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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径依赖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 民主政治建设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有着厚重的历史传统 , 未来向何处去深受过去和现在的影响。正确对待和运用路径依赖 , 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

　　这是一个有关路径依赖的神奇传说。美国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 4 英尺 又8.5 英寸 。这么一个很奇怪的尺寸究竟是从何而来? 原来这是英国的铁路标准 , 而美国的铁路原先是由英国人建的。英国人为什么用这个标准呢 ? 原来英国的铁路是由建电车轨道的人所设计的 , 而这正是电车所用的标准。电车的铁轨标准又是从何而来 ? 原来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 , 而他们援用了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 ? 因为马车的轮子是依据英国的老路确定的。这些路上的两条车辙之间的距离是 4 英尺 又8.5 英寸, 这样的距离是古罗马人所定的。而古罗马人之所以选择这个距离 , 原因就是其等于两匹拉战车的马的屁股之间的距离。虽然这个传说并无确信的证据 , 但现实中类似现象的确比比皆是。

　　现代学者将这种现象加以总结提炼 , 提出了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理论。最早的路径依赖理论是用于技术领域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史教授保罗 ·戴维 (PaulDavid) 于 1975 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提出了路径依赖 , 不过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20 世纪 80 年代 , 美国圣达菲研究所的布莱恩 ·亚瑟 (Brain Arthur) 在对技术演变进行研究时 , 将路径依赖思想系统化。他指出 , 由于沉没成本、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原因 , 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往往会取得优势地位 , 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 , 而后发展起来的技术可能陷入恶性循环 , 甚至被锁定在某种低效率的状态 [1]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North) 把技术演变过程中的上述机制引入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中 , 提出了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理论。他用路径依赖概念来描述过去的事件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力。他认为 , 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 , 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诺斯认为 , 有两个因素决定制度变迁的路径 : 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的市场。在收益递增和市场不完全性增强的情况下 , 制度变迁的路径机制会自行强化并发挥作用。这些机制是 : (1) 随着一项新制度的推行 , 设计该项制度的初始成本、追加成本会逐渐下降。 (2) 学习效应 , 即适应新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从事获利行为。 (3) 协调效应 , 即通过适应新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 , 实现协调效应。更为重要的是 , 一项正式规则的产生将导致其他正式规则及一系列非正式规则的产生 , 以补充和协调这项正式规则发挥作用。 (4) 适应性预期 , 即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 , 将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保持下去的不确定性 [2] 。诺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身份 , 使得路径依赖理论在经济学领域广泛地传播和应用。而在当代热门的经济学领域的概念 , 总是扩展和借用到其他各个领域 , 包括政治学领域。

　　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重视制度研究 , 使得制度研究引入政治学成为必然。当代政治学借鉴许多其他学科的范式 , 尤其是经济学的范式。尽管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 但随着新制度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巨大成功 , 政治学家在研究中还是从制度经济学中借鉴了诸多的基本概念、术语和方法论 , 路径依赖、制度变迁等也在政治学领域得到运用。保罗·皮尔森 (Paul Pierson) 首先把路径依赖作为解释政治过程的工具。他认为 , 政治过程中同样存在报酬递增、正反馈、自增强机制和路径依赖现象 [3] 。

　　需要指出的是 , 政治上的路径依赖主观色彩更浓。一是主观意识难以改变。个人关于社会的认识一旦形成 , 就很难改变 , 其原因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树立成本高。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学习效应。个人对政治的一些基本看法 , 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具体方面的理解 , 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 , 一旦形成 , 通常是非常难以改变的。二是政治制度和政策的改变相当困难。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者希望限制自己的后继者。政治家担心自己的对手会在将来掌权 , 为了保护自己 , 他们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 , 结果使得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改变制度。为了限制自己和别人 , 制度设计者制造了大量阻止制度变化的障碍。这些改革的障碍非常难克服。比如欧盟的一致同意规则 , 美国修订宪法所需的绝对多数同意规则 , 这些规定使得改变既有规则非常困难。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大量的路径依赖现象。法国著名学者贡当斯在路易十六被杀、拿破仑成为独裁者之后曾说 : 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 , 一种是名正言顺的 , 它起源于自由选举 ; 一种是心照不宣的 , 它源于世袭制。世袭制度的合法性显然来自路径依赖。美洲新大陆由于没有封建专制政治的经历 , 此地的移民大都受过欧洲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熏陶 , 对自由、民主、平等观念深信不疑 , 所以 , 他们在国家建立之初 , 就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都充满戒心 , 认为政府永远是倾向专制的 , 因而是个人自由的大敌 , 必须采取行动限制政府权力。考察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民主形式 , 都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美国的南北战争形成了美国的政党制度和民主形式 ;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的不同特点最后也都体现在两国民主制度形式的差异上。因此 , 今天美国的民主形式不同于法国的民主形式 , 法国的民主形式又不同于英国的民主形式。路径依赖在当代国家转型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当代转型国家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 : 第一种是自下而上建立的资本主义 , 主要是东亚。第二种是自上而下建立的资本主义 , 主要是东欧 , 特别是俄罗斯。第三种则是中欧 , 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国家之所以形成不同的转型模式 , 与这些国家原来的历史遗产有着密切关系的 [4] 。路径依赖理论是解释这些转型的强有力的武器。

