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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这一乍现眼帘、又极具异质性的新思潮，人们一时难以有效把脉其真实的意蕴，因而出现了各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版本： 有人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人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有人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变种，不一而足。在众多的声音中，有一种声音比较强势，即主张后马克思主义是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一种思潮，在他们看来，后马克思主义可以解读成： 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后马克思主义的 “后”当作 “后现代主义”解。

　　诚然，此种解读不无一定道理，然而并不准确。后马克思主义的 “后”固然有 “后现代主义”的成分，但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后马克思主义之 “后”的全部。后马克思主义之 “后”究竟是什么意思？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在渊源有一个深度透析，否则，所有的解读都是一种外围的解读，会造成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失真。鉴于此，本文深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在机理，在充分解析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缘起之后，力图对后马克思主义之 “后”的真实内蕴有一个全方位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旨趣有一个总体诊断，以期为我们更深度地研究后马克思主义起到某种警示性作用。

　　一、后马克思主义之 “后”的意蕴一： 后葛兰西主义

　　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策略的不满，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策略，即激进民主政治。而在激进民主政治中，如何打造“领导权” ( hegemony) 成了拉克劳和墨菲运思的重心，因此 “领导权” ( hegemony) 概念可以说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建立的基石。要理解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首先要了解的是他们所提出的 “领导权”概念。关于 “领导权”概念的重要性，拉克劳和墨菲说得很明确， “我们进行分析的线索一直是领导权概念的变化，这一概念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化的话语层面和关节点。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在 ‘领导权’概念背后隐藏着比增补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范畴的政治关系类型更多的东西，事实上它提出了与那些范畴相反性质的社会逻辑。面对那种把社会历史当成理智上可以把握的、围绕概念化规律可以解释的总体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性主义，领导权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扮演了补充和偶然作用的角色，要求在本质和形态学有效性不受任何怀疑的进化典型中引进事态的不平衡 ( 本书的中心任务之一是确定这一特殊的偶然性逻辑) 。”〔1〕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对 “领导权”概念的理解确实是切进拉克劳和墨菲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核心的最佳入口。拉克劳和墨菲也确实是想用 “领导权”的概念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所有概念。难怪拉克劳与墨菲会在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将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问题直接对接起来。

　　然而，“领导权”这一概念从哪里来？ 显然来自于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是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为拉克劳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灵感，因此，拉克劳等人对葛兰西主义的推崇备至也就可以理解了。对于葛兰西主义对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形成所具有的影响力，拉克劳曾经这样说过： “就 ‘后马克思主义’而论，答案非常简单：不。如果没有葛兰西，我们的整个思想规划将是不可能的——对于我们所喜爱的那种特别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葛兰西的中介是至关重要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所建构的所有基本范畴都起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解构，而重新阐发葛兰西的范畴一直是我作品的主旋律。”〔2〕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内容，这对拉克劳等人的启示非常大，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葛兰西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领导权，打破了领导权解释上的经济决定论路径，这一点为拉克劳所欣赏和继承。拉克劳从来不认为经济基础和阶级地位之间有必然联系，当然也并不认为领导权是由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拉克劳同样是从文化的维度来解读领导权。二、葛兰西把个人的解放当作政治行动的先决条件，这与拉克劳主张激进、自由和多元的领导权概念有着内在的吻合。拉克劳的激进民主恰恰是把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放在首位，反对以总体性的解放诉求掩盖个人的声音。因此拉克劳说，“葛兰西的观点也明确标志着在索列尔基础上的发展，因为他的领导权理论留下了民主的多元性这个遗产，而索列尔的神话注定要去再造阶级的统一”〔3〕。三、葛兰西的“阵地战”策略是对特定危机的反应，它是对历史决定论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偶然性的强调。这也是为拉克劳所推崇的，正如拉克劳所分析的那样， “阵地战以领导权的概念为先决条件，这一概念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是不能与单线论、预定的发展以及考茨基的预先构成的主体概念相比较的。”〔4〕四、葛兰西的领导权中隐含着一种对对抗性( Antagonism) 因素的强调，而在拉克劳看来，这一点对于民主社会来讲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每个行动者都是一个独立的要素，这些独立的要素之间存在对抗性，而这种对抗性恰恰是民主社会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

