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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刚过去22天，即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起程南下，开始了他历史性的南方之行。他沿途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通称“南方谈话”），为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就中国的战略走向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系列抉择。实践证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抉择是非常正确的。近20年来，中国GDP由4241亿美元猛增至6.6万亿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说苏联东欧的剧变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了严重挫折的话，那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却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创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国际媒体认为，邓小平是在危难中“拯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今天回头来评价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我认为，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

　　在“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人们自然会问：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国内外“大气候”是怎样的？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邓小平南方视察是带着什么问题上路的？他是如何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的？他的谈话为什么如此灵验、管用，影响为何如此巨大？我们从整体上应如何把握“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限于篇幅，对这些问题只能择其要者略谈一二。

　　一、邓小平南方视察是在什么情况下带着什么问题上路的？

　　邓小平南方视察时国际形势很复杂，中国国内的改革也面临关键时刻。苏联的解体从外面给中国造成强烈冲击，既然昔日的“老大哥”都完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怎么办，将向何处去，自然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此外，国内的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这引发了不同的议论，产生了种种困惑和诘问。从思想倾向上看，既有右的，也有不少“左”的。总之，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改革开放往哪里走，面临着严峻的抉择。

　　从国际上看，由于苏东剧变，世界上兴起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西方相机抛出了《大失败》、《历史的终结》、《1999年：不战而胜》等反共著作，宣称“社会主义失败了”，“21世纪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从国内看，继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主张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右的“自由化”思潮还未绝迹，但另一股怀疑改革开放会走向“资本主义”，而强调要抓“阶级斗争”和反“和平演变”，从而有可能动摇党的基本路线的“左”的思想倾向又迅速兴起，干扰着改革开放向深入发展。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他的南方视察并不轻松。总体看，他一方面要顶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坚持社会主义不可动摇，另一方面又必须花很大精力去对付根深蒂固的“左”的干扰。邓小平正是这样从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方向，选择了正确的战略性走向。

　　首先，邓小平顶住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但他同时又强调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曲折性”和坚持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严谨的科学态度。

　　“南方谈话”从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和当今所处时代的高度，指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不可逆转性及其发展道路的长期曲折性。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但同时他在“南方谈话”中用了几个“时间概念”来说明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曲折性”，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恐怕还要“三十年的时间”；二是“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如果从建国算起，要“用一百年时间”；三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根源问题。

　　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曲折性”，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理论意义，这就是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是具有客观“必要性”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既然需要很长时间，那不言而喻，我们就必须要有同资本主义“长期打交道”的思想准备，就必须要有长期“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因此实行改革开放是必然的和必需的。我们既要抵制资本主义腐朽落后的东西，并对其“西化”、“分化”的图谋保持警惕，又要大胆地学习、借鉴其一切先进和进步的东西。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总之，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必须大胆，但又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搞全盘“西化”。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上来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特别是同发达资本主义既矛盾斗争又借鉴合作的关系。一句话，中国必须长期坚持对外开放。

　　其次，邓小平花很大力气来排除“左”的思想干扰，强调“改革开放动摇不得”，“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主张将国内改革继续深入地推向前进。

　　苏联东欧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右，因此当时中国强调要警惕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回顾20年前苏联解体时的中国，当时对戈尔巴乔夫是一片谴责之声，有不少人骂他是“叛徒”。对西方“和平演变”威胁的警惕性可以说已提到嗓子眼里了，要抓阶级斗争的呼声和反演变的战鼓也擂得很响。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是“事出有因”，但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是很难保证不受干扰和冲击的。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动摇不得，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不仅我一个人讲，全党都要讲。”以“皇甫平”为笔名的文章就是根据邓小平这些谈话从上海《解放日报》上发出来的。读读新出版的《邓小平年谱》，这些情况历历在目。当时在经济领域，一股怀疑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左”的思潮已经兴起。有人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他们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对改革开放中许多问题提出疑问和诘难。有人担心办经济特区是搞资本主义，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有人认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可能导致两极分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原则。有人提出对“改革”一定要问个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这一切表明，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面临着前进还是后退的问题。中国的改革究竟怎么办、社会主义应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国内外“大气候”下开始他的南方视察的。他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能动摇。他极其坚定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4]邓小平强调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5]

