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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及历史，浮现的必定是上下五千年悠悠岁月、世事沧桑、朝代更替。一段段历史记载了历代王朝的兴衰轮回、圣人先贤的深度哲思、政治舞台的暗藏玄机，启迪着后人去总结经验并汲取教训。然而，过去的事实及其记载只是历史的一种含义，它还可以指社会的发展进程。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似乎更青睐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

　　1988年，福山作了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由此写成论文《历史的终结？》，翌年发表在《国家利益》期刊上，标志其“历史终结论”理论体系初步成型。1992年，福山又将该文扩展成书出版，系统阐述这一观点。福山想说的无非是，共产主义及其制度已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尽管这一观点招致多方批评并为历史证伪，福山依然坚持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2012年伊始，福山再度以历史为题，在美国《外交》杂志第1期发表了《历史的未来》一文。面对美欧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脆弱与中国独树一帜的繁荣稳定，福山显然也意识到美国体制的积弊，急于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寻找治病良方。

　　自由主义制度中民主的浪潮

　　诚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力量和社会状况不是简单地“决定”意识形态，如果思想反映了广大普通百姓的心声，就会具有巨大力量。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自由民主制是一种“违约”的意识形态，部分原因在于它反映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因此得到强化。意识形态的变化会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特定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将导致意识形态发生变化。

　　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主流世俗主义思想体系是自由主义，随之兴起的先后有商业中产阶级和17世纪的工业中产阶级。最初的自由主义未必带有民主含义。支持1689年宪法协议的辉格党人多是英格兰最富有的人，那时的议会只代表全国不到10%人口的利益。直到19世纪末，欧洲绝大多数地方的选举权都有私有财产和教育方面的限制条件。

　　在欧洲，大多数人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再加上产业工人阶级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革命浪潮也席卷了除英国以外的主要欧洲国家。从此以后，共产主义者和自由民主主义者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争夺民主运动领导权的竞赛。前者宁愿抛弃程序民主而青睐实质民主，后者则认为在扩大政治参与度的同时，要维持法治秩序，保护个人权利，包括私有财产权。19世纪末，随着选举权扩大，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政党发展迅速，甚至威胁到保守党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政党的统治地位。工人阶级的崛起遭到强烈压制，手段通常并不民主。共产主义者和许多社会主义者抛弃了形式民主，转而寻求直接夺取政权。

　　20世纪上半叶，进步的左翼阵营形成一个广泛共识，即所有发达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甚至连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如约瑟夫·熊彼特，也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将赢得胜利，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上是自我毁灭式的。社会主义被认为代表了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20世纪，尽管双方在政治军事层面表现出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但社会层面发生的一些变化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案。

　　马克思认为，中产阶级或他所说的资产阶级将会一直是现代社会中的少数特权集团。事实上，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通常构成了多数发达国家的主要人口，这为社会主义提出了难题。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思想家都认为稳定的民主建立在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基础之上，而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容易导致寡头统治或平民革命。

　　科技与全球化发展削弱中产阶级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变迁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之间存在广泛联系。现在还没有能与之相对抗的思想体系。但是，如果某些令人不安的经济和社会动向持续下去，不仅威胁当代自由民主制的稳定，还会颠覆目前对民主意识形态的理解。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曾断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是因为成熟的资本主义会生产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非工人阶级社会。但是，如果科技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削弱了中产阶级，使得发达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能获得中产阶级地位，那将如何？

　　有充分的迹象表明，这一发展阶段已经开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实际平均收入一直停滞不前。风险投资家皮特·泰尔和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发现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现象，最近的科技创新浪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分配不均，大多被少数最有能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占有了。这一现象导致美国在过去一代人中产生了极度不平等现象。贸易和税收政策可能加速了这一趋势，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科技。如今我们生活在学者肖莎娜·茱柏芙所说的“智能机器时代”，科技日益取代人工。硅谷的每一项科技进步都意味着技术含量低的工作的减少，这一趋势短期内不会停止。不平等一直存在，这源于能力和天赋上的自然差异，但如今的科技世界极度放大了那些差异。损害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的另一个因素是全球化。随着交通和通讯成本降低以及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新工人加入全球劳动大军，原来由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做的工作现在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低的价格完成。在强调总收入最大化的经济模式下，这些工作自然会被外包出去。

　　明智的思想和政策能控制危害。德国成功地保存了很大一部分制造业基础和工业劳动力，德国公司也仍然保持着全球竞争力。美国和英国则欣然接受后工业时代的服务业经济转型。自由贸易不像一种理论，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当美国国会议员因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想要实行贸易制裁时，他们被斥为贸易保护主义者，仿佛贸易场上的对手本来就是平等的。人们谈论过很多关于知识经济的奇迹，还说肮脏而危险的制造行业的工作必将被教育程度更高的工人从事的更具创意、更有趣的工作所取代。这掩盖着去工业化这一残酷事实，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新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被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极少数人所瓜分，利益主导了媒体和广泛的政治对话。

　　不平等的加剧与未来的意识形态

　　最让人困惑的一点是，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平民主义运动主要以右翼的形式出现，而非左翼形式。例如，美国茶党在言语上反对精英，其成员却把选票投给保守派政客，这些政客恰恰为他们所厌恶的金融家和商业精英服务。对于这一现象有很多解释，包括根深蒂固的对机会平等而非收入平等的信仰以及文化因素，例如堕胎和枪支拥有权。这些问题会超过经济诉求。不过，拥有广泛民众基础的左翼之所以未能形成的更深层原因在于知识方面。几十年来，没有一位左翼人士能够合理分析发达国家的经济变化对其社会结构造成的影响，或提出一个能够保护中产阶级社会的议程。

　　未来的意识形态会是怎样的？它至少要有两个组成部分，即政治的和经济的。政治方面，新意识形态必须重申民主政治相对于经济的至高地位，重新使政府成为公众利益的表达者。但是，它提出的保护中产阶级生活的议程不能仅仅依靠现存的福利国家机制。新意识形态也许需要重新规划国有部门，使之不再依赖现有的利益相关者，而是使用新科技手段提供服务。人们将不得不坦率地讨论再分配问题，并找到一条终结利益集团主导政治的道路。

　　经济方面，新的意识形态不应否定资本主义，就好像旧式社会主义仍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似的。它应该更多地关注多样化的资本主义以及政府帮助社会应对资本主义的能力。全球化不应被看作一种无情的生活现实，而应是一种要从政治上小心控制的挑战和机遇。新意识形态不会将市场当作自己的归宿，它高度重视全球贸易和投资并促进中产阶级的繁荣，而非仅仅为了增加国家财富。

　　但是，与其说这是关于过去30年现实经验的认识，不如说是一种信仰。实际上，有很多理由使我们相信不平等现象将会加剧。美国现在的财富集中问题已经变得可以自我强化：正如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所说，金融部门正在运用他的游说能力摆脱更严格的监管。贵族学校发展越来越好，其他学校则越来越糟。各个社会的精英都在运用他们通往政治体系的便利保护自己的利益，却缺少一个能抵消这种影响的民主动员机制来扭转形势。美国精英也不例外。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