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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首先和最重要的是结束支配和压迫，只有从这个视角看，分配的问题才能被恰当地解决。基于此，作为曾活跃于“后罗尔斯时代”的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之一艾里斯·扬（Iris Marion Young），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激进民主理论、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文化批判主义等思想，在政治、哲学、伦理等不同层面直面现存于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压迫结构，并试图以压迫的多元结构解析正义的理念和实践从而使之具有深层的颠覆性；而同样为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杰出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代核心人物之一，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则致力于厘清正义的二元对立以及对差异政治的深层反思来谋划新社会主义的战略。二者作为美国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围绕正义和差异政治的政治哲学论辩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人士努力寻求正义之最佳方案以构建强大的反资本主义联盟的解放政治图景。

　　一、二者所谋划的正义建构方向之概要

　　在艾利斯·扬的理论视域中，“与支配和压迫相关的社会组织和实践的任何方面，在原则上都应归于正义观的评价范围”［1］（P15）。因为这些关系系统化地出现是明显的社会基本结构不正义的根据，而当代以罗尔斯为首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却对压迫和剥削的议题存而未论。因而，拓展现有的正义框架，以挑战制度化的支配和压迫的正义概念来转化分配正义的话题，使其超越在当代政治哲学话语运用中的限定，从而成为用以评估制度规范的视角、原则和程序，便成为艾利斯·扬的正义建构方向。这样，从界定社会非正义的状况入手，扬将支配（dom in ation）和压迫（oppression）作为社会正义概念研究的出发点，并从能力的视角阐明社会正义不应仅仅涉及分配，还应涉及对于发展和践行个体能力及集体交流和合作能力来说都极为必要的制度条件。这也意味着社会正义所真正关心的是：社会制度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使人们实现良善生活的价值。据此，扬将压迫界定为对自我发展的制度性限制，也即，阻碍某些人在社会公认的背景中学习和运用充分且广泛的技能，或制度化的社会过程制约人们与他者互动和沟通的能力，或制约人们在其他人能倾听的背景中表达其情感及社会生活观的能力；而支配则是对自我决定的制度性限制，阻止人们参与对自己行为及行为条件的决策。进而在二者关系的理解中将压迫视为根本。［1］（P33－38）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以及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都从剥削、异化等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的非正义，但扬却以一种更为精细的、多元的方式探讨了五种压迫范畴——剥削、边缘化、无权、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并强调一个群体以何种方式被压迫需要追踪历史及当前的特殊社会关系结构。采用这种多元的压迫结构之分类标准来解析当代社会的不正义，在扬看来具有多重优势：其一，可以避免排外性和归纳主义过分简单化的后果。社会理论通常把压迫构建为一个单一化的现象，忽略了群体也忽略了群体被压迫的方式。而且，马克思主义把所有的压迫都归结为阶级压迫，这样就忽略了对于黑人和妇女的特殊压迫；其二，五个标准也表明了这些压迫术语并非是同源的（homologous），没有哪一种群体压迫可由其他的群体压迫来归约或解释；其三，可以避免将每一个被压迫群体视为各自分离独立的制度化做法。因为根据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等分类不但未能包容不同群体的相似处，而且也错误地将群体内所有成员的状况同一化。事实上，一个群体的压迫不是带有自身特点的封闭系统，而是与其他群体的压迫重叠；其四，运用这些标准，也可以宣称一个群体比另一个群体更受压迫，只要它遭受了五种压迫境况中的多种，因此并没有从理论上赋予某一种特殊形式的压迫或某一个被压迫群体以任何特权。［2］（P270－290）应该说，这五种非正义形式恰当地关注于经常被认为是“私人的”或“非政治的”领域，且远非是分配正义所能矫正的。

