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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25日，美国社会学大师和社会科学界活动家D·贝尔，在美国家中去世。享年91岁。我国媒体有所报道，一些学者写了纪念文章。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者，根据所掌握的材料，笔者认为，D·贝尔在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里简述如下，以作纪念和探讨。

　　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

　　笔者是在1980年代中期，首先阅读D·贝尔的代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文版一书的。当时就为该书见解的独到新颖、方法的开拓创新、论证的深刻有力所震撼，真是让人在当代社会发展变迁的研究上“豁然开朗”。后来又读过他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等著作。这些都给笔者留下永远的记忆和探究的冲动。

　　D·贝尔一生的学术思想和活动，可以说是恢宏深邃，缤纷多彩；它折射出20世纪后半期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激荡变迁的思想光影。他的主要著作如：《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1年），《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后工业社会是来临》（1973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都是研究现代美国社会发展基本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贝尔生前就被人们贴上了社会主义名牌。他本人有个明晰的界定：“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1]在1970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他表示愿意被人较客观地称作“后马克思主义者”，把他和他的苏联同行们一视同仁。[2]他还呼吁大家共同探讨未来社会制度。可见在他的思想里，社会主义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应当进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视域。

　　为过去时代狭隘眼光所束缚，人们曾经抨击贝尔“反对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把他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不认识他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可贵贡献。今天，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纪，让我们用与时俱进、变革开放的思维，来考察贝尔的学术活动和成就，拂去偏见的尘埃，还其本来的面貌，并从中吸取思想智慧，以更深入地研究和理解当代世界发展变革的历史进程。

　　美国当代社会批判的领军人物

　　D·贝尔1919年5月出生在纽约曼哈顿下东区一个东欧犹太人移民家庭。父母都是制衣工人。他出生不久，父亲就过世了，不得不在孤儿院长大。社会底层的艰难竭蹶生活经历，使他从十五岁时，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由于天赋和勤奋，他得以考取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哈佛”——纽约城市学院。那里活跃着一群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斯大林派、托洛茨基派，经常有各派的激烈争论。他后来回忆说，在参加成人礼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再相信上帝，我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思想和活动的历史源头和社会基础。

　　大学毕业后，他先从事新闻工作，担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具体了解和思考美国社会问题；同时还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社会学，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学术的研究。他在1952年出版了《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60年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他是以后者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些都给他的思想深深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此后他接连出版了《极端右翼》（1964年）、《今日资本主义》（1971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蜿蜒之路》（1980年）等一系列研究美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著作。

　　他后来主要在哥伦比亚大学（1952年起）和哈佛大学（1969年起）担任社会学教授。他一生都保持着“介入型”社会学者的风格，关注、研究和评述着当代美国及世界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演进。他曾经和一些学者举行会议抨击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极右思潮，并主编会议的成果结集出版。1965年，他和欧文·克里斯托尔共同创办了美国社会科学界声望极高的刊物《公众利益》。1974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中，他以最高票名列十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首。所以贝尔在他那个时代，是公认的美国当代社会批判和研究前沿的领军人物和学术大师。

　　社会科学大师马克思的“追随者”

　　仔细研究不难发现，研究马克思思想是他著述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把马克思列入“社会科学的大师”之中，[3]称自己是“追随者”。他注意运用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著作，都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作为研究分析的重要出发点，对马克思理论论述的分量远远多于对其他学人。应当看到，在20世纪后半期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时代，在美国这个学术创新成风的国家里，贝尔的研究旨归也在于理论创新、探讨社会发展的新问题。他大胆地提出，要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变革事实和进程的全面理论概括和学术批判，建立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上综合研究的新体系。因此他不像共产国际教条训练出来的学人那样，往往停足于学理地解读前人的观点和公式，不断地说什么这个“没有变”，那个“没有过时”之类。

