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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占有重要位置。但在展开正式讨论之前，首先应明确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其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对于何谓“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术界是存在争论的；甚至对于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们看法不一。在承认存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提下，李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包含四个要素：冲突和动态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分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1]郭树勇认为，作为一个开放、复杂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至少包括四个子系统：以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为主要视野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为主要视野的苏联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霸权、批判精神和资本主义世界为主要视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和平与发展、国家发展与融入世界为主要视野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2]赵可金和倪世雄认为，具有浓厚革命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路径，主要包括唯物世界观、政治辩证法、阶级主体论、国际政治发展论、世界体系理论和人类解放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向往等六个方面。[3]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也包括他们之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所继承、发展和创新的理论。”[4]

　　由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乃至“什么是理论”等问题均存在巨大争议，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因此对何谓“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达成共识尚需时日。笔者在此无意也无力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为本项研究之需，拟划定其基本范围。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体包括两种形态：一是原生形态，即马克思恩格斯（即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际问题的有关论述；二是次生形态，其思想主体包括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马克思主义者中，既有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散布于非洲和拉美的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此外，在本文中，苏联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统称为国外马克思主义。鉴于此，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就不仅仅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还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一、研究的总体状况

　　在评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的总体状况之前，需要了解一个大的背景。自2004年起，中共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之后连续多年的国家社科基金国际问题研究类项目中，都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选题。基于这一背景，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近年来有了新的进展。

　　首先，多部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专著、编著问世。其中包括李爱华等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郭树勇的《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曹泳鑫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李慎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此外，王逸舟、白云真和李开盛、高尚涛在各自著作中，也有专章涉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5]

　　其次，出版了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的中文本。其作者主要有：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6]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Arrighi），[7]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8]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wGunderFrank），[9]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RobertCox）、[10]运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政治的代表人物弗雷德·哈利迪（FredHalliday），“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JohanGaltung）。此外，部分讨论国际关系理论史的译著也有专章、专节涉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问题。

　　再次，大量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有关的学术论文在不同学科的刊物上发表。其中仅有少部分是国际关系类的专业刊物，更多的是非国际关系类刊物。

　　最后，一大批硕、博士研究生撰写了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为主题的学位论文。其中，硕士论文的数量很多，研究主题相当分散；博士论文的数量、研究主题却较为有限。

　　总之，年以来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首先，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主题更加丰富，研究形式更加多样。既有宏观、总体研究，也有微观、专题研究。其次，研究队伍成分多元。既有国际关系专业学者，还有大量的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学者；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作是由后者完成的。

　　二、研究主题与基本观点

　　（一）概述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1.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2006年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均以论文或教材、专著中的章节形式表达，尚无专著问世。2006年后，这种状况有了明显改变。在此期间，先后有四部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思想、国际问题理论）为题的著作出版。

　　李爱华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国内第一本研究该主题的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关系理论，下篇则介绍了列宁斯大林的国际关系理论。由于该书的主要作者均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出身，因此其结构安排及行文风格也具有浓重的该学科色彩。

　　郭树勇的《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则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作者受过系统的国际关系学科训练，对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建构主义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在该书中都有反映。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该书试图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以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动为主线，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演变轨迹，认为推动这一演变的主要因素有时代主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角及国际社会结构与进程等。作者认为，在和平发展的新时代，中国要走一条适应时代特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大国成长道路；在肯定国家根本利益的同时，追求一种符合国际社会需求与大国责任的新国际主义。这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要义。

　　曹泳鑫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该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历史审视，揭示了其开放性与变革性，以及它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间丰富复杂的历史关系。作者还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五大基本理论进行梳理：世界历史理论、国家理论、战争与革命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理论、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思想等。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该书概括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具有的高度能动的现当代中国形态和本土化的理论成果。

　　作为一项集体成果，李慎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一书开篇即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国际问题基本原理点要和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作为对读者阅读后文的提示和引导。

　　与上述学者从整体、历史角度研究不同，赵绪生选取了斯大林这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富争议、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较少关注的政治领袖进行个案研究。他阐述了斯大林国际政治理论的内容，并评估其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地位和价值。