　　二、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路径

　　中国政治的历史路径不是单一的 , 从时间段上看分为三个部分 , 即中国的传统路径、中国的革命路径、中国的改革路径。

　　一是中国的传统路径。中国历史悠久 , 传统政治文化极为深厚 , 历史发展的惯性非常大。中国受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 , 遗留下来的民主传统少 , 封建专制多。中国历史路径的两个基本方面 : 一是作为政统的君主制 , 二是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和君王思想。在政统方面 , 中国的政治传统讲究权威、稳定、集权。比如政治权威中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制。皇帝一人居于等级制的顶端 , 对所有其他官僚、精英和民众有绝对权力。官僚、精英按照官阶和品级划分 , 每个官员都固定于等级中的某一职位上 , 体现着上下服从关系 , 官僚按照等级享受着不同的特权。在道统方面 , 中国儒家学说是一种整合力量 , 用以论证政治统治 , 确定国家目标 , 提出精英的共同价值观 , 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利益 , 坚持从道义上赢得政治权威并通过捍卫道德学说来表现这种权威。从汉武帝“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起 , 儒家文化就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 隋唐以后通过科举制又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民间。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对国人的影响至为深远。余英时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中曾发问 : 民国以来 , 皇帝制度已经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 但是无形的精神上的“君统”是不是也一去不复返了 [5] 呢 ? 由于缺乏对政府权力的制度牵制 , 儒家意识形态强调个人的自我道德修养 , 而不是制度化的限制与法治原则 , 重人治 , 轻法治。

　　二是中国的革命路径。近代中国革命是政治发展的一种新路径。五四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的旗帜 , 这对中国传统不是简单的修正 , 而是一种革命性的变迁。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 , 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问题时 , 自信地说已经找到新路 , 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这条新路 ,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 才不会人亡政息。然而 , 革命中形成的体制与革命中所高扬的理想旗帜并不是同一回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 , 面对着“三座大山”这样的强大敌人 , 相对弱小的无产阶级等革命力量 , 只能选择特殊的体制。迫于军事压力 , 为了提高军事效率 , 革命团体形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与其他激进的革命一样 , 中国也产生了克里斯玛 (charisma) 型即魅力型的领袖 , 毛泽东具有极其特殊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在特殊的环境下 , 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方式 , 造就了一个有纪律、组织体系严密、集中统一、活动效率较高的党组织体系。因此 , 中国革命胜利所产生的政权 , 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高度集权。有的学者指出 , 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党政一体化、议行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法一体化和政社一体化的高度集权特征 [6] 。

　　三是中国的改革路径。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既延续了革命时期的做法 , 又模仿了苏联模式 , 还紧紧结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 , 开辟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路径。改革是一场革命 , 是体制上的深刻革命。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 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中国的民主制度不断健全 , 民主形式日益丰富 , 人民充分行使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新的时期。在理论上 ,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论断 :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 ; 依法治国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以人为本 , 执政为民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这些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共识和前进指针。在实践上 , 中国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 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 , 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 ,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 , 政府的民主行政能力显著增强 , 司法民主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

　　中国政治发展的这三种路径 , 都对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当然 , 各自的影响力不一样。从时间上看 , 越近的路径影响越大。也就是说 , 革命和改革的路径对未来有着直接的影响。但从深刻性看 , 历史沉淀越久的路径 , 影响更为深刻和潜移默化。亨廷顿在论述中西方传统不同时指出 , “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 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 , 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

　　开始出现的。……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两个 , 但是 , 作为总体 , 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 [7] 。中国有绵延数千年并且不曾中断的文明史。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两千多年时间里 , 大一统的皇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戊戌变法中谭嗣同曾感慨中国是“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中国传统政治是“秦始皇式 ”的 , 中国革命政治是“马克思式”的。

　　三、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路径选择

　　中国的政治制度选择必须尊重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沃土 , 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历史的路径引导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 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 实行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 , 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这条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 中国人民不仅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 , 而且正在逐步实现把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共同理想。中国当代的基本政治制度是通过革命而建立的 , 对中国未来政治选择具有基础性意义。

