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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期，随着西方传统政治学的衰落，一批青年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背景中寻求研究政治学问题的新路径。结构功能主义的比较政治学就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产物，其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发展理论。“政治文化”是这个理论的一个中心概念，它席卷了整个政治科学领域。尽管随着西方学者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挑战，“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在1970年代受到了冷落，但是到了198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又逐渐复兴，正如休斯(StuartH.Hughes)所言，“‘政治文化’是一个近来十分流行的词语”[1]。本文对美国学者在使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时的本意、意义以及相关的争论作一梳理，以期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一、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争议
“政治文化”是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创始人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他的《比较政治体系》(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每一个政治体系皆镶嵌于一种对政治行为导向(orientation)的特殊模式之中，我认为可把它叫做政治文化”。在这里，阿尔蒙德把“导向”作为引导和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他区别了“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其“意识形态”是指：对普遍的政治趋向的系统化的、清晰的说明；其“政治文化”指：较模糊、较含蓄的趋向。他继而解释政治文化并不与给定的政治体系或者社会完全一致，而是超越于政治体系的界限之外，而且政治文化与一般文化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它与文化相关[2]。
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主要是受政治行为主义学派的影响。美国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学派自1940年代起就开始占主导地位，该学派强调分析政治行为要考察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的各种因素。传统的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受到了挑战，如政治制度、民族特征和政治系统等已经不适用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需要。“政治文化”被认为能够统一这个学科，它通过把个体行为同个体所在的系统相联，有希望“在政治理论中微观与宏观巨大差异之间建起一座桥梁”。政治文化的提出也受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帕森斯(Talcot Parsons)将韦伯(Marx Weber)等欧洲社会学家的思想引介到美国，并形成了结构-功能主义学派，阿尔蒙德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也受该学派的影响。另外政治与文化相关分析的古希腊以及近现代政治学家的思想渊源对现代政治文化的概念的提出也具有历史积淀的作用。
政治文化一经提出，就受到一大批美国学者的关注，阿尔蒙德本人及其他赞同和支持这一概念的学者后来不断推进这一概念的研究。
派伊(Lucian W.Pye)1961年撰写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继承了阿尔蒙德强调行为和心理的政治文化的概念。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这样的一套态度、信念和情感，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和秩序，它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则，它包括政治思想和一个整体的运行规范。因此，政治文化就是政治的心理与主观纬度集合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文化既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集体史，又是这个系统中的个体成员的生活史的产物，因而它深深根植于公共事件和个人经历之中。”[3]派伊将阿尔蒙德的个体政治文化的概念与集体纬度联系起来。后来派伊在多处都坚持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主观的取向。他说“政治文化是由人们在政治过程中积累的取向构成”[4]，在1965年派伊和沃巴(S.Verba)主编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政治文化是由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形式的特殊取向模式组成”[5]。
阿尔蒙德和沃巴在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中给“政治文化”的定义是，“政治文化这个术语指的是专门化的政治导向——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方面的态度和对于自我在这个体系中的角色的态度”，其内容大致包括三类：认知导向、情感导向和评价导向[6]。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G.B.Powell)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认为，“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但需要了解这个政治体系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的实际行为，而且需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我们把这些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称作政治文化。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但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体、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所构成的，它们都可能各有特殊的倾向或趋势。我们把这些特殊的倾向称作亚文化。同样，在政治体系的各个不同角色、结构和次体系中，也有着某些当时所盛行的态度和传统”[7]15。他们发展了其最初的政治文化的概念，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动，同时，由现存的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机会和压力也影响着那种政治文化”。[7]29
