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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2010 年，世界经济逐渐从危机中醒来，中东欧各转型国家的经济也大多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复苏。在情势逐渐趋于缓解的情况下，对以下问题的考量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一，转型国家是如何实现复苏的，这种复苏仅仅是暂时性的反弹还是具有巩固的基础； 第二，在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转型国家经济能否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其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否还应当延续危机前的模式； 第二，如果不能回到危机前的水平，那么转型国家进一步的改革方向又是怎样的？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最新出版的2010 年《转型报告》，以“复苏与改革”为标题，其内容正是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和思考。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于 1991 年，是为应对冷战后中东欧政治经济环境的重要变化而成立的，旨在扶助中东欧大约 29 个国家的市场导向化转型。《转型报告》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出版的最主要的系列研究报告之一，从1994 年起，《转型报告》每年一期，提供了对中东欧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跟踪研究。据我们所知，《转型报告》是迄今为止唯一每年连续推出的、系统地对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进行综合评价和国别比较研究的系列研究报告。虽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经推出过针对转型国家的专题研究报告，但既不连续也不全面，没有形成系列研究成果。

　　中东欧国家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其经济衰退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都非常值得关注。2008 年以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转型报告》开始密切关注世界金融危机对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影响，2010 年《转型报告》重点关注了转型国家经济复苏的方式和前景，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世界金融危机下的中东欧经济的总结性评价。其研究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报告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逻辑来分析中东欧国家在危机中的表现与危机之前的经济繁荣之间的关联，并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变化来分析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持续性，这实际上是对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总结和反思。而报告提出中东欧国家需要一种“新的增长模式”，实质上体现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中东欧国家原有的建立在经济开放和私有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增长模式的检讨和反思。第二，报告特别关注了支持市场的制度的质量。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设计了一整套对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的定量测度指标，这些指标在每年的《转型报告》中定期发布，已经成为学者们对转型的定量研究中最常用的数据之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 2010 年的《转型报告》中，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此前的指标进行了改进，不再仅仅强调对市场结构和市场化程度，还加强了对制度质量的度量，赋予二者相同的权重。报告所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虽然在转型的道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面对不断发展演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转型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还不足以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支撑市场经济的制度的质量是所有中东欧国家的共同选择。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东欧国家一直被看做转型的“优等生”，其转型模式也为众多国际机构津津乐道。随着波兰等中东欧十国加入欧盟，“转型终结论”缕缕不绝于耳。一些关注全球经济形势的国家机构已经用“新兴经济体”取代了原来的“转型经济体”，世界银行也把其出版物《转型通讯》更名为《超越转型》。据我们所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 2010 年《转型报告》可能是第一本明确阐明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仍未终结的国际机构出版物，其对中东欧国家转型进展的分析、对其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反思都有助于深化对转型的本质、目的和方式的理解，进而为我国在变动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经济转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促进长期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二 2010 年《转型报告》的主要内容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 2010 年《转型报告》( 以下简称为《报告》) 分为正文和“国家评价”两个部分。“国家评价”部分逐一对相关国家的最新进展、宏观绩效和结构改革等方面加以考察。正文部分则是对中东欧国家的总体比较和分析，共分为五章，分别是转型进程及其测度、从危机到复苏、发展本国货币金融、促进贸易一体化和出口导向型增长、评估和改善商业环境。这一部分对报告正文部分的主要观点加以梳理。