　　他对资本主义始终采取批判性态度和观点。他明确地说过：“论述资本主义的作家里，没有人把它看作一种‘永恒的’社会制度。”[4]《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初版序言》说道：他把过去在不同时期独立发表的文论，重新组合在统一命题之下，使之成为连贯有序的理论，就是“来探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危机，以及文化现代主义的衰竭”，“构成一个较为严整的理论体系。”[5]他主张变革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让群体价值超过个人价值，成为经济政策合法的依据。主张现代社会在经济上，最低限度要能够满足每个公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家庭收入，反对富人将其财富转换成与之无关领域内的过分特权；在政治上，坚持把公众和私人区别对待，避免将一切行为政治化和对个人行为的毫无节制，以保障每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私人生活都各得其所。他主张循序渐进地推进这种经济平权和政治变革。他认为，虽然在历史上市场经济是和现代私有资本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联的，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途径，并不一定非要限制在那种制度下不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运转的效率比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还要高得多。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的运作总是受到垄断统治和寡头独裁的妨碍。[6]所以他没有像有的美国“左派”那样，说什么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走了新自由主义道路。他尖锐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西方国家“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作为事实，早已被侵蚀蛀空了。它们仅仅作为苍白无力的意识形态蹒跚拖延至今。与其说它是现实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道德家用来劝世喻人，或是社会学家用来编织神话的材料。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这是美国生活中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根源。[7]可见贝尔的社会学理论是一个揭露、批判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美国学者诺瓦克公开指责贝尔的“社会主义思想比例过大”，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8]应当看到，在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弥漫着强烈的反共主义气氛，贝尔提出这些尖锐的批判性理论，是有很大风险的，充分表现了他坚持真理、追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公平正义的勇气。

　　历史实践已经表明，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一个深刻理论认识和科学概括。早在1959年夏天，贝尔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使用“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提出了对后工业社会的初步预测。1962年和1967年又先后写作了《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及以后的美国》和《后工业社会和的札记》。1973年正式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他运用自己建立的社会结构变化研究和预测的理论和方法，在广泛研究和继承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前辈的认识成果，具体观察和深入分析美国和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事实和事变的基础上，指出新的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推动工业化国家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专业和科技人员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理论知识成为社会革新和政策制定的源泉，决策依靠新的“智能技术”，进而导致新科技精英的崛起和社会阶层的中间化以及社会分层原则的改变等等，从而引导各个工业社会进入一种“后工业社会”。早在1967年，他就相当准确地预见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写道：我们可能将看到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联网系统，人们在家中或办公室中登录这个巨大的计算机网络，提供和获取信息服务、购物和消费，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行为。人们看到，这些预测都在欧美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国家都成为有目共睹社会现实。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的一项举世公认的彪炳史册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卓越成果，丰富和深化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特征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为科学制定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D·贝尔在研究社会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上，也有创新之举。比如，他认为，对社会进行分学科的研究很有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社会不同领域形成了根本性对立冲突。这就需要进行综合的总体的研究和预测，才正确认识社会变革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和切当路径。他力行开放的治学态度，不仅重视研究马克思的理论遗产，而且还广泛地研究吸取了圣西门、韦伯、凡勃伦、桑巴特、熊彼特、加尔布雷思等前人的科学成果，这是他能够提出后工业社会预测理论一个重要条件。D·贝尔作为大学教授，并没有止于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而是随时关注社会的现实发展，及时提出新的观点主张。他参与主办的《公众利益》杂志，对当代美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得到充分公认的。不难看出，这些和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方法和思想风格是一脉相继的。

　　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应享有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D·贝尔是一位对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性质、条件、进程和一般目的考察研究作出贡献的学者，可以划入社会主义的范畴。其实在美国，他生前已被公认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知识界。当然他是以美国为舞台的、穿着美国服装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研究和理解他是不能套搬我们的社会逻辑和思维方式的。