　　除此之外，个别学者还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柳瑟青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哲学、“世界历史”理论和国际关系原理三个层次上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基础。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用新的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郭树勇认为，马克思关于“国际政治的秘密”的观念，是理解其国际关系思想的钥匙。以往用霸权与侵略战争来简洁地对其解读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未能全面阐述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因此，有必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马克思国际关系思想的总体框架，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外交史及霸权构成的各种观点尤为有益。花勇从“世界交往”这一视角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2.关于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和流派

　　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体包括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批判理论三大分支。中国学者对这三种理论均有关注，但程度有所不同。

　　（1）关于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王逸舟对“处于非主流地位的西方左翼国际政治观念”做了扼要的述评，并承认其确实起到了“开拓思维新空间”的作用；樊勇明的相关著述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钮菊生运用视角、主题两个分析单元，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霸权、批判精神和资本主义世界为主要视野，涉及霸权、世界体系、世界秩序等主题。

　　（2）关于依附理论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依附理论是拉美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成果之一。张建新、陶海洋讨论了依附理论的起源、流派和缺失；张纯厚勾勒了以依附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左派到新左派的发展历程，认为不合理的中心—外围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及其演化是推动拉美左派理论发展的动因；高岱概述了依附论者对南北经济关系的思考；孙若彦、张建新分析了依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拉美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石冬明基于依附论的视角思考了中国发展的国际战略，认为应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为目标，以参与、利用和改造现有国际秩序，扩大对外开放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

　　在众多关于依附论的研究中，黄振辉独辟蹊径，对依附理论的叙事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认为，该理论虽然具有反帝国主义这一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共同的“致害者—被害者”的叙事结构，但它缺乏内在统一性，其实质是一种具有强烈道德取向的理想主义式的批判理论。理论叙事结构的分析还表明，依附论并非是一种解释因果经验的理论；拉美国家受害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依附论中的“受害者”之所以成为“受害者”，可能和拉美国家政治体系的属性相关。

　　由于依附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中国学界研究该理论的后劲、热情明显不足。

　　（3）关于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理论既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也是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主要分支。因此，关注该理论的就不仅限于国际关系学者，历史学者对其也青睐有加。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王正毅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史学界，江华于世界体系理论用力甚深。他辨析了该理论的源流，讨论了其结构与演化，阐述了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的观点，并将其与弗兰克、福山、诺斯、布尔迪等当代理论大家进行比较。此外，王逸舟等学者也曾较为细致地梳理了世界体系理论的知识谱系；王军阐发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徐焕则评述了沃勒斯坦的反体系运动理论。

　　目前，中国学者在世界体系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对沃勒斯坦关注较多，对阿里吉等关注较少。而在笔者看来，阿里吉的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与基本观点极富特色和启发性，这从《漫长的20世纪》、《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等著作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4）关于批判理论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包括新葛兰西主义和新法兰克福学派两大分支。对于新葛兰西主义，中国学界关注有年，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队伍小有规模——其中李滨、白云真用力甚多，王逸舟、李恒阳、王存刚、郭锐等也有不同程度的触及。

　　在多年潜心研究考克斯这位新葛兰西主义代表人物之后，李滨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将新葛兰西主义与后现代理论进行比较，认为两者都属于批判理论，其共同之处是挑战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反对其给定的概念，追求人类解放。双方的差异有：前者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并在这一基础上寻求世界秩序的重构；后者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哲学，它反对任何重构的努力，认为这种做法只会带来新专制与新束缚。另一位长期关注新葛兰西主义的白云真认为，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新葛兰西学派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在评述基础上尝试着运用该理论来分析变化中的全球政治经济与国家战略，但对其局限性及受到其他学派质疑与批评的原因的探讨并不充分。在分析了新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概念运用及它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的基础上，白云真从多个维度探讨了该学派所呈现的张力问题，进而思考了其未来的研究议程。

　　与对新葛兰西主义的研究相似，国内研究新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队伍也有一定规模，研究焦点是该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于尔根·哈贝马斯和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Linklater）。研究哈贝马斯的学者主要关注两大问题：

