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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产生和灭亡总是笼罩着神秘色彩。如果国家的建立离不开神话传说 ( 由母狼喂养大的罗马城建立者罗穆尔和雷姆的形象，或者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神话) ，那么国家的瓦解也不可避免地会伴随各种神话和问题——谁之过，何以至此？ 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 社会风气日下 ( К. 塔奇特，М. 阿夫列利) ； 神学论观点 ( Бл. 奥古斯丁) ； 接纳异族人入伍导致民众对政权和战争日渐不满 ( Н. 马基雅维利) ； 征服东方富裕国家后，官兵日渐羸弱，勇猛士气丧失殆尽( Ш. 孟德斯鸠) ；基督教广泛传播，罗马帝国的宗教基础受到侵蚀 ( Э. 吉本) ；所有制关系发生变化及阶级对抗 ( 马克思和恩格斯) ，或者外敌入侵 ( Л. 古姆彼洛维奇) ； 种族发展失衡或者近亲婚姻导致帝国衰落 ( Ж. А. 戈比诺、Х. С. 张伯伦等) ；文明矩阵终结理论 ( О. 施本格勒) ；传统的贵族阶级宪法影响力下降 ( Т. 蒙森) ； 农业关系和宗教认识发生变化 ( М. 韦伯) ； 罗马帝国的掠夺性政策，以及殖民主义的经济和人口基础受到冲击 ( М. 罗斯托夫采夫) ； 瑏瑡 跨文化扩散，生态和技术因素等，或者这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瑏瑢 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其影响丝毫不亚于 20 世纪初苏联成立对世界的冲击。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当代历史编纂学中，关于苏联解体原因、意义及历史影响的评价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苏联解体是共产主义制度及其变形存在先天缺陷的结果吗？ 为什么在国家军事实力处于巅峰的和平时期发生这种巨变？ 是诸多不利形势的巧合吗？ 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对于认识具体事件具有重大价值，而且对于理解当代史学研究方法论也颇为重要。

　　目前对此问题的争论大多带有意识形态性质，很少涉及解体过程的本质和对事件作出科学的阐述。但是在纪念苏联改革 25 周年和苏联解体 20 周年背景下，迎来了全面和科学研究苏联改革与解体原因的时代。这两个日期不仅使学者们的争论更具现实意义，而且为相关分析创造了一定的时间距离。科学解释苏联解体的先决条件是准确把握导致国家衰落的关键因素，而非简单罗列原因。本文试从分析历史学角度论述苏联改革与解体原因，其基础是信息认知理论方法。

　　一、现有理论的局限性与分析方法的论证

　　当代文献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可以归纳为七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帝国论。该理论认为，苏联是一个大帝国，甚至是俄罗斯帝国的直接延续，其倾覆的原因也同其他帝国别无二致 ( 在现代化条件下政局动荡、民族冲突) 。根据这种观点，帝国属于特殊类型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帝国必须维持世界格局的平衡，否则将导致帝国过度膨胀和其他国家的衰落。此类帝国具备三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一个大国； 其次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拥有众多民族和超民族的国家管理结构 ( 帝国精英) ； 最后，依靠强力控制帝国，尽管维持国家统一的基础可能存在差异 ( 从经济和军事制度到宗教或者思想意识形态) 。如果失去任何一个系统构成特征，那么国家注定会瓦解。反对者则指出，“帝国”概念本身具有不确定性，难以区分 “帝国”与 “非帝国”的界限，尤其是苏联与传统的殖民帝国存在极大不同，因为联盟中央与共和国的关系不能归结为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第二种观点——民族主义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国家解体的原因是苏联未能建立真正的公民国家； 或者相反，主体民族没能掌控国家形势。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危机导致以民族为特征的社会动荡，最终形成热衷于控制本地区政权和财产、追求私有化的民族精英。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战胜了苏联的弥赛亚思想，成为国家解体的主要破坏性因素。尽管这种观点表面上很有说服力，但实际上它偷换了原因和结果，以苏联解体的结果来解释解体的原因。第三种观点——民族和人口理论。该理论强调，危机的根源是苏联的民族基础受到冲击，以民族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从帝国向民族国家发展。这种观点反映了苏联解体前的民族和人口形势，但却不能解释其他与苏联情况不同的帝国崩溃的逻辑原因。第四种观点——经济社会理论。该观点认为建立在计划和强制劳动，而非市场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效率低下，导致国家发展停滞，政治制度破坏殆尽，进而引发革命危机和苏联解体。这类国家与当代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而试图摆脱计划经济困境常常导致国家瓦解。但是，该理论首先不能解释苏联长期存在的原因，此前国家也曾遭遇经济发展困难； 其次，没有回答 “为什么不能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使现行体制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条件”的问题； 再次，没有揭示动荡后传统政权精英事实上得以保存下来的原因。第五种观点是现代化危机论。顺利实现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后，苏联没能及时重建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制度。在保持对外扩张的趋势下，造成国家技术和军事落后，冷战失败和意识形态危机是最好的例证。现代化危机转变为帝国危机。这种观点未必能解释苏联现象的本质，因为以前曾经存在技术落后的问题 ( 在整个苏联时期，改变技术落后面貌的任务使共产主义制度合法化) ，而意识形态危机和国家解体恰恰发生在军事鼎盛时期。第六种观点认为外部压力、内部阴谋，或者二者与消灭苏联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导致国家分裂 ( 准确地说是 “肢解”，即有意而为) 。

