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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贿赂与腐败的研究

　　社会学文献对贪污受贿存在不同的定义。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贪污受贿是指公职人员直接利用职务所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的犯罪行为。一般意义而言，贿赂关系的参与者不仅仅包括国家官员，还存在许多其他形式的腐败以及贪腐行为的不同分类方法。［1］根据俄罗斯联邦现行刑法典，刑法第201 条 “滥用职权罪”、第 204 条 “商业贿赂罪”、第 290 条 “受贿罪”及第 291条“行贿罪”界定了腐败行为的概念范畴。苏联时期最普遍的腐败形式包括受贿和 “走后门”( 利用私人关系获取希望得到的东西——商品、服务、收入来源，为亲戚、朋友、熟人提供帮助) 。科学文献中，腐败被视为一种社会制度，其特点是具有经常性的长期社会实践，得到一定社会规范的支持，在社会结构中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形成了研究腐败现象的若干方法。首先，在国家干预使经济过程复杂化的条件下，腐败是处于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固有的丑恶现象，是一种社会交换形式。分析腐败问题的方法论不尽相同［2］70 －79，关于滋生腐败的动机的评价也存在较大差异： 对腐败行为动因的阐述可能包含互相矛盾的判断。刑法典对“贿赂”的定义与大多数俄罗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情形存在差别。相关文献使用不同的术语，如贿赂、灰色支付［3］、腐败实践、酬金等，描述同一种现象。意义上最一致的术语是“非正式支付”。［4］根据定义，非正式支付是指在正式渠道以外向个人支付的金钱或者提供的服务，或者购买原本应该免费提供的东西。非正式支付与非法支付存在实质性区别。尽管在俄罗斯的历史编撰学中将非正式支付理解为现金支付，但实际上这个术语意义比较宽泛，不仅包括金钱，而且还包括礼品、服务等。

　　目前针对苏联的实践以及它对后来非正式支付现象增多的影响可以作出若干假设。笔者力求总结20 世纪90 年代改革前苏联日常贿赂问题的研究成果，对一系列方法论问题给予特殊关注。作为社会实践，俄罗斯现实生活中的行贿和非正式支付或许是从苏联继承来的。“民主信息基金会”2001年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不低于半数的俄罗斯经济活动活跃的居民与贿赂有染。在谈到自己最近一次以某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支付时，75%以上的居民承认自己利用了以此获得的机会。全部抽样调查中，10%的受访者经常有目的地与公职人员建立联系，通过贿赂为自己或熟人牟取私利。根据2005 年的调查结果，4 年来 ( 自 2001 年开始) 日常生活贿赂的市场规模 ( 1 年时间内公民支付的贿赂金额) 从28 亿美元上升到30 亿美元，变化不大。

　　众所周知，贿赂是俄罗斯公民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之一，完全有理由称之为被公众所接受的实践。当然，这并非近年才出现的事物。如果从时间上纵向探究贿赂的历史，那么会发现，贿赂在俄罗斯占有特殊的位置，有其久远而独特的文化传统。［5］33 －49尤其是必须指出，存在一种非常普遍的认识：似乎俄罗斯属于历史和文化上注定产生大规模腐败的国家，贿赂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征。应当承认，腐败是综合性问题，所有现代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区别仅仅在于腐败的形式和规模不同。即使认同贿赂是俄罗斯现实生活中的常量的观点，这一现象本身也会发生变化。大多数权威研究人士认为，近年来俄罗斯腐败加剧。我们见证了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彻底转型，是否应当将腐败的上升态势与这一转型过程联系在一起呢？

　　按照学者古尔·奥菲尔和阿隆·维诺库尔的估计，20 世纪70 年代初灰色经济仅占苏联整个经济的3%—4%。［6］45伴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灰色经济呈爆炸式增长。根据内务部的统计资料，1990—1991年灰色经济约占10% —11% ，1993 年占 27% ，1994 年占 39% ，1995 年占 45% ，1996 年达到 46% ，占国内总产值的近一半，腐败规模相应扩大。苏联时期的 “第二经济”即灰色经济与当代俄罗斯灰色经济的联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历史传承性是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问题。

　　苏联解体引发的变化触及普通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腐败现象增多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包括： 向新经济制度的转型过快、法律基础和法律文化的强化作用缺失。［7］47 －48这是否意味着改革之初俄罗斯社会注定面临腐败激增的局面呢？ 研究俄罗斯腐败问题的学者 А． С． 贝斯特罗娃和М． В． 西尔韦斯特罗斯指出：“毋庸置疑，明确我国正在进行的转型过程的实质对于理解当代俄罗斯的腐败意义重大。”［8］45由此产生一个问题：腐败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规范与成文及不成文法律被打破、国家监督受到削弱、旧传统道德沦丧的必然结果？