　　同样是美国新左派社会批判理论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位杰出人物，南希·弗雷泽对于扬的正义和差异政治的评论始于20世纪晚期“争取承认的斗争”逐渐成为“后社会主义”时代政治冲突的主要范例之际。弗雷泽在其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中表明，当要求差异承认的群体斗争在民族、种族、性别、性倾向等旗帜下被动员起来，群体身份认同开始代替阶级利益而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手段时，似乎文化支配代替了剥削而成为基本的非正义，文化承认代替了社会经济的分配而成为对非正义的矫正以及政治斗争的主要目标。但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情势，因为争取承认的斗争发生在一个极度恶化的物质不平等的社会，而且呈现出全球性的拓展趋势，只有寻求后现代主义者关注“身份，差异、文化支配和承认”的政治构想与社会主义者关注“利益、剥削和再分配”的政治构想这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才能推动解放政治的前进。然而，在政治哲学论域中，要么是分配正义的理论家，如早期的罗尔斯忽视身份政治，认为后者是一种明显的虚假意识，要么是承认的理论家，如泰勒忽视分配[9]，似乎文化差异的问题无关于社会平等。这两种情况都倾向于规避当今社会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再分配正义与承认正义之间有何关系？二者能否被容纳进一个单一的理论模式？在实践层面上，争取承认的斗争反对再分配的斗争吗？或者两者能被同时追求而不会产生相互干扰面对风起云涌的差异政治又该如何驾驭？也正是围绕正义的何种框架能更好地回应现代社会非正义的境况，弗雷泽和艾利斯·扬的政治哲学争辩就此展开。

　　二、弗雷泽的疑问：

　　以压迫的多元框架解析正义将何以应对再分配与承认的两难？

　　正是在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追问和反思中，弗雷泽肯定了扬在其正义理论中对“双焦点的”（bifo-cal）正义寻求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卓尔不凡。尽管没有明确的“承认正义”和“再分配正义”的术语，但却于压迫的含义及其五种分类法所构建的正义框架中，试图阐明一种正义理论既包括再分配的主张也包括承认的主张，既包括平等的主张也包括差异的主张，既包括文化的主张也包括政治经济的主张，从而使其正义理论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颇具创新性的理论文本。然而，在弗雷泽看来，不足之处在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运用中，扬都未能成功整合这种双焦点的正义关注，由此不但模糊了二者的关系，而且同时寻求矫正分配不公和误认这两种非正义也有可能陷入背反的困局。据此，弗雷泽批判性地解读了扬的正义理论中有关压迫及其五副面孔之含义和内容，并以“更具差异化的差异观”表达自己对于承认和再分配关系的理解与安排。

　　弗雷泽首先解读了扬的“压迫”定义所具有的双重性特征，并给予了分析性的对比：一方面，压迫的定义对“发展和践行其技能受到制度化阻碍”的宣称，是在从政治经济的维度主张被压迫群体的某些正在发展中的技能被阻碍或未被意识到，它们遭受了缺少学习并增强其技能以适应社会价值较高的工作机会，因而涉及的是“不发达的问题”，是从政治经济的面向挑战不平等的劳动分工；而另一方面，压迫定义对“表达其经验和社会生活观的能力以及与他者互动或沟通的能力受到制度化阻碍”的宣称，是在从文化的维度主张被压迫群体的能力和技能基本上是完整的，它们主要是遭受了误认以及对文化表达的群体特性模式的低估，因而涉及的是“被低估的问题”，是从文化的面向挑战文化承认的缺失。然而，这种并列主张的政治后果在弗雷泽看来却是背道而驰的：对文化面向的压迫之矫正倾向于要求制度安排积极确认被压迫群体的特性；而对政治经济面向的压迫之矫正则要求为自我发展提供机会，解构现有的群体定位，显然二者寻求的方向不同，而扬却回避了对这种背反的处理。

