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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20年里，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政权类型，学者们称之为“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这种政治体系容许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权力角逐，但是因其经常妨碍选举公平、漠视自由规则，所以很难被称为真正的民主政治。从俄罗斯到秘鲁，从柬埔寨到喀麦隆，这种政权目前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它们的发展趋势将决定21世纪的世界格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深入了解这些政治制度未来发展道路的最佳途径不是展望未来，而是回顾过去--因为历史预兆着未来。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是一个格外令人瞩目的参照物，因为它拥有许多与这类政权相似的特征。比如，它也经历了后发崛起和社会转型；它的政治格局也曾颇具竞争性，但也不是完全意义的民主；还有一个共同点，当今一些正在崛起国家的内部政治危机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当时德国也存在足够撼动世界的国内政治危机。

　　主导德国崛起的传奇人物是奥托·冯·俾斯麦--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外交部长和首相、1871年德国统一的设计师、1871年至1890年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首相。鉴于俾斯麦在德国历史上的角色和大量业已存在的关于他的资料记载和研究著作，有人或许会质疑本文还有什么可谈的呢？然而乔纳森·斯坦伯格，这位曾多年在剑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受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在他撰写的《俾斯麦传》一书中，将有关俾斯麦的正史记载和引人入胜的个人轶事结合起来，成就了这本一流水准的传记。

　　这本《俾斯麦传》是根据俾斯麦本人以及他的朋友、对手和共事者的回忆写就的。此书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独具魅力的俾斯麦形象，读来引人入胜。斯坦伯格展现了俾斯麦如何一手造就德国的政治风气--这种以顺从独裁、厌恶妥协和极端保守的反现代主义为特色的政治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俾斯麦下台后几十年间整个国家的灾难。借此，作者间接指出了当代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的发展前景。通过德国这个例子，他提醒人们需要密切关注的重点，是处在权力顶端的精英阶层放松权力控制的意愿，而非新兴阶层的固有属性。

　　俾斯麦的政治天赋

　　俾斯麦1815年出生在一个普鲁士容克贵族家庭。容克贵族的领地是易北河东岸的黑麦耕作带，他们一方面在农场惨淡经营，一方面崇尚自律，经常为普鲁士霍亨伦索王朝服兵役。俾斯麦受过教育，人也机智，非常聪慧（然而他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和很多容克贵族一样，他的政治观念极端保守，反民主、反社会主义、反天主教、也反犹太人。

　　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民族运动和民众起义风起云涌，欧洲贵族的统治地位遭遇挑战。这时俾斯麦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作为普鲁士议会的新议员，他强有力地维护了君主政体的绝对权力。霍亨伦索王朝在动荡中得以幸存并继续统治了德国70多年，这部分归功于俾斯麦当时和之后的谋略。在霍亨伦索王朝最后统治的70多年里，普鲁士领导德国实现了统一并发展成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

　　德国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于欧洲整体水平。社会学家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和巴林顿·莫尔（Barrington Moore）曾发现：德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并跻身列强的基础是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用莫尔的话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意味着利用产业政策的发展能够增强国力的部门，同时镇压或者拉拢所有的政治反对势力。为了赶上欧洲西部比德国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利用关税保护那些对国家军事实力不可或缺的重工业，当然还包括容克贵族控制的农业。

　　以农耕为主的乡村社会向工业化的都市社会转型，总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变迁也几乎不可避免地引发政治新兴势力对话语权和一些权力的要求。尽管斯坦伯格并未详细阐述更为宏观的社会经济理论，但是他很成功、也很细致地向读者展示了德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例。德国经济的成功使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三个集团不断发展壮大，他们通过天主教中央党、形形色色的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挑战容克贵族的统治地位。最终，随着德国在一战中战败，这些党派主张废除帝制，建立共和。但是俾斯麦通过挑拨这些势力间的关系以及选择性的妥协政策，成功地压制了他们长达几十年。

