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新时期党的五大执政能力提出后,“和谐社会”及其蕴涵的“和谐”价值迅速上升为国内的热门语词。和谐社会是新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是对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的回归, 从政治的眼光看, 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与施政理念的进一步创新, 进一步突现了整合这一政治的基本功能, 其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和全面的。政治文化, “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1 ] ( P29) 政治文化是观念形态的东西, 但决不是凭空产生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 当着冲突的历史记忆的疏远和现实生活发生某种变动, 尤其是剧烈的变动, 其政治文化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并通过人民的行为表现出来。显然,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引起人民历史记忆和现实生活的变化, 进而使其政治文化表现得与建立在旧有物质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政治文化有所不同。

　　一、构建和谐社会中政治文化的功能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政治文化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在于政治文化特定的内在功能。

　　首先, 政治文化具有政治统治体系支持功能。任何社会政治统治体系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意蕴或底蕴, 政治文化通过对这一社会政治统治体系提供合理性、合法性的解释与说明, 为其构筑起政治文化精神与政治智慧的动力支持。政治文化对社会政治统治体系的支持功能还表现为稳定政治秩序。政治秩序达到稳定受诸多因素影响, 如政治制度的合理安排、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序性、社会生活风气的正常化以及人们社会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不断满足等, 但政治文化方面的支持与适应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因素。因为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前提是全体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价值取向及执政党、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普遍政治认同。

　　其次, 政治文化具有政治稳定功能。在任何社会制度下,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和基础, 社会稳定则以政治稳定为基本前提。而真正切实的政治稳定需要政治文化这一精神条件。政治文化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 对人们进行系统、深入和切实的理论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大众对国家政治统治体系、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的理想、信念、目标、意识、观念、原则、准则和规则等等广泛采取社会政治认同态度, 从而保证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政令贯彻的畅通, 以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第三, 政治文化具有政治发展功能。政治发展按其内容来说, 包括政治制度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化变迁、政治文化建设两方面内容。在实践上, 政治文化发展往往是“理论先导”, 承担着其特有的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转变政治观念、转换基本政治价值取向、改变政治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政治发展功能。政治文化的政治发展功能具体表现为对政治统治体系的完善进行理论论证、引导政治参与和规范政治行为等三个主要方面[ 2 ] 。

　　政治文化的内在功能表明, 政治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 特别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而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几方面基本要素来看, 政治文化承担着主导、指引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 塑造全体公民政治文化素质, 推动政治社会化进程, 持续提高整个民族整体性的以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为主要思想观念内涵的政治素质的功能。简而言之, 政治文化以其自身所蕴涵的政治意识指向、政治心理倾向以及政治价值取向影响并制约着各个国家、民族、政党、人民团体以及公民个人的政治行为方式、方向、方法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过程、状态、性质、方向。因此, 政治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对于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发展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 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 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 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 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 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设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 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 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 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 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 一) 转变政治观念

　　改革开放之前, 阶级斗争理论诠释统治着整个政治文化, 其二元对立特征主宰着中国人的政治思维, 成为严重阻滞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桎梏。改革开放之后,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政治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式转向务实中和式。典型的表述就是“既防‘左’ , 又防右”, “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 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 3 ]( P450) 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政治思维方式既不是放弃政治原则与政治立场, 也不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而是一种务实的政治思维方式。

　　自由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与斗争, 涉及根本政治原则, 决不能让步。正如邓小平所说:? 自由化本身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 4 ] ( P182) 。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 我们不可能作无原则的妥协与让步, 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也就不能不表现出来。当然, 这与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已不可同日而语, 它只是在中和务实式政治思维指导下, 现实政治斗争的具体表现形式, 不具有全局性与指导性。20 年中, 政治思维方式一方面正在发生转变; 另一方面, 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并没有完全消失, 还时隐时现地从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有的学者指出, 无论在时间上, 还是在空间上, 改革与保守、西方与中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私有与公有等二元论仍然是具有支配性的思维方式[ 5 ] 。

　　( 二) 调适政治价值取向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也会迁移到政治领域, 当它们涉及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时, 就变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价值取向。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 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占主流, 个人根本没有应有的合法地位。将集体权益完全置于个人权益之上, 割裂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 压抑了个人的参与政治的主动性, 窒息了个人首创精神。忽视个人某些最基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 是生成子民- 臣民型政治人格和政治依附心理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 我们开始对这种政治价值取向进行调整, 力图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 将之统一起来。主导政治文化仍侧重强调集体主义, 一方面, “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先进分子还要“公而忘私”[ 3 ] 。另一方面, 主导政治文化对个人主义仍保持某种戒备心理。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整体主义政治文化氛围中, 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的个人主义易滑向极端个人主义。

