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提出：“马工程”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工程，需要着力在增强马克思主义学术创造力上下功夫，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学术语言，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学术方法，尽快建立一套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话语体系，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权。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社会转型，使各种社会思潮以及大众流行文化的话语多样性冲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因此，建立一套适应社会生活变化的、满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作用的发挥，以及在社会生活中话语主导权的掌握。本文以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必要性为既有前提，着重对其目标、原则、重点等问题进行阐述，以为重构的可能性提供充分的根据，并为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提供学理支撑。

　　一、目标：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关于话语主导权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感叹：当前，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占领舆论阵地，没有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思想，许多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能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而宣传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倒是畅通无阻。因而要求“给宣传正确思想，批判错误思想以更多的话语权”。这一感叹有强烈的针对性，但对于其所引出的“话语权”问题，还可作更深入的思考。

　　根据马克思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pp.550-551）“话语权”既然作为一种权力，就一定离不开政治统治权力。因为一定的阶级如果掌握了政权，一定会利用它所掌握的物质力量（包括物质化的精神力量）来为自己的统治秩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辩护，声称自己所代表的是“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

　　然而，对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论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两个问题：其一，马克思在这里揭示的是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关系的实质，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它对整个社会从统治转向治理，并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时，其意识形态应该与社会建立怎样的关系？其二，统治阶级依靠其掌握的物质力量和政治权力，从而为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提供了必要条件，但由于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其政治权力能否构成其思想成为社会的支配思想或主流思想的充分条件？

　　正如马克思所精辟指出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p.12）而所谓满足“国家的需要”，归根到底是满足广大群众的利益，也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1]（pp.286-287）因此，一切历史活动的成败，最终取决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利益从而引起广大群众关怀的程度。马克思的思想在1848年问世时还被视为“幽灵”，受到旧欧洲一切势力的联合围剿，当时，马克思没有享受到任何政治权力给予的话语权。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理论就掌握了欧洲工人运动的话语主导权，并且很快传遍世界，依靠的就是体现在其对资本主义批判和为工人利益辩护中的理论魅力。由此，某一思想或理论在社会生活中话语权的获得，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力和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满足这一国家和民族在特定时期实践的需要，从而真正掌握群众。而意识形态同权力的结合，对科学理论的实现和发展，既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起阻碍甚至破坏作用。

　　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粉碎“四人帮”两年后不少领导干部思想还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意识形态问题，不仅在于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假马克思主义，更在于他们通过政治权力搞“禁区、禁令”，动辄对不同意见搞“追查、扣帽子、打棍子”，甚至实行“专政”。为此，邓小平吸取这一历史教训，为推进思想解放大声疾呼：“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2](p.144)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增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需要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力和社会问题的解释力。于是，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重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目标应该是提升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使其能在社会生活中真正掌握话语主导权。

　　二、原则：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话语创新

　　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应确立重构的基本立场。任何一个话语体系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或群体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以“实践”为核心概念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批判，由此构建了由“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基本话语构成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反映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人类解放的价值立场。

　　因此，重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其原则即是要坚持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话语；在此基础上，根据实践条件的变化，创新其话语体系。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所实现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

　　同欧洲相比，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状况，一是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完整发展，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于是，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抓住两大问题：一是什么是中国革命？它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联系，又有怎样的区别？二是根据这一联系和区别，应该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要解决好这两大问题，简单照搬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话语，以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战略话语，远远不能涵盖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状况，更不足以确定中国革命力量的布局。于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门见山提出的问题，便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从无论在具体内容上还是话语形式上都极具中国特色的“敌、我、友”概念切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及其分析方法，揭示由所有制关系确定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不同阶级的政治态度，正如他所指出的：“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3]（p.3）但其分析的结果，并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极对抗，而是“敌、我、友”，并且将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而资产阶级则被分为“敌、我、友”三个阵营。这一分析，其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其话语形式是中国化的，其内容则为中国特色的革命路线和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开了题。

