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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状况有了发展，尽管它的发展状况未必让所有人满意。

　　这些发展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体现：

　　●有更多的出版物出现，包括翻译作品的高潮再次出现。有些出版物，特别是翻译的学术作品，并未局限在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之内。

　　●互联网对干部行为的监督作用出现，不少被公众拍照公开于网上的干部不端行为受到处理，对公务人员的学历监督引起关注。

　　●公务员逐步通过考试方式录用，部分职位出现公开竞争。

　　●官员晋升出现较严格的年龄要求，终身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官员的晋升普遍出现学历要求，缺少知识和训练的人员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在职业、收入、居住等领域，个人的选择权增加，对单位的依赖减弱。

　　●个人发展的途径出现多元分化。

　　●个人和团体外出交流的机会大幅上升。

　　不难发现，这些发展的总体趋势，实际上和人们对政治文明的认识一致：是公民和组织的自主性和自由选择权的进展，是公务行政人员的竞争性增加，他们的行为受到限制和监督的压力增加，社会对他们的问责进一步提高。

　　二、模式有待观察

　　但是要总结能够解释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之“中国政治模式”，说明是何种政治领导体制对中国的进展发挥了作用，坦率地说，我认为还为时过早。这样说的理由是，要让解释令人信服，很多方面仍然有待观察。说“有待观察”，并不是怀疑中国政治将继续走向进步，而是需要再观察一个制度化“模式”——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之于稳定性和解释效能。

　　在笔者看来，一个东西如果可以称之为模式，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世界认同的标准：一是，模式应有一种制度性的稳定性；二是，模式应跟其他模式不同，有独特性和差异性；三是，模式一旦确立后能够被他人所模仿，是可以扩散的；四是，模式应能既被自己承认，又被他人认可。如果观察中国的政治状况，这几个方面目前都还不太清楚，这是模式总结的关键难题。

　　关于第一点，制度类型的稳定性。现在是否能够确定，我们的政治模式已经趋于稳定？似乎还不能肯定。相反，如果观察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体制的变化反而是常态：由于社会的变化，政治领导体制在实践上不断做出变化和自身调整，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比如鼓励企业家入党以及“三个代表”，改变了新生阶层和领导体制的关系，也改变了政权依赖单一阶级基础的状况；比如《物权法》的通过，合法化了个人和组织的财产拥有，这种变化显示了社会经济力量对决策模式的影响关系，而在几十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看上去，这些变化的基本趋向是不断反映财富保护的社会需求，但是其后的《劳动法》以及各种税务条例、房产政策的出台，又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资方的利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些变化基于中国现实的需要，但并未看出稳定的模式。

　　关于第二点，中国模式的差异性是什么？它是否具有不同于其他发展模式的独有特征？观察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可以发现我们与世界整个政治文明的演进方向是一致的，虽然它的步伐和速度还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不难发现，和普遍性价值的基本要素相比，政治体制的竞争性、反应性、多元利益的制衡性、流动性等，正在缓慢发展。这些发展和世界政治进展的主要原则是在逐步接近的，而不是越来越远的，所以很难说它与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走势是特别不同的。

　　有些人认为，由国家主导经济推进是我们的模式，但是这一点，有20世纪80年代的“东亚模式”先例，中国不能算是例外，因为东亚发展也是国家角色主导的。还有人认为，有现代化导向的威权体制是我们的模式，但这方面又有新加坡模式的先例，很难说是中国的独创模式。

　　关于第三点，“可模仿”性，更无法预知，原因是模式的特点不清楚也不稳定，他人如何模仿？这样第四点“被他人认可”，就无从谈起，那么光自己承认也没有用。如果这四点都不清楚，急于总结中国模式及其“历史地位”，情况就好像20世纪90年代对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总结一样。后来的事实证明，它并非是稳定模式，而是转型中过渡性的自发产权安排。这一点今天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但在当时，学界竟然发展出几个“流派”来辩论乡镇企业的成功模式。另一个例子，是十年前的乡村选举。当时也掀起了一阵“基层民主模式”总结热，但是当人们发现--贿选、家族或裙带关系笼罩选举；上下级关系阻碍被选人的工作，导致部分入选者无法工作，甚至辞职；以及普遍存在的，投票后除了换人，村民无法对当选的机构实施有效监督，总结基层民主模式的热情大减。这些故事，不仅未能使经验和“模式”成立，反而可作为教训供今天借鉴。