　　邓小平正是这样既坚持反对右，又坚决地反对“左”，在反右反“左”之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了一条正确的战略性走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就是这样以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而载入了史册。这是中国近20年来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什么如此灵验、管用，影响如此巨大和深远？

　　首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苏东剧变为背景和基础，以“中国怎么办”为重点，以“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核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断和光辉的战略策略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南方谈话”内容非常丰富，其要点主要有：一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二是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从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一块大基石。三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四是明确提出两个“不等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奠定了基础。五是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生产力是根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讲综合国力、两个文明、全面发展。六是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切不可丧失机遇。七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总之，“南方谈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了系统的概括，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1992年3月9—10日及时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讨论了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蓬蓬勃勃的新局面。

　　其次，邓小平“南方谈话”虽然没有正面涉及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但邓小平是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本质看得最透彻的人。他就“中国怎么办”所提出的各项对策，都是以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惨痛教训为基础和依据的。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问题出在哪里？邓小平早就有深刻的分析。一方面，他早就强调“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6]。另一方面，他早就指出苏联模式存在严重问题。邓小平在1985年就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7]可见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并不高，他唯一给予肯定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还强调：我们国家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近30年来中国实行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苏联模式给我们造成的问题，所谓搞“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要去“苏联特色”，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苏东国家的剧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都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看，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苏共在国内建设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急于求成、超越发展阶段的问题，斯大林1936年就说“建成了社会主义”，1939年就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1962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在20年内超过美国，“建成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苏联总体上与其说主要问题是右的修正主义，不如说主要是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苏共长期以来指导思想上存在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所谓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可以概括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这长期被视为“正宗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凡是与此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的做法，就会被视为搞“资本主义”，从而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的革新和发展。这一模式虽然形成于斯大林时期，但却灭亡于戈尔巴乔夫时期，其中的几十年时间里，虽进行过一些改革，但总体讲，到它寿终正寝时与斯大林时期的基本框架区别不大。所以，僵化的体制是深层的根源。

　　最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所以如此管用、如此具有影响力，归根结底，是因为邓小平抓住了长期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要害问题——体制和制度问题，对苏联模式做了一次“大手术”，即摧毁、否定了这一模式的核心和基础——“计划经济体制”。

　　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根源显然是深层次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邓小平在苏联解体不足一个月的时候赴南方视察，他要回答中国究竟应怎么办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当然要从体制和制度入手，一定要吸取苏联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深刻教训。邓小平集中火力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旧观念发起冲锋。当时中国坚持传统思想观念的人还不少，他们仍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而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就会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对此，邓小平的回答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邓小平这些简单明白而富有说服力的语言，终于彻底摧毁了苏联模式的核心和基础。

　　在破除“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之后，邓小平就顺理成章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一块理论基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基础，进一步破除了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的旧观念，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实行全面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广泛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从而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体制。于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焕然一新了，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几十年来,苏联东欧的改革总体上都没有能走出“计划经济”这条死胡同。1955年，匈牙利的纳吉曾想利用市场和通过市场战胜资本主义因素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这触到了苏联模式的要害，引起了恐惧资本主义的拉科西和苏共领导人的不满，后来在苏共领导人的支持下，纳吉被拉科西指责为宣传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执行右倾路线，并被开除出匈党中央委员会，撤销了一切职务。

　　苏联赫鲁晓夫时期进行的改革，集中于有限度地改正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冤假错案，削弱内务部门的超越法律的权力，反对个人迷信，强调加强集体领导。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赫鲁晓夫是含混不清的，曾提出要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生产的主张。从根本上说，赫鲁晓夫的整个改革只是在原有模式的框架内修修补补，并没有要改变原有体制的模式。在国内改革的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改革没有前进反而有所倒退。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因“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被苏联指责为“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不久被苏联镇压了。总之，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东欧国家针对多年积累的矛盾而进行的改革，都是对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传统模式的修补，没有一个能走出“计划经济”这条死胡同。