　　从理论层面来说, 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调适, 过分强调哪一方都可能有危险, 如果不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考虑, 便很难判断它的可行性。从中国当今现实来看,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 一方面, 在集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 要将政治价值取向完全转向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 个人主义还没有获得应有的合法地位。综观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 其理论层面上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 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中国人的内心, 就必须承认, 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变化很少[ 6 ] 。

　　( 三) 处理好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目前, 我们处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 随着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 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呈现较为明显的非同步性, 尤其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阻滞作用凸显出来。现时代的政治文化具有传统政治文化深厚的积淀层, 只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清理剔抉, 才能把握现代化这一动态过程中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正确指向。

　　一方面, 要重视传统在政治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在政治发展的动力中, 传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因为传统不仅是历史的存在, 而且它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消逝而远离我们, 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现实社会当中。因此, 在构建新型政治文化的过程中, 不能割断历史、拒绝历史, 应该正确把握、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实现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为政治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另一方面, 要正确处理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与事实证明, 任何一种文明的成长都离不开对其他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这是文明演进的必然规律。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过: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 罗马借鉴希腊, 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 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 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模仿拜占庭帝国。”[7] 政治文化作为整个文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其发展同样也不能脱离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演进的规律。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论, 又要反对国粹论; 既要正确认识西方政治文明与西方霸权主义的关系, 又要正确区分政治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概念, 最终推动中国从传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转化, 实现政治现代化。

　　( 四) 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

　　长期以来的习惯定势仍然强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心理, “臣民”、“子民” 心态仍然是根深蒂固。“子民”意识客观上造成了公民意识的淡漠, 表现为公共意识、社会责任感、义务感的相对不足。在目前中国, 人民只有具备了完整的公民意识, 才能成为合格的公民。只有当广大人民普遍具备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性格, 才能彻底消除? 子民? 意识的影响, 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 必须努力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在所有公民教育与训练活动中, 有两点至关重要: 一要提高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这种认知既包括对基本理念的认知和理解, 增强公民对政治参与合法性的了解, 也包括对一些具体的政府机构、政治流程有一个详尽的认知, 以保证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二要促发公民独立政治人格的形成。中国的社会是一个? 家国同构? 的伦理本位社会, 这个由放大的家庭所组成的社会, 在维系整个统治体系的稳定, 保证中华民族绵延统一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每一个个体都处在由亲缘关系或准亲缘关系所编织的一个大网之中, 个体对与之有伦理联系的人背负着责任, 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放大的血缘亲情凝固了个人的主体意识, 他只有依附在这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中才能获得生存资源, 这使个体普遍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在新中国建立后, 全能的政治体制对政治人的依附型人格又起到了加固作用。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依附型的政治人格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推行和个体能力的发挥格格不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 依附型的政治人格和政治心态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背道而驰。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在构建新型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关注独立的政治人格。这既是提升人的素质的需要,也是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次, 不断完善政治参与机制。高效协调运转的政治参与机制系统, 可以促进政治文化的发展,无论是精英政治文化, 还是大众政治文化, 都可以在政治参与的有序运转中, 推进自身的现代化。完善政治参与机制, 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其一, 实现政治参与公开化, 政治公开程度越高, 政治参与机会越多, 政治参与作用就越大; 其二, 健全政治参与的监督性, 人民群众作为监督者的力量越大,则越能防止政治权力的执行者滥用权力, 防止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 使他们严格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 其三, 扩大政治参与的社会性, 通过有效参与推动民主化进程, 培养全体人民的政治共识和政治文化的一致性, 可以使权力者与政治参与主体之间实现政治沟通, 达到观点、态度、行为方式的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 社会民主化程度取决于政治参与程度, 民主本身就意味着广泛参与, 没有参与就没有民主, 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体制、观念、整个国民的素质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 参与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7 ] 。