　　腐败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腐败的本质、产生的原因及后果、反腐败措施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尽管学者们对这一问题兴趣浓厚，但由于腐败现象具有多角度性，其产生的文化与经济动机错综复杂，因此迄今为止该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一项复杂的方法论任务。［9］653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20世纪 90 年代初以前对苏联的腐败问题难以开展科学的研究。苏联时期，当局否认 “腐败”一词适用于现实生活，这个术语本身到 80 年代末才出现在有关文献中。当时称之为“贿赂”、“滥用公职”、“窃取人民的财产”、“纵容犯罪”等。腐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苏联体制下不存在腐败，因为十月革命消灭了贿赂——剥削社会的社会现象——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因此，尽管研究兴趣强烈，但苏联文献对苏联腐败问题的研究相对较晚。

　　目前，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不同研究领域，阐述苏联时期腐败问题的历史文献增长迅速。不久前，研究人员提出了制度原因导致贿赂肆虐的观点。［10］61И.М.克利亚姆金、А.А． 奥列伊尼克、В.В.拉达耶夫、Л.М.季莫费耶夫等人的研究证明，同灰色经济、灰色政治、灰色法律等一样，俄罗斯的腐败现象在苏联时期就已经成为 “灰色现实”。例如，Л.М.季莫费耶夫写道，20 世纪70 年代末和80 年代的许多外国出版物都谈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灰色经济猖獗的情况。当时，灰色经济被视为苏联体制诞生之初就普遍存在的现象［10］63，正是苏联经济的存在注定了灰色经济的出现。后者作为一种独特的行为标准产生于苏联时期，某种意义上保证了人们更容易接受的生活水平。研究人员试图弄清“新腐败”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及俄罗斯腐败的特点。他们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 如果贿赂，首先是日常贿赂长期存在，那么20世纪90 年代到21 世纪初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对其产生了哪些影响？ 是否应该承认贿赂是苏联时期及苏联经济制度残余的一部分？或者在新的条件下它具备了另外一种性质，受到完全不同因素的制约？ 抑或 “野蛮的资本主义”彻底埋葬了苏联的遗产？ 是否存在能够解释当前腐败盛行的经济或者文化继承性？ 如果存在某种继承性，那么其作用如何？

　　二、俄罗斯社会的贿赂与腐败

　　苏联时期严格规定行贿、受贿、介绍贿赂和教唆贿赂的责任。建国之初，苏维埃政权曾尝试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包括处以极刑同贿赂行为作斗争。1918 年5 月8 日人民委员会颁布 《行贿罪》法令，这是苏维埃俄国的第一部法律。该法令规定，对行贿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 剥夺5 年以上人身自由，同时处以相同期限的强制劳动) ，试图行贿或者受贿等同于犯罪。此外，如果行贿者属于有产阶级而且竭力保留自己的特权，那么他将被处以“最严厉、最艰苦的强制劳动”并没收全部财产。行贿被视为反革命活动，1922 年刑法典规定该罪应处枪决。尽管如此，苏联政权仍然没能避免自己阵营内的贿赂犯罪。应当指出的是，如果当时大规模追究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责任，此类案件数量会显著攀升。但这是罕见的例外，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显而易见，腐败问题不仅涉及高级官员，高层腐败仅仅反映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从60 年代末开始，腐败规模逐渐扩大。［11］280 －281正式限制私有制会刺激灰色市场的形成以及与其存在联系的腐败的滋生。Л.М.季莫费耶夫经过论证指出，人们明显低估了苏联灰色市场的规模。一般认为，短缺经济是苏联时期腐败大范围扩散的第二个原因。正如科尔纳伊指出的那样，物质短缺自动形成了黑色市场和灰色市场，这些市场职能的发挥得到了腐败势力的支持和保护。［12］454还有一个原因是国营企业员工习以为常的实践—— “干私活”、“挣外快”。［13］154类似的违法行为久禁不绝。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份报告，商业人员处在收取其贿赂、紧俏商品和食品的苏联党和司法侦查机关的保护下。已解密的文件表明，腐败不仅渗透到党的基层组织、司法机构和警察局，而且牵涉到人民委员部的高层领导。贿赂与私人关系交织复杂。”［13］226可以确认，苏联的基层腐败程度很高。正是在那个时期基层腐败发展成为普遍的社会实践，因为贿赂是解决日常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形形色色的贿赂逐渐演绎为一种特殊的规范。苏联时期的基层腐败主要表现为贿赂、任人唯亲( 徇私情为亲属或者亲信安排肥缺) 、非法分配或者再分配社会资源、以牟取私利为目的非法开采社会资源、敲诈勒索、走后门等。目前日常腐败涉及普通公民生活中必须与国家打交道的所有领域。表 1 列举了21 世纪初俄罗斯主要的日常腐败现象及其发展趋势。从中可以看出，21 世纪初主要的日常腐败领域包括医疗服务、高等教育、汽车行使监督和公用事业管理机构。这一时期，医疗服务在整个日常腐败市场中的份额下降了14%，高等教育领域腐败的份额上升了 6%，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机关涉腐份额大幅减少 ( 下降 11%) ，与征兵有关的腐败份额增幅较大 ( 达12% ) ，与办理及取得房屋产权有关的支出增加近 1 倍 ( 从 6% 增加到 11% ) 。这些数据表明，日常腐败的形势不是静态的，这个特殊市场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会发生变化。当前人们仍然会遇到类似问题。但是以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否适用？

