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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欧克肖特所说，“一切科学，一切艺术，一切实践活动，都需要某种技艺，实际上无论什么人类活动，都包含知识”。对人类而言，政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实践领域和无法逃避的生存状态。政治生活的好与坏关乎人类生存的幸福与否。为了过优良的政治生活，需要有政治知识的指引。

　　实践性的政治知识

　　欧克肖特把知识划分为两种主要类型：技术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技术性知识是一种确定性知识，它是可以从书本上学到的，也是可以机械地运用的，它的特征是理性主义；实践性知识与此不同，它既不能通过书本教授，也不能通过书本来学习，而只能传授和习得。换言之，实践性知识存在于实践之中，获得它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习得。既然政治是一个行为与实践的领域，因此政治学的知识就是一种实践性知识。

　　曼海姆则说：“当我们进入政治学领域时，我们发现在其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思想也不是从旁观者的角度进行深思，而是对这种过程本身的积极参与和重新塑造。”因此，政治学的知识不是确定性的技术性知识，而是经验性的、未完成的知识。作为一门艺术或者技艺的政治，它要求人在行动中以动态眼光来看待现实，而且需要在行动中根据实际行动和他们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位置来理解自己与社会。

　　面向未来的历史的政治知识

　　那么，某个时空条件下的人群是不是注定只能在自己亲身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中去习得政治知识？换言之，政治知识是否可能被历史地理解？

　　在《新政治科学》的开篇，沃格林说：“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一种政治理论若要能洞悉其理念的话，就必然是一种历史理论。”换言之，政治知识是特定时空的政治经验的观念性表达，并且能处于历史之中。按照沃格林的理解，社会秩序既是符合人之本性的实体化表征，同时也是人之自我理解与创造的符号化表达，故而它具有了历史。在任何一种政治形式与秩序中，人既保持其本性，又不断地调适，使之与存在秩序适应。虽然人只能存在于不断流逝的“当下”与“现在”，并且实体化的政治形式与社会秩序也会不断地受到时间的侵蚀而变形、解体以至消失。然而，符号化的“政治形式与社会秩序”是可以对抗时间的，它是可以不断被感知、理解、阐释与实践的。因此，历史中秩序的知识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符号及其符号体系，它可以被历史地理解、阐释与实践；它是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的政治知识。

　　在萨拜因看来，任何一种政治思想都是与非常具体的时代甚至事件相关的。他说：“政治思想藏身于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缝隙之中……每一种政治思想都和十分具体的形势有关。”然而，政治思想虽然依附于特殊的历史形态，却并不与特殊的历史形态共存亡。因为政治思想是面向过去、由过去产生的，然而“它也面向未来……创立政治思想的兴趣的特殊之处在于想使人们采取行动，改变他们认为是恶劣的环境”。因此，源于特殊历史形态的政治思想超越了产生它的根源，逐渐成为一种处于历史之中的观念符号形态，从而成为能被处于历史中的人所理解的符号系统和政治知识。可见，沃格林将关于秩序的知识作为政治知识的核心，萨拜因则强调政治知识是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中针对特定问题的经验与处理方案的观念性表达。

　　整全性的政治知识与整全的人

　　不管是沃格林还是萨拜因，都认为政治知识是可以被历史地理解的。与他们不同，施特劳斯关注人类生存面临的永恒问题，强调非历史地理解政治知识。正是因为这一永恒问题，使得对政治思想的理解成为可能并且可行。在施特劳斯看来，所有的政治实践必然需要“政治的哲学”，因为政治实践受到“好的”或“坏的”目标的指引，而这些目标必然引向关于它们的“知识”。因此，政治哲学寻求“普遍性的、整全性的政治知识”。

　　施特劳斯认为，人类生活目的的知识构成了人类生活完整的或所有的知识，即整体的知识。由于“人的目的的知识包含着人的灵魂知识，而人的灵魂是向整体开放的唯一的整体的一部分，因而比任何东西都更近于整体”。所以，要想获得政治知识，或者说政治哲学成为可能，则必然需要认识“整全的人”。古典哲人能够以迥异于现代人的方式理解政治，正是由于政治及其政治生活被牢固的建立在“整全性的政治知识”之上，从而保证了优良的政治生活。因此，现代人需要回归古典，现代政治哲学需要从古典政治哲学中获取智慧。当下，现代人的心灵被现代性观念诱惑了，理解、获取并践行古典时期的“整全性的政治知识”甚为迫切。

　　政治知识与政治思想是人类的创造物，是人类为了优良政治生活不断努力实践与探寻的精神性产物，也是人类对于自身政治实践经验的观念化表达。正是基于此，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可以被不断理解、阐释与实践的符号与观念系统，从而使之可以成为某种处于历史之中的政治智慧。

　　（作者单位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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