　　按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伯格洛夫预测，2011 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国家将实现2007 年以来的首次全面正增长。当经济危机的压力趋于缓和之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做了进一步的反思，探讨中东欧国家经济衰退的程度之深、时间之长及与之相关的危机前繁荣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启示。《报告》认为，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是在市场支撑下由全球化和私人部门主导的，这种模式从根本上来说是成功的，因为即便考虑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过去十年收入水平还是实现了向西方国家的收敛，2010年转型区域用购买力调整的人均产出水平几乎达到了 10 年前的 2 倍。然而，中东欧国家金融监管的软弱和出口对于全球危机的敏感性还是令人震惊，在一些部门、特别是金融部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过去对于制度质量的评估被证明是不充分的。鉴于此，《报告》在第一章“转型进程及其测度”中公布了一组新的部门转型指标。新的部门指标引入了两项重大创新： 首先，部门指标从五个基础设施和两个金融部门指标扩展到包含四类部门( 公司、能源、基础设施、金融部门) 的 16 个指标，金融部门指标不再简单地划分为银行和非银行，还将后者进一步地细分，分别评价了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 如租赁、养老基金及其他资产管理服务) 、私募股权、资本市场和中小微型( MSME)金融企业； 其次，所有部门指标不仅度量市场结构和市场化程度，还衡量支持市场的制度的质量，并赋予二者以相同的权重，同时使分析更多地基于已发布的数据或可观察的标准，降低了分析中的主观判断因素。从分析结果来看，各国在传统指标下的平均得分要高于在新的部门指标下的平均得分，这意味着由于传统指标过于偏重市场的发展而对支撑市场的制度重视不足，过去的评估很可能夸大了转型的实际进程。例如，一些国家得益于信用的快速增长和大量高端产品进入市场而显得在银行转型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但事实上，支持市场的制度( 特别是那些为遏制信用的过度增长和其他风险性行为而设计的) 往往是无力的，这方面的缺陷在危机中被暴露无遗。总的来看，2010 年是中东欧转型国家改革的一个平台期： 改革的速度进一步减缓、改革的逆转也几乎没有发生。与传统指标的结果一样，新指标下最高的部门得分仍然集中在中欧和波罗的海诸国，最低得分仍集中在中亚。然而即便是在已加入欧盟的国家，一些领域的重大改革也仍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可持续能源、交通和金融部门的一些领域中。

　　第二章“从危机到复苏”考察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报告》发现： 2010 年，大多数中东欧转型国家都从危急中开始复苏，但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复苏要更为迟缓，情况也更为复杂。只有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波兰等少数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依靠资本流入和新一轮的汇款流入实现的； 中欧一些国家和东欧中亚的多数大宗商品资源丰富国家的出口带动了经济复苏，尽管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仍显著地低于其 2005 ～2008 年的平均水平，但其复苏是可靠的，已经步入正轨； 相反，大多数东南欧国家的复苏进展缓慢，2010 年上半年还经历过产出下降。《报告》将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差异归结为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利用全球经济回暖所带来的机遇、实现更高水平出口的能力。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下，大宗商品资源的出口国、出口集中于机械等中间品的国家，以及在危机中经历了实际汇率大幅度贬值的国家，能够从全球贸易的复苏中获得更大的好处。第二，财政政策。为了应对危机，许多国家都实行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到 2009 年年底，中东欧国家的平均财政赤字规模已经接近 GDP的 3%。因此在后危机时期，只有少数国家可以进一步提高赤字财政的规模。而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危机所引致的税收下降使中东欧转型国家偏向于采用从紧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预算，保持一个稳定的公共债务水平。这样，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的退出尤为必要。显然，财政政策的调整有利于这些地区的中长期经济增长，但在短期内会对国内需求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对经济复苏产生不利影响。第三，危机前经济不平衡状况。许多国家的失业率还处于较高水平，商业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投资信心不足、私人部门信贷增长迟缓，这些都导致国内需求不足。因此，这种不平衡状况的缓解程度影响了中东欧国家经济复苏。仅有少数国家通过资本的重新流入改变了这种经济的不平衡状况，从而实现了复苏。而对于波罗的海和东南欧国家来说，直到 2010 年第一季度，这种经济不平衡现象依然对国内需求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其复苏进程缓慢。