　　这个理论没有回答一个主要的问题，即为什么苏联像罗马帝国一样无力预防类似事件的发展，而其他国家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毋庸置疑，存在外部因素，但未必有充分的理由将其绝对化。一些人将苏联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或者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冲突及两个人的虚荣心。第七种观点属于复合理论，即认为不存在导致苏联解体的唯一主因。这种理论排斥科学解释，因为 “苏联解体不是历史决定的，而且也不是某种历史规律作用的结果”； 或者认为苏联崩溃是文明冲突的结果，结合了以上全部或者部分因素，包括民族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列举以上观点表明我们仍未弄清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能对国家的病症作出精准的医学诊断。

　　上述理论不具有普遍意义，仅仅解释了苏联解体的某些方面。无论单一因素的解释，亦或多因素的解释都存在一定缺陷： 没有揭示各种危机指数之间的系统关系，忽视了不同阶段危机的变化，有时带有宿命论性质，因为其依据是国家注定会瓦解； 或者相反，陷入历史唯意志论的对立极端，将一切归咎于领袖人物的情感意志和失误。不失公正地说，这些解释未必适用于所有的多民族专制大国，且很不具体： 如果苏联注定会解体，那么它缘何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 为什么国家解体发生在 20 世纪末，而不是 20 世纪 20 年代或 60 年代？ 当时曾存在上述所有因素。这些理论的共性缺点是实际上重复了以往论述罗马帝国和其他帝国衰落原因时提出的论据，试图以 19 世纪的理论解释现代史现象，至少是使用一个时代的术语来解释这个时代，而支撑这个时代的思想也是苏联意识形态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解释苏联解体原因的理论远非全面。

　　基于认知理论方法的分析历史学能够充分阐释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为新兴的人文认知元科学概念，信息认知范式是现代信息论与人类思维和行为科学的结合，受个体、社会和世界信息状况决定，并且通过信息资源质量、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的区别、创造性教育与灌输性教育的差异、社会对新现象的认知分裂、操纵信息交流和信息的侵蚀作用等概念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解释历史上人类有目的行为的动机及其变形，探索证实和预测动机的可能性。建构现实的认知动机具有重要意义。关键性指标和文献资料包括信息与价值取向的变化、决定这些变化的法律规范、立法讨论对构建新型政治制度的作用、民众和精英的社会与认知适应指标，以及领袖人物战略动机的选择及其在政治改革空间和时间上发生变异的可能性。

　　二、改革的规模、方案与方法

　　认知困境——意识到认知选择的错误和国家面临脱离世界文明的威胁——是改革的普遍原因。官方承认，依据传统认识模式无法解释世界和国家发生的变化； 人们开始探索新的解释理论 ( 最初在传统意识形态框架内，然后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 ，扩大接触各层次真实信息的范围； 克服体制对外部世界的封闭性，建立新的沟通渠道。显然，筹划改革时，戈尔巴乔夫遵循了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公理与世界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思想。初期的改革方案试图将 “文明的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 “康庄大道”结合在一起，具有妥协性。最初设想只进行局部改革，并不涉及意识形态选择的本质问题和制度的承重基础。但社会逐渐意识到，恰恰这些基础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人们针对改革规模的认识、改革的外部与内部因素的对比、改革初步计划的制定、理性行为与对事件直观反应的相互关系等现代化的典型问题出现分歧。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是对 20 世纪世界全球性变化的回应，意味着苏联国内的根本变化，“结果，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过程在苏联形成对立局面。第一，我国的重大改革受到冲击，而且规模堪比 1917 年革命； 第二，欧洲大陆的重要变革处于高潮状态”。其他代表也指出了扩大改革规模的必要性和改革的全球性质。随着人们意识到不可能保留 “现实社会主义”结构的承重基础，改革的范围不断扩大。