以上几种关于政治文化的观点都是与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的实质相吻合的：政治文化是心理的和主观的概念。有一些学者却从另外的角度对政治文化进行了界定或者对该术语的定义提出了质疑。
伊斯顿(David Easton)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一系列信念、观念、规范和价值，规定了影响政治输入和制度运行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又被社会成员视为一种权威性的为之折服的力量，政治文化是通过外在的强制的力量(价值目标和原则、标准、权威结构)而内化了的主观习惯[8]。在这里伊斯顿看到了政治文化的客观的一面。塔克(Robert C.Tucker)主张政治文化术语的应用宜采纳人类学的方法，包含隐性的心理和显性的行为，而不应该将概念局限在纯粹的心理方面，使其变成一个极端主观化的概念[9]。
由上述可见，自从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到1970年代，无论是阿尔蒙德及其支持者，还是其他有分歧意见的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的概念的理解尽管存有分歧，但是无外乎心理的、行为的和心理与行为的几个方面，都深受行为主义的影响。
1970年代，在猛烈的批评声中，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像功能主义一样脱离了学术的主流，批判者认为它是静态的、保守的、重复的，它忽略了权力关系，也不能解释变化。有人建议不要使用这个术语。是否继续使用这个概念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1988年，奇尔顿(Stephen Chilton)列举了许多文献来说明“政治文化中存在着大量定义、衡量、检验假设上的问题”，他得出结论说，“政治文化仍然是一个提示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概念”。[10]同年，贝克(Baker)在美国历史学会召开主题研讨会讨论政治文化会上评论道：除了这个术语本身的定义问题外，它已经变成了时髦的使用过滥的词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不在少数。
198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政治文化概念的复兴，概念意义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正如威亚尔达(HowardJ.Wiarda)所言，“从复兴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过去的再生、重释和再创，它是由被领悟到的现实需要所激发的历史转变，而不是一种简单的转变”[11]。1993年，韦尔奇(Welch)支持用解释主义代替行为主义，在其解释主义中，“政治文化的概念就是政治生活的‘意义’”，他建议文化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过程，即政治领域的这种过程，而不是一套假设中的次类。1990年代末以来，更多的政治科学家把政治文化看作是一种过程，把它定义为“描述一个社会、领导们以及公民如何选择或长期以来如何选择进行国家的政治决策的词语”[12]。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意义及其批评
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政治科学家们对政治文化这个术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发现了它的解释功能和在比较研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解释的意义
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政治文化概念把文化部分提高到了“可以卓越解释社会科学和历史”，“文化具有原因解释功效，也是活动的结果”，政治文化具有同样的特性。[13]政治文化在阿尔蒙德及后来的学者那里，成为解释政治行为的主要变量，而这又有效地解释了政治体系等宏观现象。莱曼(Edward W.Lehman)1972年在《政治文化概念》中，从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或政治合法性的符号的意义几个方面对政治文化概念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个概念是十分有用，是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可以用来界定哪些行为是“政治的”，它可以把政治制度和政治合法性的研究重心放在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力上，可以作为“特定变量“解释政治行为[14]。
对于后现代意识倾向的学者来说，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文化塑造意识的观念。文化变成了解释人类行为的有力工具，包括政治行为。正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广泛的解释力，西尔贝(JoelH.Silbey)评论说，政治文化研究已经成了“一项主要的事业”，“我们似乎生活在政治文化占支配地位、它可以解释和描述一切的一个学术时代”。[15]
政治文化除了上面所述的解释功能，美国学者也承认它还是一种重要的比较研究的方法。
(二)比较研究的意义
“政治文化”这个概念的本身就具有比较的意涵，因此作为跨国间的政治比较方法被广泛应用，美国许多学者都公认政治文化是一种有效的比较研究路径。阿尔蒙德和沃巴在1963年出版了《公民文化》一书，标志着政治文化比较研究路径的正式形成，1965年派伊和沃巴主编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以及后来的《政治文化和共产主义研究》都是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分析比较了各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关系，为二战以后的政治科学本身提供了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也为东西方学者的对话提供了铺垫。