　　从路径依赖角度考虑 , 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有几个要点。一是选择正确的路径方向。路径依赖最重要的是方向性。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 , 一旦选择进入某一路径 , 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好的路径会起到正反馈的作用 , 通过惯性和冲力 , 产生飞轮效应而进入良性循环 ; 不好的路径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 , 就如厄运循环 , 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低层次状态下。路径依赖表明 , 选择某种制度后放弃就很困难。选择好的起点 , 就成功了一大半。初始选择对未来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制约力 , 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 , 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 , 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 , 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 , 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中国在谋划未来发展时 , 政治建设不仅要考虑直接的、目前的后果 , 而且还应考虑长远的影响 , 要从历史的高度把握政治发展的趋势和总体框架。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 这个问题尤为重要。

　　在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上 , 毫无疑问中国要继续发展民主政治。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 , 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追求目标 , 也是中国近代以来追求的目标。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和艰难探索。但是 , 一个国家在选择未来前进方向上 , 离不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 , 要充分考虑和尊重历史。这种选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应当综合考虑历史传统因素的积淀 , 现实中国的国情 , 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 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具体目标 , 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要素的综合作用。

　　二是形成良性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性质。一种是良性的路径依赖。某种初始制度选定后 , 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 , 能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相同方向配合 , 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制度变迁。另一种是恶性的路径依赖。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后 , 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 , 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 , 社会制度就会变得愈加无效。诺斯等曾集中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治转型的问题 , 认为要形成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良性自我强化机制 , 仅仅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够的 , 还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以及各种非正规制度的建设 , 以形成制度耦合的自我强化机制 , 并通过减少交易费用、确定信息的流通 , 使这种自我强化机制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中国政治发展上要分清两种不同的循环 , 要朝良性循环的发展方向前进。朝这个方向前进一小步 , 将会积累而推动更大的进步。反之 , 就会造成积重难返。如果初始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 , 制度变迁就可能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初始的选择方向出现偏差 , 制度变迁就可能沿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 , 还有可能被锁定在低效率的状态下。

　　三是谨慎地考虑路径变迁。强调路径依赖 , 尊重历史的惯性 , 但这并不是说路径不可更改。国情是不断变化的。过去行不通的 , 并不表明今天做不到 ; 今天做不到的 , 也不见得明天做不到。同是一个法国 ,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王朝、共和制以及帝国 , 路径选择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弹性。中国古代奉行的“天不变 , 道亦不变 ” , 无疑是路径依赖有余而路径变迁不足 , 这种顽固的保守主义也是近代中国衰落的重要因素。这种规则历史证明行不通 , 在当今的大变革时代更是行不通。路径变迁就是打破路径锁定 , 开辟新的道路。对于正在兴起的大国 , 要正确评估历史路径 , 与时俱进地做出必要的路径变迁。历史上 , 大国的兴起总是开始于一系列制度创新。在当今全球化中 , 国家之间的竞争 , 最后总是表现为制度的竞赛。中国要崛起 , 就必须进行制度上的创新 , 以发展的成果增强自身的硬力量 , 以制度的完善提升自身的软力量 , 唯有如此 , 才能自立和自强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国持续 30 年的改革开放正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过程。

　　当然 , 路径变迁需要谨慎权衡。制度变迁要考虑相应的成本 , 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谨慎的权衡。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 , 包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 一旦出现重大的失误 , 就可能酿成历史性的悲剧。因此 , 路径变迁中谨慎权衡利弊是负责任的态度。路径变迁还要考虑社会的接受程度 , 不能不顾社会的承受能力“毕其功于一役”。不能指望中国这样的大国会在一夜之间就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理性的和审慎的 , 对旧体制的改革始终保持了继承和变革的相对平衡。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建设试图走风险小而收益大的道路。

　　四是选准路径变迁的依靠力量。路径变迁不是自动的 , 需要社会力量予以推动。一般而言 , 这种变迁有两种方式 : 一是自下而上的推动 , 二是自上而下的拉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 人民群众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中国既要发挥执政党的领导优势 , 自上而下地主导变革的大方向 , 又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 让人民群众在这种变革中受益。

　　【参考文献】

　　[1] Brain Arthur. Self - reinforcing Mechanisms in E2conomics[A]. PhiliAndorson.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Complex System[C]. MA:Addison - Wesley Publish Com2pany, 1988.

　　[2]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83～84.

　　[3 ]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2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J ]. American Political Sci2ence Review,2000, (6).

　　[4]孙立平. 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 [J ].社会学研究,2005, (1).

　　[5]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23.

　　[6]王沪宁. 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 [J].复旦学报,1987, (4).

　　[7][美 ]塞缪尔 ·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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