　　三、理政行为的实践

　　笔者认为可以把重点放在理政的实践特点方面，而不是在它的模型阐释方面。中国理政实践丰富多样，实际做法，还有很多尚未被充分认识和观察。

　　比如，在执行行为方面，一个突出现象是，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时，基层机构常常共谋策划，来应付上级政策要求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后果是使实际执行过程偏离上级政策的初衷。这种非正式行为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存在合法性基础。它可以解释基层普遍存在的三个悖论现象：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的灵活性同在，激励强度与目标的替代性同在，科层制度非人格化与行政关系人缘化同在。这些悖论稳定存在并重复再生，是决策与执行的上述分立结构使然，并产生了双向后果：一方面，上级政策难以不折不扣地被基层贯彻；另一方面，基层可以通过共谋阻止不良政策对基层的破坏性干预（周雪光，2009：12）。我在2008年做过基层预算行为研究，可以证实上述解释成立。

　　在人事行为方面，干部晋升的惯例是本地提拔，异地使用。所以，在县级干部组成方面，会看到科级干部多是本县人出任，而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则多为其他县的人。但干部的籍贯分布并不均衡：某些地域或某些部门，可能集中产生大量干部，配到不同的地方任职；同时，办公室主任和秘书、干部子弟等往往在干部晋升中“不落空”（冯军旗，2010），这反映了干部提名选任机制中的关系机制--表现为地域、亲属和工作伙伴因素--的作用。异地任职的本意是切断关系网的连接，但提名选任的关系机制又削弱了异地任职的作用，结果关系网在基层干部的任用中伸展性分布更广，这又导致影响干部晋升的因素更多，不确定性更大了。

　　在管理行为方面，上级对基层工作只确定方向和原则，而不是具体目标，这样给了基层很大的政策创新空间。实际工作中，除了维护政治权力秩序（地方服从中央）的意识形态非常清晰之外，对具体的事务如何处理并没有明确的指示。这样处理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就像不断的试验。对新情况需要新办法，上级的态度是先试验有什么结果，确定成功的经验后再进行全面推广。所以探索往往是在基层，上级视察效果，再看经验总结。而在试验阶段，上级一般是不确定态度，他们根据结果肯定或者否定基层经验的推广价值，保持着选择权在上级、试验权在基层的格局。结果中央实现了对地方经验的选择性控制（刘培伟，2010），同时又鼓励了地方的创新性政绩竞争。这种做法事实上允许了地方各种非正式应对策略的试验，如果他们被证明是有效的，并事实上在地方形成了适应性的、非正式制度，再经中央政府的肯定之后，逐步纳入正式政策和法律体系（Kellee Tsai, 2007）。也有学者用“分散执政风险机制”（曹正汉，2010），来解释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来源。

　　从上述实践理政行为中我们看到，一个政治体制的官方声称或是政策语言和实际行为往往差别很大，很难用集权还是分权结构、意识形态一统还是原则变通、控制还是失控、体制坚硬还是灵活来概括。这些特点只有深入到实际的理政实践中方能看到。这就好比要看中国文化和传统，通过看建筑，看商品市场，看书中说明，看人们的穿着打扮都难有收获，但如果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体验中国的办事过程，就能体验到中国文化和传统。

　　四、反应性理政

　　如果要做抽象程度更高的概括，我认为可以叫做反应性理政。反应性理政的特点是执政模式不固定，而是根据社会变迁做出反应，在稳固执政权的前提下，适应社会的需要不断调整自身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当社会变动，比如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或者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时候，根据新的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改变自己和其他社会成份的关系，这一点使中国政治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显示出差别。这一差别，即是否根据社会变化不断进行自身的适应性改变，吸纳重要的社会利益群体，调整社会利益的代表关系，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结束了他们的政治生命，但中国的执政党生存了下来。