　　正是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的基础上，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自己的领导权思想，而他们之所以要提出自己的领导权概念，是因为他们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还存在很多的缺憾，这一缺憾就在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中依然具有本质主义的残余，因为葛兰西的领导权依然想寻求一个统一的阶级，〔5〕而这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葛兰西的 “领导权的逻辑并没有显露出它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解构作用”〔6〕。与葛兰西不一样，拉克劳和墨菲的工作就是要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解构，这构成了贯穿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的核心线索。

　　可见，在葛兰西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各种主义之间，拉克劳作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葛兰西，就不可能有后马克思主义，但如果没有后结构主义，也不可能产生后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是各种后 ( post) 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的话，还不如说是后主义与葛兰西主义的结合。严格来讲，后马克思主义是用后主义的各种理论来解读葛兰西的范畴。所以，德里达说，后马克思主义以一种 “解构”的风格对霸权概念进行了新颖的发挥。德里达的眼光是犀利的，他一下子就看穿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之 “后”可以解读成后葛兰西主义。

　　二、后马克思主义之 “后”的意蕴二： 后结构主义

　　除了葛兰西主义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外，结构主义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后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主义走向后葛兰西主义，在结构主义的问题上，后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过程，后马克思主义从索绪尔、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思想家那里吸收了很多的思想资源。索绪尔在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中所隐含的话语本体论的思想，斯特劳斯对中心论的反对及对差异性的强调，阿尔都塞对决定论和还原论的批判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后马克思主义。

　　然而，尽管后马克思主义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很大，但从总体上来讲，后马克思主义对于结构主义显然不满。为什么后马克思主义对结构主义会有不满，原因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结构主义在语言问题上的不彻底性会走向实体主义、主体主义。在拉克劳看来，尽管结构主义者始终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尽管语言学理论看起来非常精致，但只要结构主义把语言当作形式而不是实质，把语言当作语言符号，把主体当作话语之外的存在，那么这样的语言观必然会使结构主义陷入诸多自相矛盾的境地。为了化解这些矛盾，结构主义者最后只好诉诸于实体、主体的观念，从而使得结构主义仍然难以摆脱实体主义、主体主义的窘境。这种窘境在结构主义者索绪尔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语言学的形式主义的不断精致化却使人很快理解到： 索绪尔的理论建立在种种歧义的基础上——这些歧义只是被基本原则所掩盖，但是，原则本身和它的基本假定是相互矛盾的。”〔7〕而拉克劳认为语言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话语，因此，结构主义在语言问题上的不彻底立场必然会遭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第二，后马克思主义指出，结构主义认为能指序列和同指序列之间存在同型关系，这是同一性哲学的表现。尽管结构主义当初建立语言学时主张差异原则是语言学设立的两个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实际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一原则，而是坚持认为，能指序列和同指序列之间存在同构的关系、或者是稳定的关系。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是同一性哲学在语言问题上的表现。而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关系。

　　第三，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结构主义所主张的语言对象的先在性或自明性，具有在场形而上学的意味。在场形而上学主张，对象或客体的存在是客观的、先在的、自明的，不以人的存在为转移，或者说，在人之先，就已经有了对象的存在。对象的存在是个先天的事实，不容有任何的怀疑，这是在场形而上学的显明特征。尽管结构主义有把一切研究对象归结为语言的倾向，但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结构主义在语言问题上仍然脱离不了旧哲学的残遗，这集中表现在它对语言对象问题的处理上。因为，在结构主义看来，语言对象不是通过话语而建构起来。而是先于话语建构而存在的客观对象，这种立场显然是在场形而上学在语言学中的再现。

　　第四，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结构主义坚守符号的固定性、词义的单一性和符号系统的封闭性等等说法，具有本质主义的阴影。结构主义不仅认为语言对象是先在的，而且也认为构成语言的符号是固定的、语词的意义也是单一的、符号系统是封闭的，这些主张，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都是结构主义所固有的本质主义立场作祟的结果。针对结构主义的这种本质主义特征，拉克劳批评到： “在索绪尔的分析中把语言看成是没有绝对词项的差异系统，在此系统中，词项的意义纯粹是关系性的并且只被它与所有其他项的对立所决定，因此中心概念是价值。但是这告诉我们： 呈现给我们的是封闭系统可能性的条件： 只有在其中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固定每一个要素的意义，当语言学模式被引入到一般人文科学领域时，正是由于这个系统性作用的控制，结构主义才变成了新形式的本质主义：一种对构成了任何可能变化的内在规律的根本结 构 的需求。”〔8〕