　　结果导致认知失调——社会对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 “社会主义选择”等基本概念的认识出现分裂。传统上，这些形而上学的概念广泛用于宣传，仅仅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难以从法律角度加以划分，因此，在不同发展阶段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相应地，无法明确什么是 “社会主义的变形”，其偏差究竟有多大。认知误导表现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思想混乱，对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等关键问题缺乏统一和明确认识。一部分代表强调，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相近； 另一部分代表则指出二者之间的对立性： 如果基督教的世界观是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那么共产主义世界观正好相反——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而社会公正意味着没收他人财产和通过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强制实现社会公平。最后，由于未能从法律上定义这个概念，一些人提议从国家名称中删除 “社会主义”一词。保守派则干脆否认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拒绝提出社会主义选择的问题。这场争论的关键是对国家危机形势的评价及其本质的认识。此间存在三种观点。官方观点认为，危机的原因是社会偏离了真正的意识形态信念，“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普遍危机，而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即国家官僚社会主义的危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实质是从国家官僚社会向民主、人道和公民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列宁倡导的真正自愿的联邦制社会过渡。苏联制度的极端批评者提出第二种观点，指出危机的实质是专制制度的崩溃——旧的联盟中央政权处于瘫痪状态，以及苏联后期的制度被认为是传统村社价值观仍占统治地位的 “温柔极权政治”。冲突的实质是社会与政权，确切地说，是社会与执政党之间关于改革规模和政权保留传统精英等问题的矛盾。第三是折中的国家实用主义观点。该观点认为，认知失调的根源在于 “苏联社会深陷危机的原因具有社会性质——人们与社会目标和价值观，首先是有益的社会劳动相背离”。按照这种观点，摆脱危机的手段是引进自我调节机制： 最初采取 “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与劳动人民进行对话，然后吸收持政治多元论思想的人士，最后向自由世界进军”。

　　关于 “改革是有计划的还是领导人的即兴之作”问题存在三种观点。认为改革是有计划的人强调，存在计划的某些关键性要素： 实行对外开放 ( 摆脱苏联传统的孤立状态，放弃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开展合作与交流； 限制书刊检查； 政治制度民主化； 制定改革的基本任务——向市场关系过渡； 实现民族间和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 提高政权威信，加强法制与民主化建设，保持国家和社会稳定。认为根本不存在改革计划的人则指出，苏联的局面具有独特性； 改革者缺乏经验； 不善于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最初的认知观点——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下探索完善国家制度的可能性——具有欺骗性。第三种观点认为，存在某种改革的预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被迫对其进行修正。自发调整改革方案的原因是改革者无法预测诸多指数的变化，而且党的精英内部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框架问题发生对立。改革前，戈尔巴乔夫未能绝对控制党内局势，为了推动改革，他必须清除异己。意识形态成为双方较量的主战场，相应地，改革手段的选择也充满周折。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举动只是争夺权力的战术形式，不可避免地具有回应全面挑战的性质，尤其是社会意识自发而迅速的变化。此外，从戈尔巴乔夫的行为中寻找某种 “隐秘计划”( 例如，“放弃社会主义阵地”、蓄意搞垮苏联或者由特权阶层对财产进行私有化等) 的企图完全基于假设，没有得到解密资料的证实，而且以结果偷换原因，最终并未提出严谨的分析论据。基于目前掌握的资料可以判断，戈尔巴乔夫对改革有一定的设想，但缺乏明确计划，因此改革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而不是有计划的官僚制度改革，且脱离了旧体制官方机构的监督。这解释了戈尔巴乔夫作用超凡的原因。作为改革的领袖，他具有自己的优势： 第一，来自旧体制内部，熟悉其制度设置； 第二，他可以打破旧体制保守的惯性发展定势，使其 “通过革新获得新的生存机遇”； 第三，他充当了团结不同精英集团的角色，因为他集旧苏联与新民主的合法性于一身，在最关键、最合适的时刻走上领导岗位。此外，与其他前任领导人不同，戈尔巴乔夫善于洞察全球和国家政局，能够作出重大政治决断。

　　同时代人对改革的态度取决于其意识形态选择，基本上使用改革、革命、复辟等马克思主义术语进行评价。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应该是由国家实施的彻底变革， “改革应该自上而下开始”，因为“在极权政治条件下不可能有其他方式”。叶利钦则倾向于革命的提法，“像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样，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触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但它未必能切实触及政权机器本身的利益”。在 “社会主义选择”的拥护者看来，改革否定了马克思构建社会的革命模式，是反革命，是资本主义复辟和政权的波拿巴化趋势。西方历史编纂学在评价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使用了 “革命”、“未完成的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改革”甚至 “混乱”等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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