　　那些试图打着民主幌子统治公众的非民主政权将不得不小心谨慎。建立虚假的民主制度，如选举，可以让传统的或独裁的统治者将新兴阶层吸纳进政治体系却又不充分授权，以此稳固既存政权并增强其统治合法性。但是，如果选举明显具有欺骗性、立法机关过于形式化，它们的虚假性将会刺激人们追求真正的民主，这将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个政权的执政难题。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系一直努力调和其内部共存的两种政体，即君主制和议会制。君主的存在是这个政治体系的特色，德国皇帝（Kaiser）任命首相（Chancellor），即政府首脑；然而设有掌握实权的下议院的两院制议会，也是这个政治体系的特色；其下议院--德意志帝国议会（Reichstag）的成员，是通过普选竞争产生的，德国新兴的社会力量可以在这里对他们关心的事项发表看法。在他担任首相的20年间，俾斯麦直接对德皇--而不是普通公众--负责，但是他若想通过财政预算和其他立法议案，则必须要在帝国议会取得多数票支持。

　　在帝国议会上演的政治斗争确实是真刀真枪的。帝国统治阶层不能指望各方势力自动支持它的所有政策，它不时在这种政治斗争中落败，从而不得不向下院各政治派系妥协。尽管存在种种掣肘，俾斯麦还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战胜了所有竞争对手，而且还主导了外交政策的制定；俾斯麦颇有政治手腕，当代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奉行的做法与俾斯麦的那一套煞是相似。

　　镇压和拉拢

　　俾斯麦削弱对手的策略是专制镇压和建立临时政治同盟两种手段并用，后者的目的是推行他所主张的法案。尽管议会绝大多数成员不是他的天然盟友，而且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势力日隆，不过俾斯麦运用这套政治策略非常娴熟，这使他仍能把持整个立法议程长达20年。

　　他最喜欢的手段是各个击破，他曾轮流对天主教徒、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发难。19世纪70年代，他挑起的“文化争端”（the Kulturkampf，1873~1887年罗马天主教会和德国政府之间围绕教育和教职任命权进行的斗争），可以说是牛刀小试。他将矛头直指占普鲁士三分之一人口的天主教徒，并视他们为“第五纵队”（意思指潜藏内部的敌方间谍--编者注。）--俾斯麦认为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很可能被奉行天主教的奥地利（已经被他踢出帝国之外）和梵蒂冈所操纵（因此他很怀疑天主教徒对新建立的统一德国的忠心--编者注）。在确保保守派和自由派支持的前提下，他成功地推行了强有力的政教分离措施。这种措施在短时间内是有效的，但是长期来看，天主教中央党的势力持续加强，它的很多领导人开始相信宪政民主比君主政体更能保障自身利益。

　　“文化争端”之后是反社会主义法案。在1878年发生两起针对帝国皇帝的未遂刺杀事件之后，俾斯麦成功地说服保守派和自由派通过了限制迅猛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法案，剥夺社会主义者出版和集会的权利。即使在对工人阶级名正言顺的政治代表施压的时候，他仍能通过努力获取大多普通工人的支持--原因在于他开创性地推行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案，包括健康保险（1883）、意外保险（1884）和退休养老金（1889）等制度。换句话说，他是率先一批有这种意识的人，即威权政府可以通过使国民摆脱贫困、确保国民从容应对经济不稳定局面等方式使自己合法化。同样，这项策略在短暂的成功后终告失败，原因在于社会民主党在持续发展，并于1912年成为德国的最大政党。1890年，俾斯麦一下台，帝国议会就批准废除了反社会主义法案。

　　至于那些自由派，俾斯麦在打压天主教和工人阶级的时候曾一再寻求他们的帮助，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整体上是忽冷忽热的，尤其体现在自由贸易上（自由派支持自由贸易而俾斯麦反对）。临近任期结束时，他终于把矛头对准自由派，而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主义浪潮成了他的武器。和很多容克贵族和保守派一样，俾斯麦抗拒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将之视为犹太人试图攫取权力、颠覆现有社会秩序的阴谋。在1850年至1875年间，这种反犹主义运动在德国气焰高涨。俾斯麦虽没有操控这项运动，却很乐意从中渔利。他放任人们对声名显赫的犹太自由主义者的攻击，并将其作为一种削弱和震慑自由主义这种政治势力的手段。