　　一是沟通行动（交往）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袁正清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德国学派。该学派基于观察国际社会的独特视角，研究了国际社会中的各种行为体特别是国家行为体的特点，丰富了对行为体互动、结构和施动者之间关系及国际社会扩展等问题的认知和理解。惠耕田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应用基于人类解放的认知旨趣、蕴含丰富人文传统的沟通行动理论研究国际关系，已成为欧洲建构主义的一大特色。这种以理解具体行动意义为目的的阐释学方法，不同于美国建构主义对行为的实证研究。它解决了结构与行为体互构机制的难题，避免了建构主义经验研究中的结构偏向，使行为体的施动性重回研究者的视野，奠定了规范内化的微观基础，从而回归了建构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在惠耕田看来，国际文化的制度化、国际制度的合法化及国家的社会化都离不开国家间的沟通行动；国际关系中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的存在，也使得国家间沟通行动成为可能。尽管沟通行动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研究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科学传统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但无法有力地解释国际体系中的突现现象，这也显示了沟通行动理论应用研究的局限性。

　　二是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哲学。马珂对哈贝马斯倡导的后民族主义理论的背景、内涵进行了重构和解释；并认为该理论对于思考中国的区域一体化政策，以及中国在建构一个公正、民主的世界政治秩序中的大国责任，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与上述学者不同，阎静专事林克莱特研究，并同其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她以该学者为个案，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来源、研究理路，讨论了政治共同体转型、世界主义伤害协议等问题。

　　由于批判理论的主要研究者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较重要的影响，加之他们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互动频繁，可以预计，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在未来几年将更加深入，并有更多成果问世，影响也将更大。

　　3.关于当代中国政治领袖的国际关系思想（理论）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当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对国际问题多有论述。这些论述既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也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笔者在搜集文献中发现，对这些成果进行评述、梳理、概括的专著和论文数量巨大，但总体而言，相当一部分著述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国际关系主流学者鲜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国际关系主流刊物也基本未发表过这方面的作品。饶银华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个别博生研究生以此为主题撰写了学位论文。

　　4.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核心范畴或基本观点的专题研究

　　虽然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存在分歧，但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包含的主要范畴却达成了基本共识，并对这些范畴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1）时代问题

　　时代观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特有范畴。有学者归纳或者诠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观；还有学者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观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已有研究，无论其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不够，其视角和方法均比较单一，成果相对较少。从总体上说，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研究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

　　（2）帝国主义问题

　　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诠释和评价列宁、布哈林、考茨基、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这方面的作品在数量上并不多二是讨论帝国主义在现当代的各种表现形态，如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甚至能源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等；其中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最为充分；三是介绍国外帝国主义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

　　（3）战争与和平问题

　　对于战争与和平两大国际关系的核心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有论述。但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并不活跃。

　　关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研究，除前述四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综述性作品有所涉及外，只有小部分学者——其中主要是军队学者——有所涉及。军事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原理，对当代战争的根源、政治母体、暴力特点、性质和社会历史功能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肖晞在阐述和比较了三种战争观后认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最能从本质上理解战争。因此，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框架内，整合其他战争观有价值的成分，来更好地理解战争发生的原因。张海梳理了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演进状况。尚金锁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剖析了“战争新理念”。佟明忠、佟德川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必须对战争根源、战争性质和战争制胜的决定因素三个重大基本问题进行再认识和新思考。

　　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研究相比，探讨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的文献甚少。

　　（4）国家利益与安全问题

　　对国家利益的研究主要涉及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对国家利益的论述，数量上也不多。

　　对于安全这一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范畴，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独特的看法。2005年以前，围绕新安全观这一主题，学术界曾经进行过讨论。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有限，研究主题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国家安全观及其比较。除此之外，部分学者在考察安全概念的演化、讨论非传统安全和安全共同体等议题时，曾旁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安全理论。

　　（5）国际合作问题

　　这方面的成果数量极为有限。刘传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时代发展需求，视民族国家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紧紧抓住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统一性，对国际合作现象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和科学的认识。这些分析和认识是构建当代中国国际合作理论的理论来源，指导着中国以和平发展为主旨、谋求建立民主、多样和共赢的国际合作关系的外交实践。

　　（6）和谐世界观

　　“和谐世界”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代的最新成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甚多，但发表在国际关系主流刊物上的作品所占比例并不算很大。相关探讨涉及的主题大体有：和谐世界的内涵、思想来源与基础；和谐世界与相关理念的比较分析；和谐世界与大国关系；和谐世界与地区秩序；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和谐世界的构建路径、实现机制等。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现实中的重大问题

