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现年57岁的赵心树教授，执教于香港最好的新闻传播学院—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此前曾长期在美国从事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各类选举有全面和丰富的观察与研究，著有《选举的困境》一书。

　　《南风窗》记者近日专访了赵心树。

　　粗糙制度造成“双峰现象”

　　《南风窗》：今年是超级选举年，有近60个国家和地区举行大选。虽然都是选举，但是各国的选举制度差别很大，在您看来各国选举有什么根本不同？

　　赵心树：首先要看是间接选举还是直接选举，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在本质上，美国也是进行间接选举，但是美国间接选举的层次比较少，直接选举的成分较多。现在世界上有选举的国家大部分都是采用直接选举，间接选举的较少。采用间接选举的一般是历史上形成的，新近转型的民主国家大多采用直接选举。直接选举的民主程度比间接选举更高，因为选举从心理因素上说，要让选民感觉到参与了。间接选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选民并不认为最后当选的是自己选出来的。当然，选举中还有很丰富的技术，同样是直选制，不同国家会采用不同的投票和计票方法，这也会产生不同的选举结果。

　　《南风窗》：有些选举的候选人只有两个，例如美国，有些则有两个以上候选人，那么是不是说候选人越多越能体现民主？

　　赵心树：一般而言，两党制国家有两个候选人，每个党各出一个。多党制国家如果采用直接选举制，则可能有多个候选人。我们不说两党制，而是说“两党现象”，因为一个国家只有两个主要党派，这不是制度规定的结果，而是特定的选举制度所自然产生的后果。议会选举采用比例制或多人集选区制的国家，小党也会有生存空间。而采用单一选区制的国家，就相当于在每个选区内举行一场小的总统选举，小党很容易被淘汰掉，剩下两个大党在竞争。3个以上候选人势均力敌的情形，比较少见。

　　《南风窗》：这是什么原因呢？

　　赵心树：选举中有一个“双峰现象”，一般是左派和右派的人数最多，中间派人数很少，变成谷底，极左派和极右派人数也很少，成为“两尾”，整个构造就像一匹双峰骆驼一样。政治家的双峰分布，说到底，是选举制度中的测量误差的结果。实际上，选民中中间派的比例比政治家中高许多。但是一方面，粗糙的选举制度选取和鼓励左右两派的政治家，打击和“消灭”中庸的领导人；另一方面，追求“可读性”和“兴趣性”的媒体又常常忽略中庸小党，刻意增强两党两派之争，最终形成一种“双峰制度—双峰政客—双峰报道—双峰民众—双峰制度”的循环。

　　《南风窗》：普京曾抱怨4年一选太耗时，头尾两年都无法集中精力干工作，现俄总统选举改为6年，杜马选举5年。首脑任期及连任限制，对实质民主的影响几何?

　　赵心树：在民主转型早期有严格限制是好事，同一个人在位子上时间太长容易造成问题。另外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周期不同会导致每次交接期都不一样，还不如同步。同步的话，几个选举可以并成一个选举，可以减少选举成本。

　　公民素质也是选举制度的一部分

　　《南风窗》：不少转型国家曾因选举舞弊发生抗议骚乱甚至颜色革命，比如蒙古、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而另一些国内阶层差异较大的国家，则因现代选举方式打破了传统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而一度陷入动乱，如泰国。这些选举引发的阵痛，能归咎于选举制度设计不当吗？

　　赵心树：选举制度设计不当是其中一个原因。如果选举制度不够民主，就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无法保障少数人的利益。泰国的他信高票当选后可能会觉得只要照顾到51%的人的利益就足够了，因此对少数派有一些过激的做法，导致了强烈的反抗。这是泰国选举制度的缺点鼓励了他。但从另一方面看，其实泰国的选举制度并不差，其他使用同样制度的国家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说明还存在制度以外的原因。例如制度运用的早期，大家还没有学会妥协，没有建立新规则的权威性。新制度在开始的时候，缺点会被放大。选民、候选人、政党各方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个制度，各方适应了之后，一个制度才有可能充分发挥优点。所以在初期，大家要忍受新制度的缺点，如果有任何一方不能容忍，就会出现冲突。现在他信的妹妹英拉上台了，说明有一方妥协了，这证明泰国选举制度的运作更加成熟了。

　　《南风窗》：有人认为选举导致混乱是民主的后果，而您的观点刚好相反，认为是因为还不够民主。这两种观点之间有什么根本区别？

　　赵心树：这两种观点所得出的政策主张不同。如果认为是民主导致的混乱，结果就可能是不要民主，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是只说“稳定”而不说“解放”，那这样的稳定肯定是不长久的。中东的这一波就是一个例证，压制太久，就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如果认为动乱是不够民主的结果，那么避免混乱出现的办法就是加强民主。加强民主只要很小的改革成本。

　　《南风窗》：一些转型国家选举后出现了动乱，有人说是因为民众素质不够，选举不能太早进行。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赵心树：素质很重要，但不能等到素质高了再做改革，而是在民众现有素质基础上，做他们的素质能够承受的改革。素质是制度的一部分，纸面上的制度必须和人的实践相结合。只有先制定出比较合理的制度，才能谈公众有没有比较好的素质去执行它，然后才能说怎么教育和组织大家去执行这个制度，而不能等到素质高了，才去改造纸面上的制度。

　　投票结果越早公布越好

　　《南风窗》：埃及、印度、苏丹这类国家，议会选举通常耗时日久，有的选举结果公布要在首次投票一个多月后，但是争议也少，对于人口众多或初试民主的国家，这种稳打稳扎的方式是否比一天内匆匆结束选举更可取？