　　在危机前，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强劲的资本流入和国内需求驱动的。那么在经济复苏之后，中东欧国家能否回归这一“增长模式”呢？ 第三章“发展本国货币体系”认为，危机前十年多数中东欧国家内需导向型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内消费者享受不到充分的服务，财产价格被普遍低估，在 1990 年中期之后，随着转型性衰退的结束，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开始迅速增长，特别是在不发达的零售、服务和建筑业部门。同时，与欧洲经济迅速一体化的预期也加强了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但是在危机后支撑这种增长模式的条件可能丧失，因为危机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正是危机前宽松的国际金融环境导致的资本流入迅速带动了中东欧国家的信用繁荣，从而导致其国内需求迅速膨胀，支撑了危机前的增长。但是在从危机走向复苏的过程中，虽然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所带来的外部融资压力有所缓解，但与其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同，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还没有在危机复苏的过程中出现新的大规模资本流入，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大可能。况且，资本流入会导致的大规模经常账户赤字和居民债务( 通常是外债) 水平的提高，这会增加经济的不安全因素。中东欧国家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大冲击的根源正在于此。因此，即便是大规模资本流入确实发生了，中东欧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也应该并且乐意采取措施抵制这种过度依赖内需的增长方式复活。可见，在后危机时期，随着支撑过去增长方式的条件的丧失，回到这一增长模式显得既不可行也不理想。《报告》认为，为了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中东欧国家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的重点领域就是发展本国货币金融体系。这是保证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 本国债务市场能够帮助动员国内储蓄并减少一国对资本流入的依赖性，同时，减少外汇借款也有利于降低一国对货币贬值的敏感性。《报告》指出了导致外汇借款的三个可能因素： 一是通货不稳定，这可能意味着本币借款的宏观经济风险高于外币借款； 二是固定汇率或严格管制的汇率，创造了低汇率风险的错觉； 三是缺乏本国资金来源，导致银行转向外币借贷来支持信用扩张。由于这些因素在中东欧各国的作用程度不同，发展本国货币金融的策略也应有所不同： 对于通货向来不稳定的东欧和中亚国家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前必须改革其宏观经济制度和政策框架； 相反，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则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允许更多的汇率灵活性、发展本币债券市场、改革银行制度以鼓励本币使用等。

　　随着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危机后变得不再可行，第四章“振兴贸易一体化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更加强调，出口对于后危机时期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报告》认为，出口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鼓励出口就意味着实现比过去十年更加平衡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实现创新，因而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事实上，尽管被更加强劲的进口增长夺去了光彩，中东欧国家过去的出口表现还是相当值得肯定的： 在2000 ～ 2008 年间，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从 5% 增长到接近 10%，并且更加多样化，表现为区域内贸易和向非传统贸易伙伴出口的同时增加。然而在后危机时期，支撑这种出口模式的条件同样发生了变化： 危机前的出口主要依赖于廉价的低级劳动力、低水平的关税壁垒和贸易伙伴的强大需求，在后危机时期，作为经济收敛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今天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比十年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现今的平均关税税率也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大多贸易伙伴的增长目标放缓。因此，为保证未来的出口增长，除了支持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政策，以下两个领域的改革进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必须降低非关税壁垒或使企业学会更好地驾驭它； 二是改进与竞争力密切相关的商业环境，这包括便利的海关程序、减少腐败和改进法律规则。《报告》第五章“评估和改善商业环境”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得出了商业环境中对企业影响最大的三个方面，分别是技术的可获得性、腐败和税收管理，差的硬件基础设施和犯罪也是最大的困扰之一，尤其是对东部的转型国家来说。报告中的回归分析进一步为缓解商业障碍提供了方向，例如，在移动电话增加的情况下，地上通讯线的可获得性仍然重要； 税收制度的透明执行可能比仅仅简化文件和减少税收准备时间更为重要； 移除技术瓶颈要比泛泛地增加教育支出更重要。

　　总的来看，《报告》认为中东欧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在于： 作为其贸易伙伴的欧元区经济复苏好于预期； 商品价格开始反弹； 资本和汇款的重新流入。但是对中东欧国家来说，虽然其经济增长仍需政府启动市场的力量，促进国际一体化和私人部分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归到危机前的增长模式，而是要进行改革。目前是改革的最佳时机，在危机的伤痛记忆犹新的时候，改革在政治上更容易进行。《报告》所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增长议程是，改革的目的不仅要实现更快的增长，更要注重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为此，改革应当在建立本国货币金融体系、加强出口增长和改善商业环境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从而减少对外汇信贷的依赖、改善贸易收支和鼓励创新。

　　三 进一步的讨论

　　2008 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中东欧国家继 1990 年代初的“转型性衰退”之后出现的最为严重的经济滑坡，它促使我们更为谨慎地审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进而重新评价中东欧国家的转型绩效。长期以来，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秉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通过产权私有化赋予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进行经济决策的权利，通过经济自由化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从结果来看，虽然这种转型方式因使中东欧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转型性衰退”而饱受争议，但之后中东欧国家持续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依然使国际机构对这种自由化的改革取向青睐有加，甚至认为这种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形成意味着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任务已经完成。对此，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 2010 年《转型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之前对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研究过于侧重市场的发展，而对支撑市场的制度重视不足。成功的转型不仅仅是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这方面，继续深化改革，推进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转型是所有中东欧国家的共同选择。据我们所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 2010 年《转型报告》很可能是第一本明确阐明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仍未终结的国际机构出版物，这有助于推动对转型的本质、目的和方式的进一步反思。