　　( 五) 用法制保障社会发展有序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思想是建立在一种道德中心主义的空想之上的, 信奉的是“为政在人”, 结果, 历代王朝都是“人亡政息”, 始终跳不出王朝兴替的周期。在“人治”思想的长期影响下, 民众中存在着普遍的崇圣意识和依附心理, 把政事的兴衰完全寄托在明君和清官身上, “人治”成为一种习惯和心理定势并已根深蒂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 尤其要充分认识到“人治”思想的危害性, 同时要认识到只有“法治”才能达到“民有、民治和民享”。“法治”, 应该是民主的法治, 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 是权力得到有效制衡的法治, 是人民必须守法、官员必须守法、政府更必须守法的法治。因此, 要大力提高人民的法律至上意识, 培养全体公民尤其是官员的法律意识, 建立完善严密的法律制度, 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加强公开公正的舆论监督, 使全体人民都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首先, 要注意吸收西方国家的法治传统。从中西方传统治理方式来看, 西方要比中国更注重法律的效用, 法治已经成为西方人文传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来讲, 法律是一种信仰, 而非我国传统中的工具。因此, 转变对法律的传统观念是决定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次, 要在加强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同时, 尽快制定监督法。虽然我们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仍存在着不足, 如对法律实施的监管力度不够, 危害了司法公正。另外, 在立法程序上, 还有局部不完善的地方。因此, 只有及时、尽快地出台监督法, 我们才能不断地完善司法监督机制, 强化监督措施, 增强监督实效, 切实解决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问题。其三, 要充分调动各级人大代表的主动性, 提高提案、建议的质量。对于我国的立法工作来讲, 其立法资源就是来自各级人大代表的提案和建议。提案和建议的质量如何, 直接关系到立法的质量。因此, 如何提高提案、建议的质量, 是我们今后立法工作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 六) 发展社会生产力, 夯实政治文化基础

　　我们要通过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使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发生全面变化, 使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意识朝着有利于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发展, 为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更新准备充分的总和性基础。政治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受经济基础决定。而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 生产力构成一切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源泉。早在1980 年2 月, 邓小平就明确提出: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 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 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 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 还谈什么优越性?”[ 8 ] 经济上的落后制约了政治文化的发展。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 才能使人民群众在从社会主义制度所得到的实惠中坚定政治信仰, 产生对现行政治制度的认同和爱戴。我们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同时还要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 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正确处理政治文化建设与政治稳定的关系。阿尔蒙德认为,在政治文化转型时期, 不同政治文化理念相互碰撞, 不同政治文化相互摩擦, 势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稳定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基础, 所以我们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 在改革、发展中实现政治稳定”[ 9 ] ( P10) 。

　　( 七) 整合主流政治文化, 增强民族凝聚力

　　加强主流政治文化建设, 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发展, 是扩大新时期条件下公民政治认同的需要。因为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分殊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中各种事态和矛盾的错综复杂性, 使社会成员的文化选择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要想使主流政治文化永远成为人们自觉的第一选择, 主流政治文化本身就要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及时增添一些符合时代和人们需要的新因子。就我国而言,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爱国主义为民族心理基础的主流政治文化基本上适应了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的要求,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一共同理想对转型时期社会的利益分化和文化多元状况起到了一定的整合作用。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广大人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所以继续推进主流政治文化建设将是一个不间断的工程, 就目前而言,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 1)继续发展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 把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继续放在第一位置, 自觉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上升为行动理念, 这样既能聚合不同利益群体的共识, 又能增强党和政府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政治合法性。( 2) 创立和发展具有亲和力的意识形态, 在坚持当代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上, 以公众为合法性逻辑起点, 在差异性中承认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异质文化存在的合理性。( 3) 发展以法理文化、正义精神和人文精神为支撑的意识形态, 为政治体系的理性运转、政治权力的规范经营和政治主体行为的合理选择提供一种价值指导[ 10] 。

　　从总体上看, 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的这种“二元”结构模式, 其各个层次的政治文化交融并存,表现出积极的整合性和有序性, 但又因为政治亚文化的存在而表现出一定的离心倾向。为此, 我们要在主流政治文化的核心主导下使其与政治亚文化和谐地融合与发展, 并把二者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以最终保证实现我国政治文化的稳步前进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阿尔蒙德, 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 M]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2] 刘学军. 论当前我国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文化[ J] .科学社会主义, 1998, ( 3) .

　　[3] 赵紫阳.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A]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 上) [ C]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4] 邓小平文选( 第3 卷) [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5] 汪晖.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J] . 天涯, 1997, ( 5) .

　　[6] 李慎之.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http: / / w w w.chinesenewsw eek. Com 2000-07-28.

　　[7] 朱喜坤. 构建中国新型政治文化体系的路径选择[ J] . 社会科学辑刊, 2004, ( 5) .

　　[8] 江泽民.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 人民日报, 1997-09-13.

　　[9]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8.

　　[10] 戴玉琴. 市场经济视域中的中国政治文化建设[ J] .湖北社会科学, 2004, ( 12) .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