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一、对阶级意识的无意识处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超过30年时间里，针对美国社会中的阶级意识的研究，受到了两种独立但并非不相关的历史发展进程的限制。其一，由于冷战的需要，大多数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概念，遭受到意识形态上的怀疑；因此，这些概念不太可能受到社会学的严肃对待，特别是曾被马克思本人所使用过的一些分析术语。其二，美国社会学的根基开始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向“拉扎斯菲尔德式”的研究范式转型，这对该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很多方面，理查德·森特斯（Richard Centers）（1949）的经典研究成为了这一双重过程的象征。该项研究实施的初衷，是挑战此前《财富》（Fortune）杂志进行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研究发现——该调查发现，样本群体中有80%的回答者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森特斯的研究则试图揭示美国存在着显著的工人阶级意识。在添加了“工人阶级”这一回答选项后，他发现：在代表全国人口的调查样本（1097个白人男性）中，有相当比例（5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工人阶级”这一选项；这一发现也为其被委婉称作“社会阶级的利益群体理论”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尽管有学者对其研究发现和解释持不同意见，森特斯的研究依然构成了理解社会阶级主观维度的一个研究典范。

　　从研究者运用的系统的资料收集技术的范围而言，他们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方法各有不同，从自我陈述问卷的方法到面对面的访谈方法，从电话调查法到对选举资料进行分析的方法。不过，一般来说，美国的阶级意识研究者们更倾向使用定量研究方法：依赖庞大的数据库，使用精确的抽样技术，通过统计手段对资料进行统计操作。美国的阶级意识研究文献并不丰富；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对阶级认同、阶级态度、阶级政治倾向及意见等方面。通过对上述方法的运用，某些研究者已经对阶级意识不同方面的内容有所揭示；某些研究者并未发现阶级意识的存在；还有一些研究者虽然发现了阶级意识却拒绝其存在。这些研究发现上的各种差别，更多地揭示了不同研究者所持的不同先入之见，而不是他们对所在社会阶级集体意识方面的差异认识。

　　无论研究者们是否将马克思关于阶级意识的概念化方式视作关键的理论参照（他们常常这样做），从一个基本的社会学观点来看：对阶级意识研究而言，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隐含着很多值得怀疑的假设。对问卷调查方法的主要批评，主要来自马歇尔（Marshall，1983），他较早地提出批评并对其缺陷进行了总结。（1）问卷调查法将单个个体的回答作为基本的数据来源，带有某种个体主义的偏见。尽管其假设是认为，个体态度的叠加可以等同于某种形式的集体意识；其结果是，研究者很难理解存在于某一阶级（或任何真正存在的群体）意识中的意义建构的主体间性的本质。（2）在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对问题的回答，往往被记录为某种固定和静态的东西，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过程、变化、成熟或矛盾等方面的含义。被调查者对某一问题的矛盾回答似乎是对立的意义表达，他们在答题解释中的犹豫不定，往往是主体间性的过程的结果；但这些，却在问卷调查中被忽略了。（3）对被调查者的想法或态度的过分关注，显然限制了研究者对什么才是阶级意识的表达的考量。在标准化的问卷调查中，阶级意识往往被视作某种存在于（或并不存在于）主体思想之中的某种事实。（4）这些研究还作出以下的假设：通过诱导被调查者回答各种口头问题或书面问题，人们便能知晓其关于态度、概念或信仰等方面的大部分看法。（5）在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的态度或观念被人为地与环境相分离，因为它们是从赋予其意义的阶级实践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态度或观念。

　　尽管使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阶级意识研究，其意义值得考虑，但这些意义很少得到研究者们的明确考量。不过，在一项研究实例中，有两位研究者决定放弃使用问卷调查方法；他们意识到：问卷调查法的局限性使研究者难以描绘工人思想中矛盾和对立的方面；而工人们本来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中。更近的例子是艾瑞克·赖特，他意识到，“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理由让研究者作出这样的假定”，即人们在阶级冲突状况下表现出来的显著阶级意识，会同样显著地表现在结构化调查当中。赖特承认，对阶级意识进行测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他承认：对调查法进行批评的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意义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危及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对阶级意识进行的各项研究的价值”（Erik Wright，1985）。不过，尽管赖特作出了反思，他依然使用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来对工人的态度进行分析；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给出的解释并不怎么令人信服：“人们的认知过程具有某种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能跨越访谈的人为环境与阶级斗争的真实生活环境；尽管结构化调查可能会产生失真，社会调查还是能够测量人们认知过程中的某些稳定的要素。”不过，尽管社会调查或许具有这种研究潜能，其效果依然不能得到确认：因为调查并非在一系列不同的环境中进行（更不用说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下进行）。正因为存在这一问题，《企鹅社会学词典》（Pengui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才会用一整个条目（论“双重意识”），来论述其中的困境：假设人们的认知过程在调查环境和其他社会环境下是相同的，会带来很多困境（Abercrombie等，1988）。