　　同样地，扬依据能力受到限制的不同类型而对压迫所进行的五种分类，在弗雷泽看来，虽然颇具启发意义，但依旧沿用了一种“双重图式”的混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混合，且未能深究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关联。按照这种双重图式，弗雷泽将扬的五种压迫从广义上归为两类：剥削，边缘化和无权根源于政治经济，它们涉及扬所认为的来自有意义的，增强技能的以及具有社会价值的工作的那类自我发展的限制；相反，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根源于文化，它们涉及在表达和交流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与之相应也会有两种矫正举措：对源于文化的压迫之矫正需要文化革新，这意味着摧毁单一的普遍式的文化规范并确认文化多元主义和差异对源于经济压迫的矫正则需重构劳动分工，包括消除任务的制定与执行的工作之区分以及为所有人提供具有社会价值的、增强技能的活动。那么，清晰可见的是，源于文化的压迫之矫正倾向于促进群体差异，而源于经济的压迫之矫正则会削弱差异。矫正方式的这种冲突在面对“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的压迫时，问题尤为明显：因为“文化帝国主义”并非如扬所认为的单纯源于特定群体文化的普遍化，也有可能是该群体借助于政治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奠定了其文化之普遍化的根基，所以，针对源于文化之矫正所实施的文化差异的确认，恰恰是针对源于经济的矫正所需要的政治经济之重构方案所致力于瓦解的。同样的，承认文化差异也并不总是“暴力”压迫的最佳矫正：因为差异政治适合于同性恋所遭受的暴力压迫之矫正，而在针对罢工者的暴力压迫时却会适得其反，后者需要的是再分配的修正。

　　为了进一步论证扬在寻求正义时所诉诸的差异政治的主张并非如其所愿地具有普效性，弗雷泽以“非专业工人阶级”、“女性群体”等为实例来瓦解扬的差异政治之谋略：对于“非专业工人阶级”，若真的如扬所说，其经济压迫是经由再分配得以矫正的话，那么，差异政治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会战胜压迫，反而会干扰再分配的追求；“女性群体”既涉及结构性的劳动分工对妇女不利的问题，也涉及从文化上被建构为一个异于男性并因此而遭受贬低和压迫的问题，这样，确认妇女的“差异”以矫正妇女所遭受的文化压迫的斗争将妨碍取消性别劳动分工的斗争。[10]弗雷泽试图以这些实例的具体运用来表明，由于受压迫的根源和相应的矫正举措具有多样性，导致在既要“去群体差异”同时又要“确认群体差异”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干扰，而扬的双重图示和差异政治的主张不能充分应对这些问题。那么，于此紧张中，弗雷泽的统合方式是什么？弗雷泽在再分配和承认的框架基础上提出了以“确认”（affir-mation）和“改造”（transformation）为不同支点的四种组合方案，而确认和改造的分别是，前者是在不妨碍基本框架的前提下矫正社会安排的不公正结果，而后者是通过重构基本框架结构来纠正其产生的不公正结果。为从结构上消除持续产生非正义的根源，最终，弗雷泽将改造式再分配和改造式承认的组合视为是弱化“再分配——承认”困境的最佳策略。［3］（P69－80）这样，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改造和解构主义的文化政治改造之联合矫正成为弗雷泽理论框架中反抗非正义斗争的最佳整合策略。

　　事实上，弗雷泽的这种矫正方案有两个核心要点：其一，整合策略是以最终能服务于经济正义为核心的；其二，在差异和承认问题上，坚持一种批判性的承认理论，也即“差异化的差异政治”。概而言之，扬的“差异政治”和主流的“同化政治”并未构成一个非此即彼的全集合，在此之间应有差异化的细分。对于被压迫群体所显示出的差异，究竟是采取普遍式的承认还是解构式的承认，亦或是对差异的确认式的承认，要视不同背景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在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时所遇到的障碍之性质而定。就如，对女性而言，在某些情况下，她们需要卸掉额外的归属；在另一些情况下，她们会要求考虑至今不被认可的独特性；在其他情况下，她们可能要求转移注意力去关注那些占支配地位的白人男性群体，以揭露其曾错误地自诩为普遍性的特殊性。［4］（P116－120）在弗雷泽的理论视野中，这种差异化的差异政治观，旨在确保我们所要捍卫和认同的差异政治是那些能够增效再分配政治的版本，因而，理性整合社会主义模式的平等主义理想与承认范式中具有真正解放意涵的内容才能应对时代发展。