　　邓小平在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和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转换意识形态话语时，十分注意维护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连贯性，使思想解放与“不争论”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他所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核心话语，并非是所谓“不管姓‘社’姓‘资’”的“去意识形态化”的产物，而是在“拨乱反正”基础上，进一步区分社会主义之“名”和“实”的结果。他始终强调不能丢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不能丢“社会主义”的关键词。这既是通过维护党的思想路线的连续性以增强凝聚力的需要，也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稳定大局的需要。这就确立了创新意识形态话语的原则。

　　当然，邓小平还强调，我们需要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一步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深刻指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历来所坚持的，“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要写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2]（pp.179、180）这就是说，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话语，又要讲出新的话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拨乱反正后，对于何谓“返正”（“反”在汉语字解中通“返”），又产生了很大争议：是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体制，还是打破传统的体制？改革开放初期探索中所遇到姓“社”姓“资”争论的实质，盖源于此。因为当时一些改革的举措，以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来看，似乎都不是社会主义的。这样，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似乎与社会主义发生了矛盾。面对这一矛盾，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超越了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的争议，强调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矛盾，而是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与传统斯大林模式体制和观念之间的矛盾。欲化解这一矛盾，不应用原有理论来裁剪新的实践，而应以新的实践来丰富原有理论，即对长期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进行再认识。为了规避争议以开辟新的道路，邓小平坚持了社会主义这一核心话语，但又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使人们得以逐步摆脱把斯大林模式的特征当作社会主义本质唯一体现这一观念的束缚。

　　1980年春，邓小平决定把解放思想推进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再认识这一层面，其实质就是开始区分社会主义之“名”和“实”。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2]（p.313）这就用简练明白的语言，点出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于“名”而要追求“实”的思想。两年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从而把握了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权和改革开放的话语权。

　　当前，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必须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因为其具有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

　　在国际交往领域，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具有构筑国家文化安全网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价值。现阶段中国的国际战略是推进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与和谐世界的建设。为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我们在外交工作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但又必须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为此，既要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侵袭，又要保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开放性。这就需要形成既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又能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变化的精神力量，同时符合中国当代社会进步要求的价值观，使之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这一工作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改造和整合各种文明成果。在这一过程中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既能为后发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又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人类文明宝库增添新的内容。

　　在政治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具有为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的价值。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使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矛盾特别是与不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各种社会问题背后的“主义”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趋向越来越凸显出来。而各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其基本思路和价值导向又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影响到中国是否能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不致成为西方的附庸，关系到能否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因此，在政治生活领域，突出中国共产党同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价值观的一致性，是十分必要的。这就需要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乃至核心价值体系，以此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价值观基础，并保证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思想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具有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繁荣的价值。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同程度地带有意识形态属性。而意识形态总是以不同的理论范式和价值取向反映社会生活，直接或间接地为一定的利益关系的合理性作论证。而任何研究社会和人的思想或理论，都无法回避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认识与思考。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论证远远超过其前辈的思想，它理应成为所有以社会和人为对象的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如果能面向生活世界，背靠意义世界，在透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背后的“主义”时，在评价各种理论模型和思想观念时，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其他社会思潮的理论优势和价值观优势，便能起到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作用，成为思想文化前进的方向盘。

　　在日常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具有社会转型“稳定仪”和社会进步“助推器”的价值。社会生活多样化导致的人们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决定了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现代化的目标，在日常生活领域，既需要尊重和包容多样性价值观，又需要扩大社会认同，增进思想共识，凝聚共同的价值观。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来整合现阶段党领导人民奋斗成果中的精神因素和人民群众在自我价值追求中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

　　三、重点：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语言

　　马克思主义要掌握社会生活的话语主导权，需要有一系列直接表达社会根本利益的政治话语，更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或学术话语，一则它可以为政治话语的合理性提供学理支撑，二则它通过转化为日常话语可以为政治话语的传播提供合法性依据。

