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领导的职责，无非是出主意、用人才。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号召“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他指出：“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人才。”在中国浩繁的史籍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才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和借鉴。

　　一、何谓人才？

　　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视人才的优良传统。《尚书》说：“任官惟贤才”，在我国较早地提出任人唯贤的主张。至于什么是贤才呢？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一般来说，完整意义上的人才，应该是贤才。所谓“贤”，就是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行。而所谓“才”，就是具有高超的方法、技术和能力。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称得上“人才”。只不过由于时代环境不同，上级的好恶不同，对于人才的诠释也有很大差异。

　　有的人注重于道德，也就是“贤”的问题。《荀子•王制》说：“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可见，贤与能是并立的，专指人的道德和品行。在封建社会里，一般来说，就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忠、孝、仁、义”和“温、良、恭、让”之类。明朝刘斌说：“所谓德者，刚健无私，忠贞自守，非碌碌庸庸、无毁无誉而已。”唐太宗认为，一位好的官员应具备四善：即“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假使不谦和，就必然暴烈，主观武断，自命不凡，听不得不同意见，很难团结人；如果不仁不义，必然干坏事，谁也无法制止。唐代魏征把德礼看作立国之本，说：“臣闻为国基于德礼，保于诚信。”树立了诚信，就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确立了德礼，就会受到尊敬，被四方效法。把道德放在用人首位者也不乏其例。清朝康熙主张：“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凡才长者，虽能济事，亦为败俭。若德器淳朴，必不至荡轶准绳之外。”有才干的人固然能办妥一些事，但也往往会超越准绳，败事有余。只有既具有“才长”，又品德“诚实”“淳朴”、“清廉”、“安静”的官吏，才有利于治理国家。宋代司马光对这一问题也表述得十分透彻。他说，才与德是不相同的。然而，社会习俗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之为贤，这样就不能正确地识别人才。天资聪颖、思路清晰，能力高强，性格刚毅，称之为才；正大光明，言行一致，信守中庸，仁爱和平，称之为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主’，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君子利用才干做好事，可以把好事做得很圆满。小人利用才干做坏事，可以无恶不作。愚蠢的人虽然做不成太大的好事，但是想做坏事也无能为力，好像乳狗咬人一样，很容易被人所制服，不足为患。而小人如果加上高超的智谋来施展奸计，用顽强凶猛的勇气来为非作歹，就会如虎添翼，危害无穷。有德之人，人人敬仰；有才之人，人人喜欢。喜欢，则容易亲近；敬畏，则容易疏远。因此，不少人常常被一个人的才能所蒙蔽，而忽视其德行。“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道德和礼仪是治理国家的基础，根基坚实就会国家兴盛，根基不牢则万事难成。

　　也有人把才能看得至关重要。明朝刘斌认为：“所谓才者，奋发有为，应变无穷，非小慧辩捷，圆通案牍而已。”清代魏源的见解颇有独到之处，说道：才臣与能臣是有区别的。世人却往往把“能”当作“才”，错了。“小事不糊涂之谓能，大事不糊涂之谓才。”才臣善于处理重要事务，而往往不拘小节，办事不周密，不太注意琐碎的事务。能臣只了解身边眼前的事，则缺乏远见卓识。因此，才臣可以担任各个要害部门的主官，能臣只适合做他们的助手。

　　就一般情况而言，在战乱或发生激烈变革的年代，朝廷往往比较注重才干。《商君书•农战》说：“今上论才能智慧而任之”。人的才干，是由智慧、知识和能力来体现出来的。公元210年至217年间，曹操连续三次向天下发布求贤令，提出“取士毋废偏短”、“勿拘品行”，应当“唯才是举”。他说，韩信、陈平曾经有不光彩的名声，被人羞辱，但是他们终于成就大业，留芳千载。今天有的人虽然名声不好，行为受到别人讥笑，或是不仁不孝之人却有治国用兵之术，应当积极举荐选拔，不能遗漏。不久，他在《论吏士行能令》中，又明确地提出了“治平尚德行”的用人原则。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往往有打天下重才干，守天下尚德行的倾向。

　　治国安邦者必须正确地区分才、德两个不同标准，摆正二者的轻重，那样，就不必担心选拔不到优秀的人才了。清代封疆大吏曾国藩也持类似的观点，说：“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可见，他们都把德放在首位。至于德的内涵，那就因时代不同而差别甚远了。

　　德才兼备是完美的人才。魏晋以后，重武轻儒，社会风气颓废，官吏素质下降。魏征一针见血地说：“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唐太宗说：“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他一方面看到杨恭仁具有为官清廉，礼贤下士的优点，又是先父李渊授予宰相的重臣，另一方面又看到他缺乏当宰相的才干，所以毫不犹豫地把他调任地方官。再如，许敬宗与李世民关系密切，交情颇深。唐太宗鉴于他“才优而行薄”，始终不让他做宰相。唐太宗提倡并努力实践德才兼备的选材标准。同时，这一标准一直影响后世，甚至对于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二、贤才的基本素质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贤才的类型千差万别。三国时期魏国人刘劭提出“三类”、“十二材”说。“三类”，即“兼德”、“兼材”、“偏材”，也就是德行高尚者，德才兼备者和才高德下者。“十二材”即：一为清节家，其道德高尚；二为法家，善于制定法制；三为术家，能机智多变；四为国体，三材兼备；五为器能，善于处理事务；六为臧否，能明辨是非；七为伎俩，能精于技艺；八为智意，善长解疑；九为文章，善于著述；十为儒学，笃于修养；十一为口辩，善于应对；十二为雄杰，胆略过能，可委以军兵。“凡次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这里所说的人才，是各个方面的专业技术骨干，也就是专才，甚至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贤才各具特点，但基本素质是具有共同点的：