　　三、艾利斯·扬的质疑：

　　二元的正义框架能否契合当代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境况？

　　对于弗雷泽的分析框架，扬在“难以驾驭的分类：对南希·弗雷泽二元理论的批判”［5］（P147－160）一文中给予了回应。扬赞赏弗雷泽对以承认正义替代再分配正义的批判式关注，但对弗雷泽建构的以再分配正义为重心而重估承认的二元正义框架却难以认同，认为这种抽象的理论建构是一种两极对立的策略（a polarizing strategy），倾向于贬低并混淆那些不易契合这种分类的各种现象。为更好地识别可能性的冲突以及联盟的问题，扬则致力于寻求何种理论战略会更有助于联合反抗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力量和政治修辞。

　　她强调并重申多元而有限的压迫分类，与弗雷泽的经济和文化二分法的分类相比，所具有的优势是能够容纳压迫结构的不同变化。对于弗雷泽将扬的压迫之五副面孔还原为分配不公的政治经济不正义和误认的文化不正义这种二分法的主张，扬的疑问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分类是否足以耗尽对社会结构和不正义的描述？事实上，弗雷泽本人也曾意识到，经济和文化未能构成正义的全集合，因而曾在其论文（1998）注释中专门提到过即使在没有分配不公和误认的情况下也会系统化地使一些人边缘化的决策程序，也即，平等参与的第三类障碍，涉及的是政治上的非正义，但为了强调文化维度和经济维度的对比分析，暂时搁置了政治上的边缘化。［6］（note5）而在扬看来，弗雷泽只是简单提及政治正义的问题，[11]但并未能正视这个缺陷而继续运用经济和文化的二元框架来解析社会不正义，并凸显不同政治目标之间的冲突。与之相伴出现的问题是：很多现实的非正义是纠结在一起的，若以刻板的文化正义和经济正义去解析将很难引导我们恰当地采取适宜的行动。例如，按照扬的方法，将决策权力的正义问题与关涉分配正义的问题相区分，能有力揭示有关环境正义的斗争不能被简单视为是关涉危险场所的分配和安置问题，而更应被视为是这些安置和分配是如何决定的问题。［7］（P82－95）扬试图表明，关于正义问题的多元化概念，不但能引导我们导向不同目标和政策的斗争，而且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各种不同的分类必须统合起来构成正义制度。

　　弗雷泽所谓的“两难困境”在扬看来也是人为的虚设（artefact），扬并不认同分配不公和缺少承认二者可以独立存在，因而，也否认弗雷泽所谓的自我支撑的矫正方式。按照扬的理解，非正义的形式常常以多种方式纠结在一起，因而矫正方式也必然是多元的。扬尤其表明了女性主义所谓的“平等与差异”的两难困境（如雇主该平等对待男女员工还是差异化地兼顾女性的独特性问题）并非是再分配战略和承认战略之间的两难，而是两种不同的再分配战略之间的两难。承认女性的独特境况就一定拖了再分配政治的后腿吗？纠正性别歧视，避免使妇女成为暴力和歧视的受害者，因而在此意义上肯定妇女性别的特殊性，似乎也有助于重估妇女的经济地位。而且确认妇女在劳动力之外所做的工作之人性价值也将有助于再分配式的重构，从而将隐藏在市场和社会政策背后的社会成本加以考量。［5］（P159）扬的这些例证所反复强调的是，争取承认的某些群体和运动有从经济领域撤退的倾向，但弗雷泽夸大了这种撤退的程度。与弗雷泽将同性恋所遭受的压迫单纯解释为文化根源，因而要求承认不同，扬则表明这类群体是想通过承认这种手段而达到社会平等的目的，所以，在此意义上，差异政治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手段，而非单纯的目标本身。因而，对于解放运动而言，真正需要的矫正方式应是努力寻求重建象征性符号和话语问题与其劳动结构、获取资源的途径和决策权力之物质结果之间的关联，而非强化它们之间的对立冲突。所以，最为适当的理论方法是多元化的非正义和压迫概念，以使文化成为与其他斗争相互作用的多个斗争场域之一。扬宣称，强大的反资本主义的进步运动需要联合的政治，承认人们所遭受的压迫类型是不同的，并确认他们具有文化上的特定关系和结构。在扬看来，不必象弗雷泽那样去寻求解构主义的承认和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相结合，而是试图在各领域，从各角度寻求联盟以颠覆所有的压迫和非正义。