　　上述规则的一个著名的例外，表现在最近一项针对加拿大邮政工人样本的信仰研究中。研究者对工人在罢工前后的信仰（及罢工期间的行动）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罢工环境使工人们产生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其态度从妥协迈向团结；而一旦集体行动平息下去，这种态度便仅仅在少数工人中延续）。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它强调了集体行动与内在于大多数问卷调查中的个体信仰间的分裂状况；就这一点而言，该研究颇具启发性。

　　阶级意识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至少存在着与研究阶级意识的方法与技术一样多的各种问题。通常，阶级意识这一概念被认为源自马克思的著作，它构成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和阶级的理论的“核心”要素。但笔者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人类的意识使“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灵巧的蜜蜂区别开来”，并且，尽管马克思坚持以下关于阶级关系的观点：以“自在”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将逐渐成为“自为”阶级。但据我所知，马克思从未使用过“阶级意识”这一术语，他当然不会像许多社会学研究（包括某些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寻求的那样，去对一群个体工人的思想立场进行命名。甚至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他或许最该为阶级意识这一术语的传播负责）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也特别反对将阶级意识化约到个体的、思想的层次：“这种分析从一开始，就将阶级意识与经验所规定的意识，以及能够从心理学角度加以描述和解释的人们关于自己生活状况的思想，区别开来”，并且，“……阶级意识所关注的，既不是个体的思想（无论这种思想多么先进），也不是关于科学知识的状况”。

　　提及这些，并非出于诡辩或是想参与到某种晦涩的关于“马克思学”的对话中去；笔者的目的在于：至少某些被用来反对马克思本人的社会学论点（尤其是在美国），本身便建立在片面的、存在重大误解的概念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当阶级意识被认为是某种与个别阶级成员在特定时刻的思想或信仰相关的某种东西的时候。甚至是那些持友善态度的研究者们（他们试图改善阶级意识概念的定义以支持马克思的观点），都是在帮助维护这样的观点——思想观念是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迈克尔·曼从另一个角度，难能可贵地尝试澄清阶级意识的不同层次：认同自己是某个阶级的成员；感知本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对立；认为阶级决定特定社会的总体状况；最后，拥有能够替代现有社会的某种无阶级社会的憧憬。这些关于阶级意识层次的划分，扩展了阶级意识的内涵，却很少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主体性（subjectivity）上面去。

　　马克思自己曾尝试进行一项调查研究计划；尽管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其工人调查问卷中的101道问题的回答率极低，显见是一次失败的调查，但它还是区别于当代针对阶级意识的各种调查研究，这一点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马克思设计的工人调查表，目的并非是对工人的态度、思想、自我认同、政治倾向或“阶级意识”进行调查，而是为了收集与工人生活的物质条件相关的具体数据：如工资、报酬支付的方式、工作时间、工作安全状况等等。显然，尽管这种调查必然会收集到关于客观状况的各种主观陈述，但马克思的兴趣是对工人进行教育。他将问卷分发给法国的工人群体、社会主义者团体“以及任何需要它的人”，目的是推动工人群体对自身的工作状况进行讨论，并将这作为激发阶级行动的一种方式。

　　对主流社会科学而言，这种做法无疑会使调查结果受到调查者主观性的“污染”。但对马克思这样希望改变世界而非仅仅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家而言，这种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什么不协调之处。在该项调查实施前的不到10年时间里，马克思获得的关于法国工人阶级战斗精神和组织能力的大部分知识，主要是基于工人在巴黎公社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以及其后发生的6万人的大屠杀。

