导地位。因此, 在这个时段内很多政治文化研究文章首先要涉及到对概念的解析。
进入新世纪后, 学者们开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整体变迁状况作出梳理和评析。李月军对其变迁归纳出六个特点: 政治文化发展视角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由情绪化逐步向理性化转变, 政治人格由盲目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 政治思维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式转变, 政治信仰、政治理想的危机与重建, 政治价值取向在个体与集体之间调适[ 9] 。他的这个归纳, 在后来的研究文章中的引用率比较高。但这种归纳是一种经验判断而无实证数据佐证, 因而他同时也引用了李慎之的经验判断: 如果深入观察中国人的内心, 就必须承认, 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的变化仍然不大[ 10] 。这种状况就说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仍然处在过渡之中, 而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程度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衰减。因此,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变迁问题仍然是后一时段学者们的一个研究重点。这种研究重点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事实上, 在政治文化研究兴起初期, 学者们还是比较重视采用政治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来揭示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对现实民主政治的影响, 如王沪宁的5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6等论文, 以及由闵琦汇集完成的《中国政治文化》 ( 1989) 和张明澍的《中国“政治人”》( 1994) 等著作。但这种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中居次要地位。
2001 年12 月11 日我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标志着我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大为提高, 同时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进入21 世纪头20 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因此用政治文化建设来加强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合法性与民族复兴的迫切性与焦虑感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话题, 也标志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 由于市场经济建设与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 导致经济利益的产生与分配的更加多样化,反映到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领域里就表现为政治文化的多元化。虞崇胜与李艳丽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多元性成因作了深刻的分析[ 11] 。从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基点出发, 学者们探讨了如何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去整合与主导社会, 因此,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也成为一个研究的重点。这类文章包括研究政治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12] 、执政党建设[ 13] 以及全球化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另一个方面看, 专门探讨执政党能力建设、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行政等也可以视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研究范围。在这些研究范围中, 如果要深入研究的话, 仍然要涉及到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分析。因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历史久远, 已深入到社会的思想、精神、信仰、观念、心理、制度、习俗以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各个层面。而一个社会在出现精神与信仰危机时, 唯一能够克服危机的力量总是来自社会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可发展因素或重新解释的传统文化精神。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 任何一种适应发展的文化精神都是传统文化的再造和发展, 而不是什么移植的结果[ 14]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说, 传统政治文化能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现代性转换, 关系到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民主化、现代化的进度。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从全球化的角度探讨如何构建现代化的中国政治文化是一个研究重点。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来看, 整体上研究者们认为中国处在劣势地位。2002 年, 中央党校内部举办了一次“全球化与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讨论会”。关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政治文化的建构的实现途径, 论者们认为, 关键是要完善新形势下的政治社会化机制[ 15] 。张冀与崔立敏具体分析了市场经济、跨国公司与网络等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正反面的影响[ 16] 。从他们的分析来看, 反面影响似乎大于正面的积极作用。对此, 他们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应注重的问题涉及到注重发挥中国政治文化的自恰性, 借鉴和吸收西方政治文化的优秀内容和培育新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而王英津认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中, 西方政治文化对中国政治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对此应对的策略是高度重视中西政治文化冲突的深远影响, 正确处理政治文化的普世性与相对性的关系, 处理好政治文化的“引进”和“改造”的关系, 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17] 。刘学军认为全球化使中国面临着主导政治文化的社会统合功能弱化, 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扰以及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自身不足等严重问题。他提出用创新和发展中国政治文化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即创新与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 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创新, 加强主导政治文化的政治意识引导作用, 整合社会政治心理, 提高社会群体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革的心理判断与承受能力[ 18] 。与这些看重消极影响不同的是, 姚剑文从政治文化资源的角度论述了全球化对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积极影响。他认为从资源的角度看, 全球化将有利于多元政治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培养宽容意识和拓宽人类视野, 为政治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便捷的有利条件和机遇[ 19] 。也就是说, 从资源的可利用性出发, 姚剑文主张中国在构建当代政治文化的路径上可以充分利用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优秀成分。这是一种继承发扬与引进吸收的观念。而林哲与薛求知从反向的角度认为, 在全球化中中国也应该积极向世界推介中国的政治文化, 把这种政治文化的营销提到一种全球战略的地位, 因为从一个全球的坐标体系来看, 经过借助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提供的基本概念、范畴和价值判断尺度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核心理念进行阐述, 中国政治文化能够具备普世性价值并通过战略实践获取目标受众认同[ 20] 。