　　弗雷泽反驳扬并未深层证成自己的主张［8］（P126－129），认为单纯提出“承认文化差异诉求的人同时也希望促进经济的重构”这一点并没给出充分的论据，而且也没追问这种希望是否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被搁置。同时弗雷泽也质疑，有关“联盟”的问题既无基础也无构成，何以强大到可以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具有深层的颠覆性？

　　四、一项未竟的事业：

　　何种正义方略能增效并推进当代反资本主义运动？

　　在对后罗尔斯式的正义理解与修正中，扬和弗雷泽等人作为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都对社会经济平等问题保持着持续的关注，而且在不同时期，当出现对经济特权和压迫问题的漠视和背离时，二者都在理论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紧跟时代的步伐，两位理论家也都关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境况以及差异政治和承认政治的进展，并致力于表达在有关承认的理解中，对于群体身份特征之表述并非承认的政治策略之要旨，而是如何在意识到文化和经济的非对称性中，实现对身份认同和差异的反思性解释，从而寻求能与再分配政治协同发展的差异政治，用以构建经济正义和文化正义二者之间互动结合的机遇和桥梁。如果说，分配正义试图通过对收入和社会地位进行分配，从而进一步推动平等，那么，这种分配式正义的范例理应得到包括社会和文化问题在内的方法之补充。二者的论争为我们开启了解放政治中另外一场有关正义的讨论：通过使文化具有政治性而进一步全面铺展社会平等的意涵。在扬那里，“使文化政治化意味着将语言、手势、具体化形式和行为举止的形式、形象、交互式社会习俗等等带入到明确的反思之中……使它们成为公众讨论的主题，也使它们成为明确的选择和决定之事务”［1］（P86）。同样地，弗雷泽也试图将社会主义分配政治的主张与“后社会主义”承认政治的主张结合起来，只是，与扬更看重经济与文化的联系与相互强化相比，弗雷泽更关注二者的区隔与相互冲突。尤其当遭遇性别和种族这类群体范畴时，非正义的矫正策略易于陷入理论上的“两难困境”，弗雷泽据此认为扬未能充分意识到这种紧张关系，因而其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多领域的多元斗争概念似乎是无效的，其差异政治的主张在此问题上则显得盲目而缺失必要的批判性审视，从而削弱了扬最初对再分配正义不离不弃的承诺。这也使得在差异和承认问题上，两位理论家的立场有所分别：对于扬而言，任何对文化特殊性予以同化或淹没的做法都带有“文化帝国主义”的嫌疑，而弗雷泽的“差异化的差异政治观”却明确声称，我们必须有所选择，文化特殊性予以保留亦或消除要视其能否正向推进再分配正义的斗争而定。