　　无疑，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之外，研究者们依然能对阶级成员的意识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在美国，绝大多数关于阶级意识的调查研究，其所关注的都是某种特定类型的工人阶级意识，且与研究者想象的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概念进行对话（尽管这种对话很大程度偏离了马克思的构想）。研究问题的建构，通常受到马克思著名的二分法的影响：即生产的不断社会化会使一个阶级“与资本相对立，但它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一群体团结起来，并将自身组织为一个自为的阶级”。但是，这一关于“自为阶级”的表达，往往背离了其所处的能动的、动态的环境。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在斗争、团结及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工人阶级“战斗着”，“团结起来”并“成为一个阶级”。尽管马克思从未给出其关于阶级的正式定义（更不用说关于阶级意识的定义了），他的著作还是提醒我们：要特别从理论上关注行动、政治动员、组织能力，以及存在于该阶级与其他阶级的互动和关系之中的功能上的团结（或者是缺乏这种团结）。

　　对马克思来说，思想是重要的；但思想不能孤立于行动世界之外。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客观性”与“主观性”通过“有意识的人类活动”而联系在一起。不过，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倾向于从活生生的实践经验中将回答者的观念与态度抽象出来。或许，这种研究方法能够把握被调查者的某些重要的态度变化趋势。无论如何，裁剪马克思的概念来适应问卷调查的设计，研究者很可能会忽略那些或许是阶级关系和阶级经验中最为重要的和有趣的维度。对那些寻求继续马克思的规划的研究者而言，情况确乎如此；因为正是这些人，致力于埋葬马克思的研究规划。

　　问卷调查方法中的随机抽样与标准化测量，似乎比那些系统化程度较低的研究策略更具优势；尽管如此，霍德森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可以将大规模的民族志研究资料进行系统编码，这样获得的比较研究数据库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对研究设计进行检验（Hodson等，1993）。笔者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研究兴趣是某些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互动的程度，那么，随机抽样的方法实际上或许是在阻碍研究者对这种关系的把握，而不是使该关系得到阐明。这里的危险在于：追求样本代表性的随机抽样研究，可能会忽视许多最重要的因素，如重要参与者、关键制度，以及使得这些制度变得“关键”起来的规则、原则和各种实践策略。正如布迪厄所强调的，随机抽样的研究方法，会“令研究者打算建构的每一客体都变得支离破碎”，尤其是在对竞争群体或组织进行研究时；在这些群体或组织中，刚好只允许某个人“占据特定场域中的各种位置；而这一特定的个体，却会对整体结构产生影响”（Bourdieu和Wacquant，1992）。

　　上述问题，也体现在最近的对诸多阶级意识研究文献的总结中（笔者已对其进行了批评），其研究结论是：美国并不存在什么阶级。该研究的分析颇为谨慎，其目的是试图对好几种阶级理论的经验证据进行评价。这些阶级理论包括：赖特关于阶级结构的示意图（Wright，1985），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的概念（Giddens，1973）。通过对“近期的很多高质量的定量研究文献”进行回顾与评价，金斯顿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具有共同经济地位的人们——他们构成了一个‘阶级’——享有独特的生活经验”。

　　尽管金斯顿的研究有众多可取之处，但读者在阅读了其近30页的坚决反对那种认为美国存在阶级的看法后，就会蓦然发现：美国存在的并非是一个阶级，而是两个阶级——“巨富阶级（上层阶级？）”和“赤贫阶级（下层阶级？）”。在题为“被忽略的极端值”一节中金斯顿告诉读者：上层阶级在样本中被忽略掉了，这不仅因为其数量太少，还因为他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隐私。因此，在代表总体人口的样本中，这一阶级并未出现。而之所以忽略下层阶级，是因为该项研究的样本划分乃是基于职业的范畴，倾向于将定义中的穷人排除在外。但是，关于美国的上层阶级，人们知之甚多：譬如，上层阶级作为一个群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其政治动员、社会网络和群体团结，其文化实践、社会化过程和经济地位，其惯常生活，以及它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等等。如此一来，这个在众多历史学和民族志研究发现中或多或少支配着美国社会的重大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这些制度对理解美国的阶级关系而言至关重要）的上层阶级，却因为是极端值（因为它过于富裕？拥有过多的权力？过于排斥他人？或因其太像一个阶级？），就被“忽略不计”了。同样，由于依赖标准化的职业范畴，失业者以及非正规就业的人员（这些人曾经被视作传统的“无产阶级成员”），因类似原因而被“忽略不计”。但是，如果某项研究的有效性要想得到认可，就不能忽略上述“极值”群体，就不能够仅仅依赖这些来自全国样本的定量调查数据的定量资料。实际上，数年之前，两个研究者对这些同样的调查数据与选举研究资料进行了重新解释，他们发现：一旦对那些原本被排除在传统样本之外的人们（如未参加选举的人、非裔美国人和资本家阶级）进行检验，同时，将检验结果与比较研究、民族志研究和历史研究获得的资料进行比照，那么，研究者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关于阶级意识的具体图景（Vanneman和Cannon，1987）。