　　总之，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结构主义者由于或多或少存在以上理论上的现代性特征，使得他们总是不知不觉地陷入各种各样的现代性困境，比如阿尔都塞，因为太强调结构的首要性，从而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决定论，即结构决定论，而这些都是后马克思主义所要反对和破除的东西，因此，结构主义遭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后马克思主义因反对结构主义的各种弊端而走向对后结构主义的关注，因此，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成为后马克思主义不断援引的思想资源。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思想对于主体性、本质主义、在场形而上学等等一贯持消解的姿态，而这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正相吻合。

　　三、后马克思主义之 “后”的意蕴三： 后现代主义

　　尽管后结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结构主义在语言问题上的本质主义、主体主义，但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一些后结构主义者比如福柯还是颇有微词。因为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福柯强调了话语的重要性，但没有把话语进行彻底化。也就是说，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福柯只是把话语当作众多对象当中的一种，而不是把所有的对象都看作是话语的建构物。这是后马克思主义对福柯等后结构主义不满的地方，因为后马克思主义拒绝话语和非话语的区分，认为一切都是话语的构造，就象拉克劳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分析拒绝话语和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差别，而肯定了 ( 1) 每个对象被构造为话语对象，只要对象不是在每一个出现的话语条件之外给定的； ( 2) 通常被叫做语言与社会实践行为方面之间的任何差别，或者是错误的差别，或者应该在意义的社会生产中发现它是一话语总体形式被结构化的区别。”〔9〕福柯要么在话语和非话语之间进行区分，要么把话语实践只限制在临床医学的范围，这种对待话语的不彻底性引起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不满，或许是因为这种不满，使得后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理论流连忘返。

　　通常人们总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全面质疑、批判和颠覆，假如认同了后现代性的话，那么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全盘拒斥。但后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却并不持如此简单的看法，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情绪。后马克思主义并不一味地认同后现代主义的所有东西，也不是一味地抵制现代性。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后现代性固然意味着对 “基础”、 “本质”等等现代性东西的消解，但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东西又有某种保留，“后现代性不可能是对现代性的简单拒绝； 它包括对现代性主题及其范畴作出各种各样的调整，也需要现代性语言游戏的扩散增殖。”〔10〕

　　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要把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完全割裂开来，要以一种新的话语终结或抛弃现代性的叙事，这是不可能的，仅仅是一种无谓的宣称而已，不仅如此，“甚至更为糟糕的是，为了用有效 ‘制造终结’来取代仅仅是被宣称的或被假设的 ‘终结’( 这种 ‘终结’简直可以看作是唯意志主义的透明画) 而不加鉴别地把 ‘终结’这一范畴引进话语，因为这无异于把刚刚抛弃的东西又偷偷地拿了回来。”〔11〕因此，与其说后马克思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现代性的某些观念的调整，正因为后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性有着特殊的解读，因此它对后现代主义理解和运用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路径：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所具有的绝对主义特征的削弱，而不是对现代性内容的否定。正如拉克劳所说，“后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种种现代性价值的改变，而是对它们绝对主义品格的特别弱化。”〔12〕拉克劳认为，绝对主义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自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为哲学确立一个稳固的阿基米德点以来，哲学在绝对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认为存在一个确定不移的哲学基点这一信念在几乎所有的近代和现代思想家身上都有体现。尽管现代哲学，如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对近代哲学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反拨，但在拉克劳看来，当这几派哲学都执着于认定存在某种诸如语言、现象、结构等等最终的东西的时候，它们都具有不彻底性，都是绝对主义思维的继续延伸。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味地反对现代性，而是要反对现代性中的绝对主义，在这一点上，后马克思主义具有其他哲学派别所没有的彻底性。

　　第二，后现代主义是立足于多变的语境背景来重新界定现代性的内容，并将一种模糊性话语植入现代性。 “如果说某某东西具有现代话语的特色，无非就是这样： 它声称从思想上支配社会的基础，并自命为总体的历史观念设定了一个理性主义的背景，并且，它把后者作为全球范围人类解放规划的思想根据。照此看来，它们是一种关于本质的话语、是一种关于完全在场的同一性的话语，这种话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自身建立在透明社会这一神话的基础上。相反，当这种完全在场的同一性被不可理解的外在因素——这种外在因素把不透明性这一维度和实用主义引进了现代性话语一味妄称的范畴之直接性和透明性——所威胁，后现代性就开始了。”〔13〕因此，与现代性对确定性、同一性、直接性、本质性、精确性、透明性等等的强调不一样，后现代性重视的是模糊性、偶然性、复杂性、差异性、不确定性。