　　按照 2010 年《转型报告》的逻辑，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自由化之所以能够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内需带动的，尤其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零售、服务和建筑业部门，是带动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第二，国内消费的成功启动，一方面与住房和消费品部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得不到充分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与中东欧国家所推行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有关。正是由于中东欧国家积极谋求的贸易一体化加强了消费者对未来的乐观预期，而国外商品的大量涌入则弥补了国内在同类商品供给方面的不足。第三，中东欧国家所实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带来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迅速带动了中东欧国家的信用繁荣，在促进中东欧国家的国内消费和投资膨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外资倚重的特点，在中东欧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外资已经深深嵌入到国民经济的循环之中，从而弥补了原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市场的发育不良和产品供应的严重短缺，为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动力。

　　中东欧国家利用外资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模式一度被认为是经济自由化的一个成功范例，但是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过程中，这种模式暴露出了稳定性不足的缺陷。长期以来，中东欧国家对外资的倚重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内资经济的发展，不但本国企业在产品竞争力方面无法与外资企业匹敌，而且本国的金融信贷机构也无法与外资进行竞争，消费者和企业更愿意到外资金融信贷机构寻求融资。从国民收入循环来看，在一些中东欧国家，外资已经形成了对内资的替代，成为维持国民经济正常循环和周转的关键。因此，当世界金融危机来临之时，资本的抽逃引发了国内金融体系的流动性紧张，信贷随之从扩张转为紧缩，危机迅速从金融部门扩散到实体部门，导致了经济的剧烈震荡，使中东欧国家成为世界金融危机的重灾区。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麦金农就曾经提出，转型国家的经济自由化不能采取全部的自由化措施，相反，经济的自由化应当有一个“最优”的顺序。他尤其强调，虽然转型国家在体制转型前普遍存在着“金融压抑”现象，但是其经济自由化应当采用的战略是直接放开国内融资与国外贸易，鼓励不吸纳外国资本的自由化，因为大量的资本流入会导致过度借贷，从而诱发危机。麦金农认为，只有在建立起内部金融机制之后，才能够启动对外贸易的自由化，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应当是经济自由化的最后一步。从中东欧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在经济自由化之初就实现了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果然导致了过高的对外金融依赖性，使大量民间投资涌入银行体系，造成了过度银行化和金融早熟，导致过度借贷( 包括内部过度借贷和外部过度借贷) 现象。其结果，中东欧国家的金融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和产业的现代化程度，社会资金被过多地用于风险很大的金融部门或交易部门，而不是被用于物质生产部门的技术改造和创新上。而直到危机之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才在 2010 年《转型报告》中提出，中东欧国家要想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必须把改革的重点从促进金融深化转向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建立起本国货币体系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麦金农经济自由化最优顺序的回归。

　　麦金农对经济自由化最优顺序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应当如何对外开放。毫无疑问，实行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国外的资本和市场确实可以增强经济的活力，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麦金农更加强调的是对于依赖国外的资本和市场会增加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因而他更主张在本国货币金融体系发展成熟之后采取渐进的方式实现对外开放。在我们看来，麦金农所认同的是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走一条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之路，既不过于倚重国内资本和市场，也不过于倚重国外资本和市场，从而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之间寻求平衡。而由此引申出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究竟转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系？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实现经济效率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并赋予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进行经济决策的权利，这样，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将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得益于科斯的开创性工作，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新古典经济理论事实上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假设，即“交易成本为零”。而现实中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最优效率”总是难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自由化并不是转型的全部，成功的转型必须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体系的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对中东欧国家来说，虽然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利用国外资本和市场弥补国内资本和市场的不足，但是由于国外资本和市场与国内资本和市场并不是同质的，因而对国外资本和市场的利用很容易使转型国家形成二元分割的经济体系，即围绕着国内资本和市场以及国外资本和市场分别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优质的资源会向着其中交易成本较低的围绕着国外资本和市场形成的经济循环集聚，而被淘汰下来的资源则会滞留在交易成本较高、相对落后的围绕着国内资本和市场形成的经济循环之中。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呈现出先进与落后、发达与欠发达并存的二元分化态势，引发经济失衡。在这种情况下，中东欧国家虽然可以凭借对外资的倚重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经济体系的分割加大了内资与外资之间的隔阂，限制了市场交易的规模、增加资源自由流动的交易成本、妨碍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走向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之路不能仅仅满足于实现内资与外资的相互替代以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更要进一步消除经济体系的二元分割，使内资经济部门和外资经济部门同质化，降低资源在内资经济部门和外资经济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的交易成本，形成内资与外资相互补充、自由流转的局面，从而实现经济体系的整合。