　　1.依据马克思、列宁的观点和方法，研究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动因、特点、影响及发展趋势。这方面的著述相对较多，但很多不是出自国际关系学者之手，而是来自经济学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学者的笔下。

　　2.运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世界秩序与中国发展的关系、美国的对外政策、欧洲一体化进程等。这方面的作品数量不多。李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并消极地适应着世界秩序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新的阶级结构，引发了各阶级阶层新的冲突和矛盾，同时也与世界秩序产生了新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决定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在他看来，未来中国的发展应侧重于公平、社会进步进而实现自主发展。高健则借助于葛兰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模式与批判视角，分析了20世纪美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基本要义与决定因素。他认为，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始终是沿着资本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展开的，这从技术层面上保证了美国始终主导国际关系的话语霸权，并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基本宗旨。惠耕田运用沟通行动理论，审视了安全合作问题，研究了国家行为体的沟通能力。张建新基于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讨论了大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的问题。

　　总之，如何运用案例特别是中国案例检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是今后中国学者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

　　这方面的作品数量甚少，其中郑雪飞的研究有一定代表性。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不同学派都依据其各自的世界观推导出理论体系，因此，其相互间的分歧争论可以归结为世界观的分歧。在世界观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基本相同。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世界观有相似的一面，但更多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视角，由此在战争与和平、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等方面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此外，白云真也曾将考克斯的批判理论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过简要比较。

　　（四）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路径、方法的思考

　　这方面的论著数量也不多。李慎明从概念辨析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对国际交往中使用的特定语言，不仅要关注词意的表象，更要关注使用者赋予它的内容。应对“国际社会”、“恐怖主义”、“全球治理”等流行概念进行仔细辨析，以建立独立于西方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王存刚以考克斯构建批判理论的基本做法及所取得的成功为案例，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路径是：在理论上切实采取开放态度；高度关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对两者进行有学理深度的回应或解读；既要有创新的意识和勇气，更要具备相应的能力。孙伟和张森林强调，目前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注重专题积累和内容体系的构建。何贻纶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是解放全人类的价值追求、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三个基本要素的统一体。因此，构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必须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以体现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统一；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依据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揭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三、已有研究的主要不足

　　1.关注者甚众但专业研究队伍仍然偏小，研究者之间的沟通相对较少

　　仅从数量上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的队伍确实有一定的规模，但深入分析后便不难发现，专业研究人员其实并不多——即使在这部分学者中间，研究的连续性也不高，许多人实际上是一次性作者。秦亚青的研究表明，1978—2007年间，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成果总量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仅占6%，远逊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研究队伍偏小。自2008年以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改观。据笔者观察，在国内一流国际关系教学与研究机构中，随着李石生、梁守德、张中云、冯特君等老一辈学者逐渐退隐，目前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屈指可数。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在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举办且已具有品牌效应的六届博士生论坛上，只有四篇论文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关。

　　就学术交流而言，不仅国际关系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平台，即使在国际关系学界内部，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与其他理论归属的学者之间的学术沟通也并不顺畅。2006年以来，有关的学术会议只举办过一次。在2007年开始举办、近年来影响甚大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上，有关的专题讨论也只有一个。此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也比较少。

　　2.研究主题较为分散，实证研究甚少，一些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不高

　　造成研究主题分散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缺乏整体把握。实证研究成果甚少，不仅严重影响了该理论的学术形象和影响力，也使其无法与相关理论进行实质性对话。实际上，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使用过“实证研究”这一概念，但就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看，他们是做过大量实证研究的——《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不仅如此，他们对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及如何进行实证研究均有过精彩的论述。列宁就曾指出：“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这段话实际上扼要地阐明了案例分析法的局限性。在笔者看来，下大力气做好实证研究，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这方面，哈贝马斯的做法值得借鉴。他将实证主义与批判理论相结合，把批判理论从抽象层次推进到交往行动、合理论辩、公共讨论和文化等四个具体层次，重建了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3.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国际问题的文本重视不够，挖掘不深