　　金斯顿等人认为，民族志和历史研究所获得的资料集中关注“某一群体”或缺乏“代表性”（Kingston，1994），因此，他们拒绝利用这些资料。这样一来，他们便忽视了阶级关系和阶级经验中的众多至关重要的方面。研究对象以及处理研究对象的方式之所以受制于研究方法和技术，实际上是一个理论选择的问题；因为各种研究方法与策略的选择，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并非中立的。社会分层研究者持有的阶级概念，其背后的理论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强调个人奋斗，忽视巨富阶层与赤贫阶层之间的阶级差异，这令其关于阶级和阶级冲突的看法，不仅背离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冲突的思想，甚至与其相冲突。

　　存在于各种阶级意识研究方法之间的种种差异，折射出研究者对阶级这一概念持有的根本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包含一种历史关系，阶级并非一种等级式位置；因此，最好将阶级看成是一种变化的、过程的和互动的现象并对其加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结构（social configuration），阶级受到来自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由变动着的物质关系和象征关系构成的各阶级之间的表现形式与基础；外部因素包括“阶级内关系”，常常被称为“阶级形成”）；同时，阶级总是一种未生成的（partial）社会结构，特定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处于组织、解组和重组的过程中，并与其他阶级发生着冲突。

　　研究者常常将阶级形成的过程建构为一种双重历史过程。该过程包含客观（如将人们配置到不同经济实践中的各种机制）与主观（如观念形态的阶级意识）两方面的内容。因此，他们倾向于将阶级形成过程等同于客观内容与主观内容的分离；尽管这种分离发生于某种历史的动态过程中，这与前面我们所讨论的社会分层研究方法的处理方式是一致的。不过，将阶级结构视作“阶级之间的关系”（interclass relations），而将阶级形成视作“阶级内部的关系”（intraclass relations），或许能够提出某种更具价值的研究构想。“阶级之间的关系”的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主观—客观二元对立关系的存在，这为“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回归留下了概念上的余地；“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在主观维度与客观维度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它既是客观阶级与主观阶级的体现，同时又生产着客观阶级和主观阶级。

　　将阶级形成看成是一种阶级内部的关系，似乎能够为研究某一阶级或阶级成员在何种程度上为成为“自为阶级”而奋斗，提供一个更有用的概念工具。这一概念，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考量以下阶级实践形式：文化实践、集体行动、组织建构过程（或解组过程）等。上述实践形式对阶级团结和阶级定义的维系（或削弱）而言至关重要，但阶级意识研究者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实践形式。这并非要求研究者排斥对思想观念因素的考量，而是要求他们将阶级意识置于真实的（和变动的）历史过程中去考量；正是群体或阶级间的互动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创造了这一历史过程。换言之，必须将思想和态度置于实践、制度和历史环境中加以考量；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思想与态度才得以形成，得以在主体之间协商并获得意义。这种对实践、制度和历史过程的强调，要求我们不再将阶级意识这一概念视作研究的重心，而代之以对那些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阶级关系的对象进行研究。

　　当然，这样的研究规划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且涌现出大量研究文献。同时，这些研究表现出理论上的同质性和主题的差异性。换言之，面对相当广泛的经验材料，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各种有限的问题。其中，“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类研究框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对阶级关系与阶级形成的研究而言，是不足为奇的）；同时，研究者们往往也受到韦伯的影响。在下文中，笔者将对最近的一些有前景的研究案例予以评论。

　　二、行动中的文化

　　在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E.P.汤普森将阶级概念化为一种能动的、关系的历史过程，将阶级意识概念化为阶级经验的文化表达。汤普森的阐述对社会分层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提出了意义深远的批评（Thompson，1968）。通过分析，汤普森对工人阶级建构自身独立的工人阶级文化的过程中的自我活动，以及工人阶级文化建构过程独立于物质形式的相对自主性，进行了揭示。汤普森的分析引起了一代社会历史学家对工人阶级文化与工人阶级意识的极高的学术关注。他也因此被后人奉为“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学术研究的鼻祖。