　　赵心树：投票结果越早公布越好。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应该尽快完成投票。选举要讲究参与感，选举不仅仅是在挑候选人，而且要显示是“你”在挑候选人。因此如果投票后立刻就能看到结果，在心理作用上会比较好，也能体现出选举过程的透明度。如果投票结果公布太晚，就会形成选举“危险期”，因为在等待的阶段中，很多怀疑、猜测就会产生出来。现在有网络和电脑，像台湾一样，在一天之内完成选举完全有条件实现。

　　《南风窗》：选举制度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才能良好运行，您觉得一个合理的选举制度需要哪些配套制度？

　　赵心树：我在《选举的困境》这本书里有一个“一鼎四足”的说法，也就是说要充分维护人民的利益，首先要有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然后是法治，还有就是狭义上的民主，也就是选举民主，然后是自由，主要是言论自由。人民利益就是这个鼎，市场经济、法治、民主和自由是托起它的四足，四足之间互相补充，缺一不可。我认为这四足有一个先后顺序，但不是说，排在前面的就可以无限向前走，而是要像马的四条腿一样，前进的时候要相互协调。

　　其中坚持法治对解决选举制度可能出现的争议和僵局有特别意义。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出现了戈尔和布什之间胜负不清的僵局，最后由最高法院启动了尘封百多年而少为人知的法律，通过司法途径做出了各方都接受的裁决。

　　在2011年11月底的总统大选中，投票之前首都金沙萨就至少有数十人死于大选引发的暴力冲突，数千人因惧怕大规模骚乱而出国逃难。12月9日选举官方统计结果公布后，对立党派之间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当晚就造成了多人死亡。

　　……

　　至于2010年底科特迪瓦大选中的现任总统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和前总理阿拉萨尼?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之争演变成该国的全面内战，并招来西方武装干预，那就更令人怵目惊心了。

　　经历了2011年西亚北非血腥的战乱动荡之后，尽管埃及等动乱国家已经经历了选举，但宗教势力上升与不少国家此前数十年奉行的世俗化路线存在深刻的矛盾，选举结果未必没有可能如同199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那样引爆新的政局动荡，甚至内战。

　　干预风险

　　更令人警惕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动荡会为西方霸权国家提供干预的契机，致使动荡升级；而西方霸权国家的干预既有着深刻的国家战略根源，又会受到其决策者政治、经济私利动机的驱使。

　　在当今局势下，从目前掌握着军事霸权的西方国家立场出发，为了维护其政治经济霸权不动摇，完全有必要动用包括军事霸权在内的一切优势力量。为什么？因为西方的经济优势已经动摇，接踵而来的次贷危机和欧美主权债务危机起源于美欧，而不是如同1980~1990年代历次主要国际金融危机那样起源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至于美欧国家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国等新兴市场伸出援手，更重创西方世界的软硬实力。

　　西方世界已经感到自身经济政治霸权可能会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的压力，以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5月25日下午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也认真地谈论了这个问题。

　　为了维护本国霸权有必要动武，不等于决策者一定会选择动武；只有在维护本国霸权的需要和决策者自身利益重叠时，动武才会板上钉钉。在换届年里动武和决策者自身利益是否重合，取决于双方实力对比所决定的预期胜败几率。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战争胜利的武功都有助于增强政治领导人的威望，甚至帮助地位虚弱的政治领导人站稳脚跟。撒切尔夫人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后，头两年出师不利，提出的倡议接连受挫，政府的措施实施不力。到1981年底，她的支持率下降到了23%，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1982年4月爆发的英阿马岛之战及其胜利不仅迅速挽救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命运，而且赋予她前所未有的威信继续强力推行其新自由主义改革，并熬到了开始收获成果之时。也正是由于1999年8月排除干扰毅然决策对车臣恐怖主义势力发动平叛战争并取得出乎意料的胜利，本来并无全国性声望的俄罗斯新总理普京不仅迅速站稳了脚跟，而且取得了压倒性的政治威望。正因为如此，在任何一个具备了一定军事实力的国家，军事胜利的武功对政府决策者都始终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尽管如此，毕竟兵凶战危；一般而言，一国政府及其决策者在换届之际会力求平稳过渡，不希望因战争和动荡结局的不确定性而损害自己、本党连任的前景，或是损害权力平稳交接。然而，倘若很有把握拿下军事干预的胜利，国家决策者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而是会力图用武功给自己的“政绩”增添光彩，加大连任成功的把握。倘若本国军力对准干涉对象占有压倒优势，本国可以凭借军事技术装备优势打一场自己“零伤亡”的非接触战争，霸权国家决策者动武的冲动就会更加难以遏制。萨科齐2011年之所以成为武装干涉利比亚的急先锋，关键原因就在于此。很大程度上出于同样的动机，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并没有妨碍奥巴马满怀热情地投入武装干涉利比亚。

　　防止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准备战争。无论我们如何努力维护和平，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们都不能用良好意愿遮蔽自己认识现实世界种种风险的目光。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乱中，有多少中国企业正是对战乱风险认识不足而猝不及防？倘若不是政府表现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实施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急速撤侨行动，中国在这场战乱中的财产损失将难以想象。假如这场令众多中国企业猝不及防的战乱不是爆发在远离中国万里之外的利比亚，而是爆发在中国国境侧外，我们受到的损失和冲击只会更大。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对2012年及未来数年中潜在的战争风险给予足够重视和防范。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