　　文献调查表明，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文本研究方面厚今薄古，即对当代中国政治领袖、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研究较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文本研究较少。实际上，后者数量甚多，内容广泛。巴蒂斯特拉就写道：“作为《新莱茵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员，马克思每天都会对国际政治动态发表评论，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2000多页讲的是国际问题尤其是军事问题，这一点到了其晚年的时候尤为明显。”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著，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重视不够。而扎实的文本研究对于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而展开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论国际问题》重大课题的课题组成员，在认真阅读了近千万字的相关论著的基础上，编著了两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其目的“正是要为读者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问题方面的原著，以便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提供一些线索和帮助”。

　　4.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总体上较为淡薄，研究方法较为单调、陈旧

　　从已有成果看，绝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是历史主义和诠释这两种传统的研究方法。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一般介绍或者诠释性的成果很多，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体问题的成果却比较少。有些学者尽管在著述中试图采用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语汇或范式，但在方法论方面却是新意不多。

　　四、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的思考

　　1.高度重视并努力做好研究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出自系统工程学的概念，本意是指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换言之，就是指价值理念与操作实践之间的路线图。进行顶层设计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理念一致、功能协调、结构统一和资源共享。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也应进行“顶层设计”。这项工作大致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的最终目标；二是研究的基本方向；三是推进的总体思路。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的顶层设计方案未必能够达成共识，但每位研究者都应有自己的顶层设计方案，并切实加以践行。总之，思考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思考我们应当创造出何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当是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2.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国际问题的文本的研究

　　一般来说，文本研究涉及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要素；研究方式包括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等。只有扎实地做好这些工作，才能够呈现出文本的真实原貌和原初状态，才有可能准确把握理论的内涵和实质。否则，就只能是道听途说，望文生义。基于笔者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既深遭教条主义之害，也饱受游学无根、思想放纵之苦。而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文本研究方面，陈乐民先生撰写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是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

　　3.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原生形态中的研究方法的发掘、提炼和运用

　　方法论上的自觉和对有关方法的主动运用，是研究者成熟的重要标志；研究方法恰当与否，是能否产生科学理论的关键因素之一。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原生形态中拥有丰富的方法论思想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公认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对此，其他学科已有较为充分的探讨。充分发掘、提炼特别是恰当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4.进一步做好对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追踪研究

　　在从事这项工作时，不仅要关注那些代表性人物，还要关注那些研究颇具特色、理论上有独到见解的学者，以期更加完整地把握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状况及基本走向。

　　5.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主流理论的比较研究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其地位也是在比较后确立的。但从以往的实践看，我们的比较研究相对薄弱。相形之下，一些欧美学者于此却颇有心得。苏联解体以后，卡赞斯坦等人就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学者思考的一些问题也是自由主义学者思考的问题。新葛兰西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分析传统，强调产生合法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及其根源。这类论述与建构主义……比较一致，因为建构主义也是强调观念和文化的重要性，而不是像有的马克思主义派别那样强调物质的重要意义。”

　　应当指出的是，比较的前提在于对拟比较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在于确立科学的标准，在于对比较技术的谙熟和灵活的运用。

　　6.高度关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有学理深度的回应或解读

　　历史一再表明，只有高度关注现实，深入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并系统了解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及缺陷所在，才有可能发展既有理论乃至创建新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发展或创建的理论，才有可能抓住世界的本质，指明现实发展的走向，并为社会所关注、所接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应对诸如当代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战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做出自己的、系统的回答。更进一步地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真正贯彻于自己的学术实践，真正贯彻于对复杂现实问题特别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分析之中；用理性、学术的语言而不是情绪化、政治性的口号发声，用具备“彻底”性的科学理论说服人、掌握人。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更加深入，扩大学术影响力，进而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

　　注释：

　　[1]李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第37—44页。

　　[2]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3]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4页。

　　[4]李慎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上卷卷首语，第2页。

　　[5]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白云真、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高尚涛：《国际关系理论基础》，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

　　[6]〔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转型中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评论集》，路爱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知识的不确定性》，王呙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国实力的衰落》，谭荣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否思社会科学》，刘琦岩、叶萌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7]〔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必须说明的是，该学者的中文译名十分混乱，除笔者提到的这个外，还有其他译名，例如，乔万尼·阿瑞吉、杰奥瓦尼·阿瑞吉、乔瓦尼·阿锐基、吉范尼·阿芮盖等。

　　[8]〔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理论批判》，杨明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9]〔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10]〔加拿大〕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英文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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