　　尽管汤普森的研究主题是“文化”，其中包括对各种象征表达模式的研究（仪式行为、风俗进化、新生社会群体对传统文化模式的运用与改变等），但他从未安于接受传统的人类学文化概念。他认为，传统的人类学文化概念，就像“多数人认可的令人舒服的咒语，可能会使得研究者不再关注社会矛盾、文化矛盾，以及存在于整体之中的断裂与对立”（Thompson，1991）。相反，汤普森将阶级文化的表达，看成是沿着“模糊”的阶级边界而发生社会分裂的某种事物。之所以说阶级边界是“模糊的”，是因为现代的阶级关系浮现于18、19世纪；由于历史的偶然、部门与区域差异及阶级经验的关系性特征等原因，研究者们发现：无论他们怎样去编织自己的“社会学之网”，都无法发现某种“纯粹的阶级样本”（Thompson，1968）。汤普森的工人阶级文化是一种亚文化，这种亚文化产品所赋予的意义，往往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规则直接对立。

　　汤普森将阶级意识概念化为一种文化表达，其著作拓宽了阶级意识的研究领域，将更广泛的阶级实践、阶级表达和建构，纳入到研究的视野；所有这些，都是问卷调查方法所不能做到的。汤普森的研究，激发了很多社会史研究者对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进行研究，并将二者看成是休闲活动、家庭仪式、邻里关系、社会俱乐部、互助团体、工会等发展过程的体现与表达。

　　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其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它将人们的能动性置于分析的中心。不过，最近的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汤普森所发现的历史主体究竟是谁？这些研究试图挑战以下观念——历史上确实存在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工人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意识——他们认为，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种更具历史局限性的“工匠”意识或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民粹主义”意识。例如，汤普森认为：历史上18世纪的工匠激进主义，成功转化为19世纪的工人阶级意识（这体现在对阶级剥削的集体文化反应上）；卡尔霍恩则将社区（而不是阶级）置于分析的中心，并将其看成是18世纪工匠激进主义的基础（Calhoun，1982），这种激进主义完全不同于（更不用说接近于）明显体现在19世纪宪章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取向。汤普森强调工人阶级共享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过程；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工人对剥削性社会关系（他们被嵌入到这些关系之中）的响应过程之中得到建构（阶级意识是该阶级“生动经验”的文化表达）；最近的“后结构主义”历史学家们，则强调语言的力量在塑造工人意识、迈向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影响力独立于阶级而发挥作用），强调阶级经验的语言学基础和话语基础（包括性别基础）。

　　对话语的强调，迫使研究者对阶级意识及语言在影响意义建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有效的反思。尽管如此，这里依然存在一种危险，即将语言看成是一种“决定性”力量，以便匆忙撤退并不再将阶级看成是一种关于剥削的关系性概念。将语言看成是某种似乎完全脱离社会结构过程（而不是“具有某种自主性”）的东西，忽视存在于这种社会结构过程中的某些群体或阶级所具有的影响对话、话语和意义的能力，这样的研究策略，似乎无助于我们避免上文已批判过的、与问卷调查法相似的局限——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过分依赖于对态度和思想的把握。在回应针对他的批评时，汤普森强调了这样一种趋势，要将人们看成是“处于语言牢笼之中”；这样一来，研究者便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语言在不同场景下被创造性使用的方式，尤其是在那些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群体中，各种表现的差异与反抗的姿态，或许不得不与支配者共存（Thompson，1991）。

　　斯腾伯格既不将话语看成是某种嵌入性力量，也不将其视作某种决定性力量，而将分析重点集中在特定冲突场景下围绕话语和意义而展开的斗争上（Steinberg，1991；1993）。他的这项研究的基础，是对19世纪英国纺织工人和纺纱工人的历史分析。斯腾伯格认为：各群体间争夺的一个焦点，是围绕流行话语而展开的争夺——从本质上看，这些冲突是围绕意义而展开的冲突，展现出被压迫群体的破坏力。作为对斯德曼·琼斯（Stedman Jones）、乔伊斯（Joyce）和斯科特（Scott）等人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回应，斯腾伯格认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建构，发生在处于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之中并被这种文化所制约。因此，阶级意识的分析焦点应该集中在对工人阶级使用、借用资产阶级话语并贴上自己的意义标签的过程进行分析，而不是关注对工人所使用的词汇的分析（Steinberg，1993）。他忠告道：追寻某种“纯粹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努力，将很可能是徒劳的，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暗示着在社会生活及其表达之间存在着某种暧昧的对应关系。