　　马克思始终把“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提供理论武器，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因此，他的工作重点在于理论批判，以澄清笼罩在真实社会生活之上的意识形态迷雾，其早年著作也由此大多冠以“……批判”的标题或副标题。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超越了资产阶级理性批判精神，因为他强调将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相结合。马克思在对欧洲思想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或者创造了能够解释新的社会生活的理论话语，如“异化劳动”、“物质生产”、“社会基本矛盾”等，或者赋予了传统理论话语以新的内涵，如“实践”、“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共产主义”等。马克思以“实践”概念为核心构建的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利益的话语体系，在马克思随着实践发展而作的新的理论批判中，不断得以丰富，但其基本范畴和基本框架内容则没有根本改变，它们主要有：与历史起点相统一的逻辑起点的确定，对构成历史基础的人类活动因素相互关系的阐述，以及对基于历史活动基础的历史现象的论证。其所导出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预言，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4]（pp.43、53、66)的诉求，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话语的支撑。这些意识形态话语之所以能武装无产阶级并转化为工人运动的实践，全在于“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p.11）总之，马克思主义是由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发现”的、以理论形态存在的意识形态，然后也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进行动员和宣传，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批判旧世界的革命性话语与创造新世界的建设性话语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境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当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其执政环境已由封闭半封闭转向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原有习惯使用的话语，无论从概念内容看，还是从表现形式看，许多都已滞后了。因此，迫切需要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

　　我们今天已经创新了很多政治话语，如“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等等。邓小平为了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核心话语，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话语，从价值观、发展道路和对外部环境的审视等方面，作了诸多转换和调整，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从而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对于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理论界所作的工作，一般化、重复性的注释多，作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论证的少；以八股形式作宣传的多，真正实现向大众话语转化的少。这两多两少的现象，制约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人类文明发展价值中更充分的体现，也制约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有成效的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该给党的意识形态提供学理支撑，以使之能真正引领社会思潮，这就需要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同时应该给党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提供话语转化的路径，以使之能实现大众化，这就需要在党的政治话语和大众的日常话语中做好转化的中介工作。

　　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为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提供学理支撑，更好地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处理好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学术话语和生活话语的关系。邓小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一些宝贵经验，可以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邓小平主张，在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话语的前提下，涉及大局的政治话语“不争论”，以免陷入频繁争论而延误改革发展的时机，而先作出政治决断，逐步让实践发展来回答问题；对于具体理论工作，要鼓励作更多的研究并表达不同的话语；面向群众进行教育，则更多地让事实来说话。

　　当然，对于具体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始终鼓励理论工作者进行研究，他说：“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我想，对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2]（pp.180-181）对于理论问题，他还认为不仅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更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以保障公民表达自己话语的权利。

　　对于干部群众进行政治教育，邓小平强调了两个原则：一是强调“要精，要管用的”。他认为，理论教育和宣传，“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因为“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他反对在理论教育和宣传上搞“文章太长”、“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的形式主义。[5]（pp.381、382）二是强调让事实来说话。他反复指出：“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5]（p.155）1989年政治风波后，他说，从长远看，真正说服青年相信社会主义道路和拥护共产党领导，归根到底要靠我们的发展；从当前看，维护局势稳定，也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事实，并且在惩治腐败上真正干出实绩，以取信于民，这样人民的心才会平静下来，党的形象才可以树立起来。邓小平强调：“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5](p.381)

　　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转化成日常话语，以此来宣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优势和宝贵经验。毛泽东特别擅长运用日常话语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赋予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和群众的日常话语以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例如，他把根据地革命力量喻为“星星之火”，指出中国革命必然会由“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把帝国主义称为“纸老虎”，准确地揭示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外强中干的本质；用“人民当家作主”来表述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理想。正是这些贴近中国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使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

　　学术话语要对日常生活世界发生影响，不应通过迁就流行话语甚至低俗话语来达到，而是要通过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的互动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要努力提升日常生活话语中能够体现社会进步“智”和“意”的情感类话语，才能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社会影响作用，掌握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单位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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