　　毋庸讳言，D·贝尔不是马克思主义党人。他的著述中，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讨论和批评，我们不完全赞同。但是我们不能用过往时代的那些整齐划一、求全责备的、片面狭隘的要求和标准研究评判贝尔。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况差别很大，总是有所不同和不足。如果求全责备，那就没有几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早在就指出：有些人似乎以为，“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者。”又说：“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9]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者不可以求全责备。恩格斯当年在谈论美国工人党的纲领时，就说过，“尽管有不足之处，只要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纲领就行。”[10]在我看来，D·贝尔著述中至少有50%以上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列为社会主义思想家。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科学社会主义是劳动阶级和全人类实现解放的科学。实现这样广阔复杂艰巨漫长的历史任务，只有联合一切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共同进行奋斗，才能够取得进展和成功。因此社会主义的队伍包括理论研究队伍，总是浩浩荡荡才行，总是越多越大越好。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第一国际是比较好地体现了这个精神。而共产国际和苏联时代那种一味追求纯洁、不容分歧和差错的方针，是不大对头的。实践证明，它往往戕害、分裂和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力量。苏联时代，斯大林曾经把一些和他看法有些不同的杰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革命家和改革家杀掉了。结果余下的是赫鲁晓夫这样蹩脚的改革家，只能挑选出勃列日涅夫这样的昏庸之辈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政治幼儿。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终于跨掉。这血的教训必须牢记。

　　当今世界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开拓奋进，渐进改良民主社会主义广泛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左翼政治蓬勃兴起，更需要实践变革和理论创新，探索和解决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应当采取更加包容、宽厚和理解的态度，给出更大的探索空间，允许提出不同观点和发生失误，这样才能一代一代地造就、涌现和凝聚充满创造精神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思想家，让批判和变革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广泛持续的一波一波的不断前进。

　　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谁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由共产国际和苏共说了算。事实表明，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伤害了社会主义的世界事业。邓小平说过，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孰对孰错，有用还是无效，只能由各国人民来判断，由历史实践来回答。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从来不存在什么嫡传。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上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人都不能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肆意指责这个“违反马克思主义”，那个“背叛社会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我们必须改变这种陈旧方式，形成新的思维。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伟大思想成果，既是劳动阶级争取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思想精神财富。一切致力于劳动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人们，追求社会发展真理的人们，都可以学习、研究、传播、运用、丰富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反抗、批判和变革资本主义的运动，也是一个自然史过程，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垄断、独霸它，把别人排斥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我们主张，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应当独立自主，彼此尊重，完全平等，自由讨论沟通，互不强加于人，共同来深化对运动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推动劳动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事业。谁在这方面作了事情，有所贡献，都应当给他在历史上记下一笔。

　　我们从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来研究D·贝尔的学术历史，不只是要对他的思想给出恰当的评价，更是要以广阔的世界视野，丰满地展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和历史力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世界性运动，其历史形式和发展进程丰姿多彩，不断创新。青年海归学者、清华大学教师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写到：“‘为什么社会主义会在美国失败？’这是社会科学界的一个经典问题。虽然人们给予了种种解释（移民社会、个人主义文化等等），但我更愿意相信另一个说法，就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在美国彻底失败，它是以一种缓慢变革、点滴改良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发生着，是一场漫长而安静的‘革命’”。[11]这也告诉我们，美国的社会主义有它的特色、特殊性，但并不是在历史之外的。人们还看到，在美国的大学里、学术界，像贝尔这样的社会主义学者，都在认真地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彰显它的影响力、感召力。拉美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政治家，乃至厄瓜多尔21世纪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科雷亚都是从美国大学里培养出了来的，就是一种证明。这也是D·贝尔一类美国学人的一个有特色的历史贡献。有了这样的历史体察，我们才能坚定地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到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力量无所不在。

　　注释

　　[1][2][5]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页；第5页；第42页。

　　[3][4][6][7][8]D·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钴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页；第73页；第279页；第102页；第6页。

　　[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33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页。

　　[11]刘瑜：《民主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页。

　　（作者单位：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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