在这个时段内, 学者们仍然继续探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 认为其成分相当复杂,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与作为亚政治文化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外来的西方政治文化[ 21] 。在这种复杂格局下如何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上包含在茅海燕与张晨的文章中。他们认为, 转型期中国政治文化结构的整合与创新在于培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 22] 。对于这点, 丛日云在上世纪末就指出, 构建公民文化应成为21 世纪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他认为, 我国的公民文化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 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 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就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 中西政治文化的碰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 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 23] 。从这些构建途径来看, 我们仍然面临着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与融合西方政治文化的问题。因而在这个时段内, 学者们几乎全是用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问题, 虽然在个别研究文章中不乏统计数据与实证分析, 但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相比还是很少的。但在另一方面, 学者们借用政治科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乡村政治进行的实地调查与实证分析在专著中还比较常见。
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特点
这样, 通过上述两个时段的一些研究论文的简要回顾与分析, 我们发现从1988 年以来的这20 年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 研究兴起初期所确立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主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的特点。这三大研究主题即为在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下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及其特性, 以及如何构建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虽然后一时段研究成果大量增加, 呈现出范围广泛、视角多样、研究深入的特点, 但也只是深化前面学者提出的主要命题。这样, 前一时段研究所规范的三大主题仍是后一时段的研究重点。这种研究主题所具有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则说明了近20 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 也表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没有发生变化。但是, 在不变之中也还是隐藏着某种程度的变化, 一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态度上有所变化, 在后一个时段上基本上是坚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而不是排斥或断绝。对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视, 从侧面也反映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获得了基本的共识。二是对待西方政治文化比前一时段更坚持开放兼容的态度, 表现为执政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一些具有普遍性价值的依法行政、政治文明建设、合法私产保护、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政治文化的借鉴与吸收的步伐加速。这种变化有助于推进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第二, 研究主题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和政治文化的多元性与过渡性, 也就意味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需要关照如何解决现实政治文化建设问题的现实性特点。因此在后一时段较少对概念的争论与探讨, 而存在某种程度的集中于现实政治文化问题以及如何面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挑战的实际研究的转向。这种转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中国政治文化危机意识的反应, 因此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以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等执政党能力建设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的一个潜在前提基本上是认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多元性。事实上多元性与过渡性潜藏着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与冲突的易发性与危险性, 这也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和十分艰难。虽然经济上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政治文化并没有随着经济上的现代化而出现同步的现代化以形成比较现代的、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反而由于经济所有制形式与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刺激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格局与特性的复杂化,在主流政治文化内部随着社会分层的多样化而出现分化, 工农这两个基础阶级以及知识分子, 甚至执政党党员内部, 对主导政治文化的认识出现了裂痕。这种多元性导致的政治信仰空虚、价值取向多元化、政治参与热情降低等政治文化的特性,使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及其整合或构建困难重重[ 2 4] 。但更为主要的是使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由于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而被蒙上专制的色彩, 使先进文化有传统的阴霾相随[ 25] 。这样, 这种多元性使转型期间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常常处于一种民主“悖论”之中[ 26] 。这种悖论其实就反映出与社会转型相一致的政治文化的转变或变迁、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 存在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冲突, 以及多种政治思潮的并存与政治信仰上的危机[ 27] 。这种转变目前还不理想或不太成功, 致使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多项重大政策实施都受到来自政治文化方面的掣肘。因此, 这种冲突与危机所要求的在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实现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平衡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28] 。
第三, 通过前后时段的研究方法的考察, 我们发现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历史的、哲学的研究方法占主流的这个特点, 即政治哲学研究多于政治科学研究, 但是在借鉴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概念、方法与理论时我国学者进行了中国语境的转换。这个原因主要在于中西政治文化研究之间存在的“时差”——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 公民文化发育成熟, 因而西方学者在20 世纪50 年代就开始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结束, 在这个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 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 开始关注政治行为, 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 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 因此我们的政治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仍然在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 23] 。从另一个方面看, 研究主题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以及需要解决构建现代性政治文化的现实性要求, 也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仍然在于价值判断而不是行为描述, 解决的问题主要在于用现代化的政治文化培育政府的合法性与凝聚民族精神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育一个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因此, 历史的、哲学的研究方法对建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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