　　透过梳理分析两位理论家的政治哲学论辩，需要我们深思的是，弗雷泽对两种矫正模式之间可能性的冲突所给予的思考是在时刻警惕人们偏离或排斥经济不平等的危险，但也同时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弗雷泽那里，文化正义与经济正义之间是有优先之别的，也即，弗雷泽的正义框架是有所倚重的：所需承认的仅仅是那些能支撑再分配主张的要求，文化承认之诉求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就此被遮蔽了，在此种关联中后者仅具有工具性意义。也正因此，弗雷泽的最终方案是以模糊或解构群体差异的方式来挑战和质疑人们所从属的利益和身份之文化结构。令人忧虑的是，这样会否重现另一个文化“同化”的范例或策略？与弗雷泽凸显传统的社会主义之斗争方略不同，扬则以社会平等为目标不偏不倚地寻求经济正义和承认正义的联合，却因未能细分差异政治的不同诉求而饱受诟病。由此，尽管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学者都深入解析了社会非正义及其相应的矫正方略，且都主张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的社会经济分析维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框架的依赖使其并未能有效地对现行的造成阶级、种族、族裔和性别间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面绝对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出严肃的挑战，从而使得理论本身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解释力有限。虽然后期这两位学者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推进与拓展全面的正义构想：扬以“责任的社会关联模式”来思考伴随经济、交往的全球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应具有的正义责任而非人道主义援助，而弗雷泽也以“政治代表权”的补充深入思考跨越民族国家框架的非正义问题，进而发展完善了以平等参与为规范基础的再分配、承认和政治赋权的三维正义框架。

　　如何求得正义在各领域的平衡，如何走向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完善，无论在政治伦理层面还是社会科学其它层面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究竟何种正义方略能增效并推进当代反资本主义运动也是始终困扰并持续值得人们深思的一项未竟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马克思主张只有满足无产者改变生活境遇的现实诉求，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削成为历史，正义才能获得实质内容。也因此，马克思主义现实正义的建构是驱除资产阶级的正义神话，提升正义理念所对应的经济生活世界，进而通过社会革命走向人类的解放道路。

　　尽管目前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仍未彻底实现自由和平等，但社会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改革计划的继承人，并且应该继续激励我们去审视非正义的物质根基。

　　参考文献:

　  ［1］Iris Marion Young，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2］Iris Marion Young，“Five Faces of Oppression”，Philosophical Form，19（4），1998，pp.270－290.

　　［3］Nancy Fraser，“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Dilemmas of justice in a‘Post－Socialist'Age”，New Left Review212，1995.

　　［4］Nancy Fraser，“Rethinking Recognition”，New left Review3，2000.

　　［5］Iris Marion Young，“Unruly Categories:A Critique of Nancy Fraser's Dual Systems Theory”，New Left Review222，1997.

　　［6］Nancy Fraser，“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Politics: Redistribution，Recognition，Participation”．In: Grethe B．Peterson，ed．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Vol．19．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98，note5．

　　［7］Iris Marion Young and Christian Hunold，Justice，Democracy，and Hazardous Siting，Political Studies，XLVI，1998．

　　［8］Nancy Fraser，“A Rejoinder to Iris Young”，New Left Review 223，1997．

　　注释:

　　[9]在弗雷泽看来，查尔斯·泰勒在其《多元文化主义与承认政治》一书中，单方面关注对具体文化价值的尊重，而忽略对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以及劳动结构问题。See   Charles Taylor，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10]有关弗雷泽该部分观点的阐述（除文中特别标记外），均来自弗雷泽发表在《政治哲学杂志》一文，See Nancy Fraser，“Recognition or redistrlbution? A Critical Reading of Lris Young's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3（2），1995，pp.166－180.

　　[11]关于正义的二重维度对政治排斥等非正义的疏漏经由很多学者的批判修正后，弗雷泽于2005年引入了正义的政治维度并以错误代表权的非正义诠释重构了批判理论的新框架：以参与平等原则为规范基础形成了一个包括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的三维理论框架。——See Nancy Fraser，“Reframing Justi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New Left Review36，2005，pp.69－88.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