　　后现代主义的叙述建议，要关注被话语及其意义所推动的社会行动者。斯腾伯格与之不同，强调社会行动者通过意义与语言进行斗争的过程的动力学机制。对斯腾伯格而言，在罢工及其他的一些群体间发生冲突的时期，集体认同的话语和利益话语会得到最为明晰的表达，会面临最尖锐的挑战。因此，这些斗争也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Steinberg，1993）。

　　最近，在戴维·威尔曼关于当前旧金山滨海地区政治文化的民族志研究中，同样强调了语言这一重要因素（Wellman，1995）。通过对工会合同及围绕这些合同的解释而展开的斗争进行文本上的检视，通过对工人所创造的日常语言的分析（工人创造这些语言的目的，是维持对工作、生活的控制感和尊严感），作者分析了码头工人的话语及其使用的特定工作语言（Wellman，1994）。

　　斯腾伯格强调了语言和意义的建构过程，凯迈尔多夫则认为：“三十四条好汉”这一政治的一代（即旧金山大罢工中的经验丰富者），对西海岸码头工人的政治文化具有根本的、持久的影响（Kimeldorf，1988）。威尔曼所采取的研究路径与他们有所不同。他认为：从根本上讲，并非是罢工行动或左翼的领导使得国际码头工人与仓储工会的积极的工联主义行动得以延续下来。其研究表明，日常的具有合同性质的工会的基本行动，构成了具有工会成员身份的激进工人的阶级文化的基础。应该说，威尔曼的研究能推动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思工人战斗精神的本质，反思日常的工联主义行动的性质。

　　通常而言，对作为“意识”表达的“行动”的关注，以及对阶级动员过程的关注，在历史学和民族志叙事中，占有很大篇幅。尽管“行动”这一术语实际上能够代表所有活动类型，但是，有两种社会行动对阶级形成问题而言最为重要：其一，阶级间的“战略遭遇”（strategic encounters），或发生于日常生活标准范围之外、具有战略性质的产业冲突、集体行动。其二，“组织动员”（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过程（及组织解体过程）。前一种行动包括这样一些会对阶级关系产生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战略遭遇”：如，英国矿工在1984—1985年的罢工；或1981年发生在美国的罢工，以及其后12000名空中交通管制员被解雇的事件。或许，还包括这样一些得到社会学分析的行动：如，发生于地方或特定区域的冲突，这些冲突从更微观的层面揭示了阶级形成的动力机制。

　　在激烈的产业冲突发生之际，正在浮现的文化形态如何被各行动主体进行交互建构？其彼此间的对立关系怎样？在集中分析这些问题的一项研究中，笔者特地使用“团结文化”（cultures of solidarity）的概念，来替代受到观念限制的“阶级意识”概念（Fantasia，1988）。“团结文化”体现为正在浮现的价值、行为和各种组织形式，其存在表明：集体“意识“可能与引发其兴起的某种战略遭遇密切联结在一起。因此，“团结文化”浮现的文化过程，相对独立于此前的个体参与者已经拥有的观念或信仰。该分析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冲突环境下的群体信仰，要比稳定环境下的群体信仰，更容易发生变化。这里的主要分析单位并非是个体的信仰，而是处于战略遭遇中的双方的集体行动与动员过程。

　　正如戴尔盖罗对洛杉矶未登记的移民工人的工会组织的研究所揭示的，虽然处于此种战略遭遇中的工人们往往会从既有组织中汲取资源（和已经成立的工会组织相似），但此类工会组织所浮现出来的特征及其草根民主的特点，包括它们动员各种社会资源（种族、居住社区、各种社会运动等）的能力表明，所谓的“团结文化”并不能化约为工联主义的制度化形式（Delgado，1993）。