　　俾斯麦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使他得以继续掌控着帝国，并制定出确保德国强国地位的外交和产业政策。他的例子似乎表明专权统治的结果也堪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成果相匹敌，甚至更有成效。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注意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对其他独裁者来说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选择，这和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不无相似之处。

　　竞争性威权主义可持续吗？

　　如今发展中国家许多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如俄国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在不断袭扰对手并控制权力的同时，都部分地接纳了民主政体的某些做法，如允许多党制、选举制、宪法和类似制度的存在。这些很可能导致政治骚乱，在经历过“阿拉伯之春”的很多国家，如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它们国内的骚乱就是例证。如今，一些民主国家竟然也出现了民主倒退现象，一些国家领导人，如匈牙利的维克多·奥尔班和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运用权力给对手设置不公正的障碍。与此同时，一些相对稳固的威权主义政权，如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它们的政权之所以稳固，部分要归功于它们有能力提高国民福利。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所有这些政权都在因循俾斯麦的足迹。

　　使民众脱贫自然是好事。19世纪下半叶，德国跃居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之列，不仅其国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它还引领世界科学、艺术、技术和教育等领域的发展。但是，在创立一个强大的威权统治来实现他的目标的同时，俾斯麦也阻碍了德国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长期随心所欲地操控着国会，打压充满活力的新兴政治力量，扼制所有的独立思想和其他独立权威的发展，他使德国丧失了维持长期成功自治的要素：成熟的议会传统和健康的、可以输送有力领袖的政党。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德意志帝国晚期有限民主的政治前途做了精辟的分析--斯坦伯格对此相当赞赏，并在文中颇为强调--它可以作为当今发展中国家迷恋竞争性威权主义的人们醍醐灌顶般的读物。

　　但是整个事情仍然有其乐观的一面。历史学家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在其重要的研究成果《践行民主》（Practicing Democracy）一书中，对德意志帝国政治的终极轨迹的解读显然就不那么消极。她将德意志帝国描绘成一个推行竞争性政治40年并由此孕育出繁荣的公民社会、成熟的政党体制和生机勃勃的公共领域的国家。安德森认为，如果不是一战失利和随之而来的城下之盟，德国可能已经自然而然地走上了通往真正民主的道路。针对19世纪中叶的法国、现代非洲和其他一些国家并不充分的民主政治，其他学者也提出了与玛格丽特·安德森相似的观点。

　　这场论战的核心在于竞争性威权主义能否充当一个通向更好政治前景的中转站--这类政治制度容许某种形式的言论自由（即便存在严重缺陷），它们是否会培育良好的大众舆论习惯并最终促进自由民主，或者完全与之背道而驰。

　　同样，如果人们将这个探讨从俾斯麦时代扩展到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尤其是到一战时期，就会发现德国的例子不无裨益。例如，安德森提出20世纪前期德国的民主在不断发展完善，这个论点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指出，恰恰是为了摆脱民主政治这个结局，保守的德国精英阶层才会打定主意在战前表现得那般野心勃勃，并甘愿接受扩张性对外政策带来的风险。俾斯麦发动的德国统一战争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由党人的改革冲动，因此新一轮的扩张可能使反对党派与当局为伍的想法并非异想天开。事实上，在战争的前三年，反对党派确实站到了政府一边；直至他们开始感到战场失利对经济产生全面冲击时，才决定改弦易张。

　　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如德意志帝国这种君主制和议会制混杂的情况--确实可能孕育着未来民主的种子。但这有一个前提，即作为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既得利益者的精英阶层愿意放权，使整个选举过程能够善始善终。他们必须接受的事实包括：丧失对选举结果的操纵，与新兴政治力量展开公平竞争，以及可能最终权力被瓜分、甚至完全丧失权力。因此，本土精英是否愿意面对完全竞争性政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将决定着竞争性威权主义最终是成为民主的中转站，还是沦为独裁者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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