　　理政根据社会现实进行自我改变，并非是一个新传统，而是有长久的历史经验可循。比如在延安时期。当时共产党军队进入延安的时候，没有马上被当地百姓所认可和接受，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军队，是什么政党，所以持回避、疏远和观望的态度。但是经过了十三年，共产党稳稳地扎根于当地，成功赢得当地百姓认同，使民众变成它的政治支持力量。其中的经验之一，就是“群众路线”（张静，2010）。“群众路线”是审时度势、回应性改进自身的产物。中央工作组在土改工作总结时，发现干部和群众的隔阂现象--贴近群众很困难，很多工作群众不参与、不配合，指出这是“致命的问题”。这迫使他们不断探寻满足群众需要，了解百姓利益，贴近群众关系的方法，并据此改变自己的管理目标和方式。他们认识到，在前方打胜仗成为英雄，乃至给群众分配财富（土改经济果实），都不能当然成为成功贴近他们的理由，只有真正满足百姓需求，代表他们的利益，才能赢得人心。于是工作组发动群众来改造干部机构，由群众代表制定分配规则，领导土地改革，通过清除坏干部，勒令他们退还多拿的财物，帮助群众实现所需，减轻他们的负担，最后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这个过程的成功不是通过改造群众，而是通过改造自己实现。

　　反应性理政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非正式渠道的作用。这些渠道疏通着重要的利益、信息、指令、影响力、甚至政策内容，平衡补充着正式渠道的阻塞现象。比如正式的工作视察和开会，上级往往被下级干部报告重重包围，在正式的人民代表制度中，也很难发现不同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通道（我们都知道人民代表产生的过程，它主要由各地的官员所组成），但理政过程允许并利用了大量非正式的，私下的，甚至是个人的接触渠道，使不同的讯息能够经由多种途径到达决策层，不同的利益能够通过接触官员个人而影响政策。这些非正式地影响政策的渠道，没有订入条文，但在实践中广泛存在（比如写条子）。这些东西没有写进法律，没有在文件上被正当化，或者说，它们没有法律根据，但在实际中却这么做。比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出，用二元整合秩序（规则主导和交易主导）来说明中国的政治秩序（张静，2006），这种私下解决的现象有双重性：一方面容易有贪污交易发生，另一方面又灵活反映了正式渠道不易触及的多元利益诉求，这些都是反应性理政的特征。

　　实践中的理政行为，最近几年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比如探寻改革的“实践历史”研究（黄宗智，2009），中国企业人的“游说”研究（Scott Kennedy, 2005），还比如“乡村连带团体与公共品提供”研究（Lili L.Tsai, 2007），等等。但相对于中国丰富的理政实践及其后果，未被清楚认识的方面还很多，未被概念化成为（经验或教训）知识的方面也很多。这些实践之所以这么重要，原因就在于反应性理政带来的重要结果，是执政者角色的变化：它从原来的单一代表某个阶层的利益，向中介性角色转型，从结构上看，决策层超然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之外，成为利益协调和平衡的中心（张静，2008），同时利用大量非正式通道回应多元的社会利益，可能是其在重大政治经济变动中保持稳定地位的原因。

　　参考文献：

　　曹正汉，2010：“分散烧锅炉：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机制”，上海大学组织社会学工作坊论文。

　　冯军旗，2010：“中县干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论文。

　　黄宗智，2009：“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开放时代》，2009，12。

　　刘培伟，2010：“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4：59。

　　张静，2006：“二元整合秩序：一个财产纠纷案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第五卷）。2008：“三十年变迁与执政基础扩展”，《科学社会主义》，2008，4。2010：“解放区时期的群众路线”，《战略与管理》，2010，7-8。

　　周雪光，2009：“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09，12：40。

　　Kennedy，Scott，2005.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sai, Kellee S., 2007.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_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sai,Lily L.，2007.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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