　　体现在上述战略遭遇期间的集体行动，与组织动员和组织解体的过程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时间里，想要削弱工会的雇主们开始公开动员起来（在美国，工会是传统意义上工人阶级组织的最明显的代表）。此外，组织重组的过程或许可以被视作一种能够激发强烈的阶级感情的战略遭遇的例证。通过对威斯康星州肯诺夏镇一家汽车厂倒闭的研究，凯瑟琳·玛丽·达德利（Kathryn Marie Dudley）发现：工人的“文化团结”并未因工厂倒闭的社会危机而被重新激发出来，工人们的阶级团结，在很大程度上因工作条件而得到延续。相反，工厂倒闭的危机，使潜在于不同群体的文化解释的差异被暴露出来——这些不同的文化解释源自该镇工人阶级家庭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在意义建构方式方面的差异（Dudley，1994）。同样，在其早期的关于下向流动的研究中，纽曼发现：各阶级在解释失业和经济动荡方面，存在巨大差别（Newman，1988）。针对工作场所中管理创新的研究，有时被用来说明其与阶级动员和阶级解体之间的关系。此外，最近的一些针对城市贫困和产业转移的研究显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模式、居住隔离、种族排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闭锁，对阶级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在对阶级形成的研究中，组织动员与组织解体的程度，预示着阶级与阶级成员在认识到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行动的可能性。这方面的历史和比较研究颇值得关注。其中的很多研究，揭示了内在于阶级间关系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譬如，针对19世纪晚期共济会（fraternal orders）的分析便发现：这些组织有时会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和变动的社会构成。正如对西海岸码头左翼工人工会（West Coast longshoremens union）和被敲诈者领导的东海岸工会（East Coast union）的比较研究所揭示的，或者是对西部矿工联合会（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和具有改良主义取向的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的比较研究所揭示的，同样的复杂性体现在不同工会组织的不同政治轨迹之中，即使这些工会组织存在于同一产业中。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似乎为阶级组织的动员研究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这些运动倾向于回避阶级理论，运动的成员大多是中产阶级积极分子，他们被中产阶级文化情感所鼓舞。从阶级基础的视角，来对这些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动员策略、意识形态框架、联盟建立的过程、制度资源等进行研究，将大大促进我们对中产阶级的认识。

　　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指出的：大量的研究集中对政治与经济资源动员过程中的制度、文化实践、社会网络等进行了探究，且大大增进了人们对上层阶级的认识。这一领域最近的某些研究，对理解美国的阶级关系而言，仍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和理解存在于阶级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实践和集体行动一样，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共享的意义和信仰提供背景，这一点也很重要。同样，在这里，民族志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占据着主导地位，且文化往往成为关注的核心内容；不过，研究者的主要分析目标，应是寻找存在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共享意识的根源。

　　三、文化的社会组织与阶级意识

　　在英国，部分程度上受戴维·洛克伍德那篇颇具启发性的文章《工人阶级社会印象的不同来源》的影响，阶级和社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在这篇文章中，洛克伍德认为，特定社会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不能够简单地依据其与生产工具的关系来加以估计，因为在社会阶级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差异（Lockwood，1966）。洛克伍德从工人“直接的社会经验”中去探寻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他认为：工作和社区关系的模式，对特定形式的工人意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Lockwood，1966）。

　　在美国，卡茨尼尔森（Katznelson，1981）和哈雷（Halle，1984）的研究工作，为理解工人阶级文化与意识的社会组织基础，提供了很好的方向。两人的研究各自探究了在工作场所建构起来的共享意义与在居住社区建构起来的共享意义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差别，以及存在于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历史分工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对卡茨尼尔森而言），包括收入水平、家庭所有权和职业差异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对哈雷而言）。

　　同样有价值的是苏珊·奥斯淳德的研究：她探究了上层阶级妇女是如何在上层阶级家庭和社区生活的表达与实践中来建构她们共享的意义的（Ostrander，1980，1984）。奥斯淳德检视了存在于其阶级活动与社区地位之间的关系。她认为：阶级活动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以及这些妇女在家庭之中所处的附属角色，能解释为什么前者比后者更能够决定其阶级意识，影响其行为。其他的一些针对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割的研究则表明：或许，在非上层阶级中，阶级意识与性别意识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复杂。正如杰伊·麦克里奥德对依赖低收入住房项目而生活的黑人和白人成年个体的民族志研究所揭示的：当工人阶级亚文化被种族和性别分工所分割时，这种共享意义得以建构的可能性将变得更加复杂（MacLeod，1987）。麦克里奥德的研究，生动描述了在某个共享贫困和社会分裂的环境中，人们如何对不同的未来作出不同的文化反应。

　　迈克尔·布洛维关于工作场所的民族志的比较研究，使用了极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已成为关于意识的社会组织概念的研究典范。不过，他反对那种认为任何地方都能够产生工人阶级意识的观点；布洛维认为，工人阶级意识只产生于工厂之中（Burawoy和Lukacs，1992）。和洛克伍德一样，布洛维并不是简单地将阶级意识看成是特定工人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的产物。与洛克伍德不同的是，布洛维关注工人在生产中的经验，以及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各种“生产政体”是如何发展起来并在强制性的生产关系与阶级意识之间发挥中介的作用。