　　（一）心胸宽广，豁达大度

　　是否心胸宽广，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反映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态度。明代刘斌认为：一个人应当“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已”。诸葛亮提倡“宽，能容众”。这就是平时人们常说的心胸开阔，“宰相肚里能撑船。”朱元璋做了明朝开国皇帝以后，仍念念不忘自己早年出家当和尚的凤阳县龙兴寺，挥笔给大肚弥勒佛像题写了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实际上，这也是抒发自己的情怀。

　　豁达大度作为一种思想修养，能给事业带来成功。《管子•形势解》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通过广开言路，可以使天下知识分子“争进奇异，知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者极其节，怯夫勉其死。”融合天下知识，聚拢天下权威，无敌于天下。战国时期，孙膑自幼酷爱兵书，深谙谋略。气量狭小的庞涓嫉妒他，迫害他，把他残害得失去膝盖骨。孙膑心胸宽阔，没有消沉，佯装疯癫，逃离险境。他受到齐国的重用，巧布阵势，终于使庞涓在马陵道兵败身亡。

　　心胸狭窄会带来无穷的后患。《三国演义》里描写，吴国大都督周瑜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曾亲率吴军与蜀军结盟，以弱胜强，于赤壁大败曹军。可是，他年少气盛，气量狭小，活活地被诸葛亮气死。因此，凡是有作为的人都应豁达大度、气宇轩昂，而不能心胸狭窄，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

　　（二）远见卓识、未雨绸缪

　　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所谓“计”的酝酿和形成，已经包含着一定的先见之明。将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讲的也是远见问题。古代战前，必在庙堂中分析谋划，作出预见，然后才出兵打仗，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庙算”。《中庸》里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要求人们做事以谋为先，决策在前，行事在后。《说苑》曰：“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说的是策划计谋在前，事情将会成功；心中无数，盲人骑瞎马——到处乱撞，一定会是失败的结局。

　　事物是生于微而成于著。当它处于萌芽状态时，扶植好事，使其健康地发展；及时制止坏的苗头，防止酿成祸害。“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待“著后而救之”，则“竭力不能及也”。诸葛亮曾经提出：将帅要具备五善四欲。所谓五善，就是“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所谓四欲，就是“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据说，他“未出隆中，先知三分天下”的战略。又说他的鹅毛扇一挥，能知天文地理，借到东风等等，讲的均是“未卜先知”问题。用唯物辩证法观点来看，这些现象是善于调查研究，总结客观规律的结果。

　　一名将帅或领导必须具备高超的预见性，出色的判断力，坚定顽强的意志，不能老是当“事后诸葛”，付出昂贵的代价，还美其名曰“交学费”，为自己盲从开脱。

　　（三）关爱民众、能够养民。

　　民众是构成国家的最基本的成分，是国家的基础。《荀子•大略》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孔子回答子贡关于治国方法时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富才能国强，才能安定社会秩序。“仓廪食，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就客观地阐述了物质生活对精神境界的影响。实际上，这也符合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

　　明朝初建，朱元璋就说：“天下初定，百姓才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故养民者皆必务其本，种树必培其根”他采取措施减轻赋税、均平徭役、节省费用、禁止贪污，果然对于安定民众奏效。

　　清代思想家唐甑主张把是否能养民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官吏不能养民，就不能算称职。他说：过去一些号称政绩优秀的官吏被提升，可是看看他原来任职的地方，百姓冻饿而死还与以前一样，百姓吃猪狗食穿乞丐衣还与从前一样，土地荒芜村舍颓败也都与以前一样。这样的人究竟凭什么得到提拔呢？因为廉洁吗？廉洁却不能安民，和贪官的作用有多大区别呢！因为有才吗？有才而不能养民，与酷吏的作用又有多大的区别呢！一名乳母尽管勤劳本分，得到主妇的欢心，可惜她却没有奶水经常使婴儿挨饿，难道她算是好乳母吗？“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若廉止于洁身，才止于决事，显名厚实归于己，幽忧隐痛伏于民，在尧舜之世，议功论罪，当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赏哉！”君、民、国三者利益是相符相承的。“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邻国交好，四边无事，当务息役养士，实其癝库，以待天时。”集中精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是一项重要任务，是执政者必备的才能。舍此，一切则无从谈起。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治国理政中，通才任用于政务工作方面，专才则任用于事务工作方面。”“这个选人用人的历史经验，今天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就是任人唯贤、知人善任、量才使用。做到了这些，我们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飞速发展。

　　（作者：孙俊杰，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赵书刚，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