政治科学家们不仅欣喜地看到了对比研究不同国家政治文化的可能性，而且发展到研究“精英政治文化”、“族群政治文化”。伊拉扎尔(Elazar)将其用于研究了美国州际间的政治文化差异，他提出任何一个美国的州里面都有三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个人主义的、传统主义的、道德主义的，这些不同政治文化带来了不同的公共政策与其他行为。帕特森(SamuelC.Patterson)甚至认为美国州际之间的政治文化应当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点[1][16]。政治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应用是1970年代共产党国家，因为“他们处在政治、经济全面转型”期，用阿尔蒙德的话讲，这个时期是共产党国家“态度变化的天然试验场”。
阿尔蒙德和沃巴在1989年出版了《再论公民文化》论文集，阿尔蒙德承认政治文化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系列可以用来构建理论的变量”，政治文化可以被看成“既是自变量，也是因变量”。但是毫无疑问，它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研究中的一种有用的方法和组织概念。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总是比较性的，无论其比较的单位是城市、州、地区、阶级、团体，还是国家。
(三)有关意义的争论
不少学者对于政治文化概念的意义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术语是毫无用处的。早在1964年，金(YoungC.Kim)就警告说把政治文化作为原因性解释是有局限的。他指出：这个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公分母看上去属于情感方面的，它“容易让人混淆”，有歧义，见仁见智。如果不加以完善就不值得继续使用[17]。
派伊也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术语使用过滥，使人难以捉摸，就像许多其他社会科学概念一样，“开始使用的时候具有很大的说明力、生动的洞察力，但是由于后来不加选择的使用反而使其含义变得模糊而空洞”。这种人人都可以使用的特性带来了许多潜在的危险，即它被作为“缺失环节”(Missinglink)，成了解释政治分析中现有方法无法解释的问题的万能钥匙。他担心此术语会变成沃巴所警告过的“剩余的手段，随意用来解释任何精确、具体的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18]。
莱曼曾批评政治文化概念在使用上有两个缺陷——简化法和“标准化偏见”，即文化符号既然为“社会的所有的或者说是大多数的参与者”共享，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稳定，这是完全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19]7。1979年，埃尔金斯和西米恩(Elkins&Simeon)发表了具有挑衅性的文章——《是找寻结果的原因吗?政治文化能解释什么?》文章称，政治文化“流行且有诱惑力”，但是“充满争议和混乱”。政治文化单独不能作为一种解释的工具，必须和制度的、结构的等解释方法一起使用才能达到目的。[20]1970年代批评的声浪很容易让一般人觉得这个概念已经死亡。
1980年代末，政治文化概念强劲复苏。但是这次的“复兴”并没有使争论平息，争论一直持续到如今。从1989到1993年，许多学者承认这个概念无处不在，但是认为它得不出任何坚实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退化研究项目”，毫无用处、模糊不清和同义反复。使用这个概念的学者或者是寻找具有因果关系的中间地带，政治文化被他们作为在此间的中间变量——文化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完全否定政治文化研究方式，强调制度、政治参与或个人理性选择的重要性，或者是转向人类学、解释主义及符号分析等越来越有影响的方面。
杰克曼和米勒(Jackman&Miller)撰文批评所谓的“复兴”，指出对政治生活进行文化的描述完全是夸大其词，他们批评那种认为政治文化具有独立的解释因果能力[21]。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很少关注社会的权力关系，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关系。它们基本上是研究大众公共庆祝活动、典礼、游行或者是其他形式的“户外政治”以及这些活动的象征和意义。迪特默(Lowell Dittmer)认为，政治文化概念把自己固定在“系统的稳定，好像是没有变化需要解释”，“政治文化在政策含义上完全是保守的，从此有歧义概念开始出现时就是这样”。[22]西尔贝也说：政治文化概念具有两面性，“太容易以各种外表随意被使用”[23]。1990年代末至今，许多的学者仍然支持政治文化概念的使用，但是有关政治文化的论争几乎没有停止过。
三、结论
从“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提出以来，美国学者们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即便在这沸沸扬扬的批判与争论中，“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依然在政治科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影响深远。“政治文化”在1970年代以前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1970年代以后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时期受到了质疑，但是在1980年代末期以后政治文化研究出现了复兴，尽管美国学者的看法不一，现在仍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可遏制的创造力。从文字意义上看，复兴这个概念就不仅仅意味着重复过去，这场运动意味着对过去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创造。中国学者在引进和使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时，不仅应当了解概念的本意，同时也应该看到该概念在美国学者那里具有一些西方中心论的色彩。我们应该看到政治文化本身在具有民族心理特征的同时又受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影响，因此中国政治学者应该有自己的政治文化研究特色，同时又不能完全抛开政治文化的本意而妄加修辞，唯以科学的研究态度方能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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