　　布洛维的几项研究推进了其观点的发展。他做的第一个研究，是对芝加哥一家机器厂的参与观察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布洛维揭示了工人们所玩的赶工游戏是如何吊诡地减轻了他们对工作的厌倦，从而服务于与资本家的目标相一致的“制造共识”的目的。这种赶工游戏，同时也使得存在于工作场所之中的社会关系的剥削性质变得模糊起来（Burawoy，1979）。一旦工人对工作产生抱怨，工厂中的“内部国家”便会将这些抱怨纳入既定轨道，并使得这些抱怨成为原子化的抱怨，而不会使工人产生某种集体反应或集体意识。尽管布洛维的这一分析或许忽略了车间“政体”制造冲突与共识的各种方式，该项研究还是对阶级形成研究做出了重大而富于启发性的贡献，因为它质疑了工厂生产过程中缺乏阶级意识的观点，认为要重视各种工厂“政体”在把握工人阶级意识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布洛维提出了作为意识建构机制的“生产政体”（production regimes）概念，这一概念在其跨国比较和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到了深化。在这些研究中，他强调指出：地方层面采纳的各种生产政体的特定形式，取决于国家创造的各种条件（Burawoy，1985）。

　　布洛维最近的一项研究（合作者是匈牙利的乔纳什·卢卡奇），建立在对匈牙利工作场所的参与观察的基础之上，该研究提供了比较东、西方意识形态与生产政治之间关系的机会（Burawoy和Lukacs，1992）。通过比较匈牙利机器厂工人的工作经验与芝加哥工厂工人的工作经验，布洛维和卢卡奇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矛盾的“效率”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效率”进行了揭示。同时，通过对匈牙利钢铁厂的经验材料的分析，他们得出了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结论。他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将剩余生产的剥夺合法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只是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而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对剩余生产的剥夺，常常通过各种仪式性的动员过程，而将这种剥夺以集体利益的方式表达出来。结果是，“每个人都被召唤着去‘粉饰社会主义’，从而让社会主义变成某种光辉灿烂的未来；与此同时，每个人都知道，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实际上并不那么光辉灿烂”（Burawoy和Lukacs，199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体系倾向于在工人阶级中激起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则要模糊得多。通过对生产体制的比较研究，布洛维使阶级意识研究建立在工作的组织和管理过程之上，建立在生产中的“活生生的经验”的基础之上（Burawoy和Lukacs，1992）。

　　在一项联结组织与文化因素的理论分析中，斯廷康姆碧借鉴了E.P.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论述，该研究高度重视存在于汤普森文化分析中的结构性因素；之后，作者对当代服务产业中的文化与工作组织之间的可能互动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Stinchcombe，1990）。斯廷康姆碧强调指出，劳动力市场的普遍化（大批人签订相同的劳动合同）、政治权利（公民权）的普及以及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为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对斯廷康姆碧而言，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通过文化，组织的结构才得到定义。尤其是在服务业中，工人们出卖的是关于上层阶级地位的各种文化象征符号。就这一视角而言，某些工人将比另一些工人较少具有阶级意识，因为他们并非工作于具有正式劳动合同的大型群体中，他们经常接触上层阶级的客户，迷恋上层阶级的文化象征符号。因此，斯廷康姆碧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我们不能期望女服务员或飞行员像矿工那样激进，我们还是能够期待他们比零售珠宝业的工人具有更多的阶级意识。”

　　斯廷康姆碧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社会组织产生和影响阶级意识的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研究包含着许多有趣的研究问题。譬如，他认为在服务业工人的集体意识中，身份象征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他还指出：如果有更多的机会与工人阶级客户接触，服务业工人将（在政治方面）会变得“左倾”；而那些接触上层阶级客户的服务业工人，则会变得“右倾”。

　　本文仅仅在有限范围内，对近期与阶级文化、阶级行动和社会组织相关的文献进行了评论。在不同研究者关于美国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的理解中，存在着很多理论上和经验上的鸿沟。要想弥合这些鸿沟，无疑需要进行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综合分析。不过，随着分层研究的霸权地位的消解，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我们将迈向一种集体的、动态的（而非个体的、静态的）关于阶级意识的概念化方式。在这种关于阶级意识的概念化方式中，研究者将按照文化实践、集体行动和社会组织的自然栖息地（与历史栖息地），来处理阶级这一概念。

　　（译者单位系上海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