　　第三，后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的阐述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始终落实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上来。“我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后现代性的关系角度来追溯后现代性的起源，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既把现代性解放叙事推向了极点，同时又构成了现代性解放叙事最初呈现的诸多危机中的一种。从后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得以浮出历史地表的缘起而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诸范畴所陷入的有关新语境是促成其形成的因由。”〔14〕后马克思主义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不是其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援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观点来有效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划界，并用后现代性的立场来反对现代性，同样，后马克思主义也要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划界，并把传统马克思主义划归为现代性的阵营，从而使得其自己用后现代主义的手法来批判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结论： 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取向的异质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于后马克思主义之 “后”的意思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从对后马克思主义之 “后”的解读中，辨明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向，从而为我们有效地防范西方思潮的负面冲击起到某种警示性作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的异质性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取向的异质性，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取向，我们依然可以从三重维度来一窥究竟。

　　首先，从时间的维度来解读的话，后马克思主义的“后”具有 “某某之后”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 “后”意味着一种拐点，一种转向，从而表明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差异，尽管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话题，但这些话题被引向了一种截然有别的方向。这种后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差异，但他们还是承认与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因而，这是一种温和的后马克思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缺陷，又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而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在新的时代更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论域。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尼科斯·穆泽利斯等人。

　　其次，从立场姿态上来讲， “后”又有 “超越”或“终结”的意思。也就是说，大部分后马克思主义要么想超越马克思主义，要么认为在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可以终结了。这种姿态表明，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一种明显的断裂，否认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延续性。尽管这些人当中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但他们所做的工作是要完全拆解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范式。这也就宣告了，这是一种激进的后马克思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想置换、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拉克劳、墨菲等人。

　　第三，从学术传统的角度来讲，“后”是 “后工业主义”、“后葛兰西主义”、 “后现代主义”、 “后结构主义”等等思潮的代名词。因而，后马克思主义就可以解读成“后工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葛兰西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也就是说，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汲取了后葛兰西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很多观点，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后主义做一种综合，或者用后主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一些人用后主义来反马克思主义。

　　总之，后马克思主义内部是非常不一致的，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有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有人则反对或拒斥马克思主义，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既爱又恨的暧昧态度，不一而足，这恰好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丰富性。对于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等人有过自己的判断，他指出，詹姆逊属于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人，他说： “杰姆逊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优于所有的挑战者，并试图汲取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最好的洞见来更新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15〕“作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观点的首次尝试，杰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将后现代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一背景之中，试图通过研究后现代观点来重新思考当前时代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16〕而与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截然相反，拉克劳和墨菲则全面反对马克思主义， “恩内斯妥·拉克劳( Ernesto Laclau) 与尚塔尔·墨菲 ( Chantal Mouffe) 沿着激进的多元民主路线，将后结构主义理论应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7〕“80 年代期间，宣告马克思主义已陷入危机的呼声日渐甚嚣尘上，拉克劳与墨菲也加入了其中。马克思主义话语被宣布为很少或干脆无助于说明社会，甚至或许成了改造社会的一种障碍。”〔18〕因而超越和抛弃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拉克劳与墨菲的必然归宿。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刻意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距离，又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乡愁。学者理查德·史密斯等人就认为鲍德利亚是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19〕。这种态度从 “后马克思主义”的书写方式中可见一斑。 “后马克思主义”通常书写成 “post － marxism”。在 “后”与 “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一个连字符。这一连字符的意义是双关的，它既表明 “闪开”和 “距离”，又表明 “靠拢”和 “接续”，这恰恰凸显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交错心理。正因为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这种纠结立场，使得我们在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上必须摆脱脱域化的研究思路，否则，难以准确地诊断后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3〕〔4〕〔5〕〔6〕〔8〕〔9〕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78，22，120，96，125，116 － 117．

　　〔2〕〔10〕〔11〕〔12〕〔13〕〔14〕周凡等编译． 后马克思主义 〔C〕．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49 －150，75，75，77，81，82．

　　〔7〕周凡等编译．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C〕．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78．

　　〔15〕〔16〕〔17〕〔18〕道格拉斯·凯尔纳，等． 后现代理论 〔C〕．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37，239，251，253．

　　〔19〕Richard G Smith＆ Marcus A Doel． Baudrillard unwound：the duplicity of post － 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01，volume 19，pp． 137 －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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