　　回顾这几十年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程，就凸显出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伟大的历史功勋和理论贡献。邓小平的巨大历史贡献，首先是在思想理论上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9]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0]。邓小平“南方谈话”如此灵验、影响如此巨大，就是因为它不是“零零星星”的“小打小闹”，而是从根本上抓住了“体制和制度”这个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摧毁了苏联模式的核心和基础——“计划经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为什么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既重视“党建”又没有“就党建谈党建”，而是发展了“大党建”的新思路？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以“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核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断和光辉的战略思想，整个谈话始终是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背景的。苏联解体可以说是直接毁于苏共的变质，苏共的蜕变具有长期性，但其整体质变却具有快捷性，造成苏共整体质变最关键的几步都是在戈尔巴乔夫最后两年中迈出的。所以邓小平非常重视党的建设问题。

　　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上，邓小平用的话语不多，但分量却很重。他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11]，因此要加强党的建设。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关键是要把执政党建设好，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水平，夯实执政基础，增强抗风险的能力。特别是要夯实执政基础，永远不能脱离群众。

　　但是就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整体看，他整个谈话的关注点、中心和重点并不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而是在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体制改革等这类问题上。他沿途强调得最多的还是基本路线动摇不得，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些，要敢闯敢试，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要争论什么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南方谈话”的这些思想，与“九评”那个年代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在意识形态上强调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是完全不同的。表面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似乎没谈党的建设问题，但其实这恰恰是邓小平谈党建问题的一种新方式。不过他已超出“就党建谈党建”的传统思路，而是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执政责任”、“执政能力”问题，包括怎样治国理政、如何抓好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新的“执政理念”，这是一种“大党建”的思路。

　　传统的“党建”思路，认为最关键的是指导思想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党不变质，党的事业才会发展。“九评”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一种“党建”思路，现在有些论者坚持的仍然是这种思路。这种传统的党建思路当然是正确的，但却是不够的、存在缺陷的。缺陷就在于没有反映出新形势下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应当加强和创新，特别是没有全面反映苏东剧变以来邓小平在“党建”思路上的创新和发展，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在“党建”方面的新发展和新论述。现在有些论者在谈论如何从苏联解体悲剧中汲取教训时，一味地只是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方面去找原因和教训（这当然也是对的），而对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和原因基本不予过问，甚至对别人重视经济问题的观点采取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对的），总之是沿袭“九评”那个年代的思路，是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应当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是非常重视“党建问题”的，不过他的思路是“大党建”的思路。所以说，邓小平既重视党的问题，也重视体制和制度问题，党和制度是邓小平最关注的两大重点问题。

　　四、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

　　“南方谈话”内容很丰富，涉及的问题很多。就中国社会主义的战略走向而言，从整体上应如何把握其精神实质呢？

　　邓小平将“发展”作为“最根本的因素”提出来，并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已为近20年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上也是政治问题。邓小平当时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12]在邓小平理论和这些战略策略思想指引下，中国近20年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没有这样的发展，中国决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形势和局面。因此，我们一定要读懂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深刻含义。要全面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就必须重视苏东剧变“深层根源在经济上”这一深刻教训，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抓好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从整体上讲，苏联解体后，中国应怎么办？这里用得上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尖锐地提出来的一句话，这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这句简短的名言，实际上指明了社会主义面临着“三条路”——邪路、老路和新路。苏联不坚持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邪路”，结果亡党亡国了；想坚持社会主义，却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继续坚持走僵化体制的“老路”，那也是一条死路；只有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新路”。我们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而要走新路。

　　苏共是由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戈尔巴乔夫的右，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当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左”的教训和危害时是痛心疾首的。我们现在谈到吸取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时，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强调“坚持”，也必须强调“发展”。我们决不应忘记邓小平尖锐指出过的另一种性质（僵化）的“亡党亡国”，那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3]

　　注释：

　　[1][2][3][4][5][6][7][8][9][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第372、383、370—371、379—380页，第373页，第372、375页，第375页，第344页，第139页，第373页，第137页，第116页，第380、381页，第371、381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作者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原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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