　　可见，转型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市场化的程度，转型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低交易成本的经济体系，在促进资源自由流动中实现最优配置。显然，中东欧国家目前这种二元分割的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低交易成本的经济体系，此时提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已经终结为时尚早。正如 2010 年《转型报告》所强调的，中东欧国家为实现危机后的经济繁荣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本国货币金融体系，改善商业环境。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中东欧国家走向内外平衡的经济增长之路，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稳定性之间的平衡，更有助于中东欧国家消除经济体系中的二元分割。或许，只有当中东欧国家可以不无偏见地利用国内外资本和市场，资源可以在国内外资本和市场之间自由流转之时，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才能够真正宣告终结。

　　四 对中国的启示

　　与中东欧国家不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与麦金农所描述的经济自由化的优先顺序是基本一致的。按照麦金农的建议，资本项目的开放应当排在外汇自由化之后。中国目前正处于汇率改革的重要关头，直到今日资本项目仍然没有开放，并且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非常注重金融监管，虽然中国的外资流入规模巨大，但外资却被更多地引向了生产领域而不是消费和信贷领域。以上两条可能是中国在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中都能够独善其身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中东欧国家相似的是，国外资本和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样意义重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需拉动的，是一种非典型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在后危机时期，中国的这种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至少因为以下三个原因而需要改变： 第一，危机后作为中国产品主要出口市场的发达经济体复苏疲软，难以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从而继续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第二，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的提高会削弱产品的竞争力； 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明显的粗放式的特点，以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在中国逐渐从小国变成一个大国之后将日益受到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因此，在后危机时期，中国也迫切需要及时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而实现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处理好增长的速度和增长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在启动内需方面，中东欧国家的经历值得借鉴。长期以来，中国的内需主要是是靠政府投资推动的，随着时间的累积，这种通过高投资来拉动内需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弊端： 第一，政府投资往往关注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这可能会造成资源配置结构的不合理，影响投资效率； 第二，政府投资中的大部分往往被国有经济部门获得，这可能会加重国有经济部门和民营经济部门在融资方面的不平等，从而引致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效应； 第三，为了应对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的政府支出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而高投资越来越不具有可持续性。中东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发展本国货币金融体系可以有力地推动信贷和消费的增长，在启动内需方面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健全货币金融体系，推动金融深化对于中国实现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是规模庞大但却不发达，金融深化程度较高，即金融资产与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但金融宽化不足，即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种类和数量不足。如果说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问题是金融过度发展以至于大大超过了其他经济和产业部门的发育程度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问题则是金融部门发展长期滞后于其他经济部门。因此，推动中国金融的转型和发展，有计划、分阶段地推进金融自由化，促进金融宽化，有利于中国走向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之路。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也形成了二元分割的经济体系。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外需导向型的特点，各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大大超过对内开放，这使得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其与外部市场的距离，与外部市场越接近、融入世界市场的程度越高的地区，经济就越发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虽然很高，但是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地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现象，形成了与国外市场日益融合的对外经济体系和国内市场割裂的内向型经济体系并存的情况。这种外向型经济和内向型经济的不同质化同样会限制市场交易的规模、增加资源自由流动的交易成本、妨碍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中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推进转型的深化，在消除国内市场分割的同时进一步实现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的整合，实现内外部市场的无差异化，促进资源在内部市场、外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之间自由流转，降低资源有效配置的交易成本。显然，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资源的流转、优化资源的配置，在这方面，推动中国金融的转型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