　　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此类现象具有社会实践传承性吗？ 苏联时期的生活准则是否影响到改革及经济转型后俄罗斯迅速增长的日常腐败水平？这些问题极其复杂。Г.А.萨拉托夫指出，转型期的特点是传统与文化定式混杂，资本转换彻底放开。结果，部分官员将自己的职位视为市场的延续，而将民主解释为正常市场向腐败服务市场的自由转变。［7］64Л.М.季莫费耶夫写道：“灰色关系曾经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当整个体制被彻底取消以后，灰色领域作为其最富生命力的制度性核心仍然是最稳固的。”［10］83 －84［3］

　　三、研究俄罗斯腐败现象的方法论视角

　　在社会学方法框架内，研究人员提出了关于腐败的若干理论和分类方法。适应战略就是很好的例子。［14］37简言之，该战略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公民借助贿赂补偿国家调节的不足。在适应战略框架下，贿赂被视为对服务短缺或者应该提供的服务质量低劣的补偿。这种情况下，贿赂成为克服人为设置的障碍的手段。腐败行为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逃避战略。［14］43贿赂此时成为逃避由于可能触犯法律而受到的处罚或者某些责任的独特支付方式。按照社会学理论，苏联时期的贿赂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部分研究人员指出，离开某些一定程度上与法律相抵触、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行为，苏联经济根本无法运行。［15］65由此我们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当前这种局面有无其历史根源，能否从中发现苏联时期社会规范和实践演变的痕迹？ 或者可以认为，这些实践已经终结。

　　以上问题与非正式经济的社会视角联系紧密。政治、经济改革意味着取消诸多以前对独立社会行为设置的禁忌和限制，为苏联公民确定新的权利和自由空间。这里谈的是将特殊实践变成稳定的、经常再现的现象。这种现象与不断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系融为一体，进而发展成为一种规范。能否将转型期的代价归咎于过去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相关研究文献已经开始探讨苏联实践的继承性问题。

         А.В.列杰涅娃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写道，俄罗斯社会变革的轨迹不仅仅取决于改革家有意识的努力，而且取决于苏联体制的惯性发展。“新型”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创造性地使“老”办法适应新游戏规则的结果。［16］113 －124由此造成非正式关系渗透到新兴的非国有经济领域，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力。在缺乏合法实施的条件下，这种非正式关系具有犯罪性质。作者认为，只有在仍然实行国家分配制度的领域，即通常在国有经济部门，依旧盛行“走后门”。这是其重要结论之一。非正式联系在金钱不作为交换工具的领域发挥作用：在社会等级的最高层，金钱不直接发挥作用，但仍存在腐败、任人唯亲、利用私人关系等现象； 或者在社会最底层，私人关系是生存战略的一部分。这些“靠关系”的形式不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在其他国家或多或少都普遍存在。А.В.列杰涅娃指出，在苏联社会，通过广泛的私人关系网络，“走后门”成为商品和服务交换的非正式手段。按照官方的宣传，“走后门”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但是在实践中它却是俄罗斯民众每天维系生存不可替代的元素。А.В.列杰涅娃通过对“‘走后门’能否转型为市场经济，它对市场经济有何影响”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这一不正之风是历史的产物，当代只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能完全理解这个术语的真正意义。但她同时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运行包括“不成文的规则”，这些规则或许是苏联时期 “走后门”现象的延续。

　　作者的一个观点耐人寻味。她认为，苏联时期的许多非正式关系发展成为体制的特殊职能，非正式关系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作者特别指出， “走后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走后门”或许腐蚀了苏联制度，但同时它缓和了严峻的经济条件，使人们得以克服苏联复杂的官僚主义。“走后门”是生存战略的一种手段，但它不是商业行为，而且与政治无关。在新制度下，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这种现象，而且与新秩序成为一体，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商业行为规则。安德烈·什利亚菲尔和罗伯特·维什尼对后一个结论持赞成立场。［17］599 －617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研究了贿赂关系的构建以及腐败对经济活力的影响问题。他们写道，在苏俄向国家官员行贿的人深信以后他将不会再面对额外的勒索行径。而在实行其他经济制度的国家，人们通常无需贿赂就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各类服务。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官僚机构臃肿，办事拖拉，人们在享有国家服务时不得不支付额外的费用，而且一次行贿并不能保证以后不再需要打点。［17］600向俄罗斯公司投资，外国投资者需要经常向所有外资管理机构支付费用。［17］611作者认为，随着苏联体制的瓦解，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情况。政府官员、地方政权机关官员、各部官员等都开始大肆收受贿赂，导致贪污贿赂大幅上升，尽管贪腐资金的流向可能与苏联时期有所不同。在后苏联社会，垄断模式逐渐向取消调控模式过渡。

　　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一定像俄罗斯那样必然对社会的腐败水平产生影响。部分学者对保加利亚、乌克兰、斯洛伐克、捷克的基层腐败问题进行了集体性研究。［9］653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普通民众与低级国家职员之间在医疗、社会服务、教育、住房公用事业领域以及海关、护法机构、地方当局活动中的相互关系。学者们尤为感兴趣的问题包括人们是否认为行贿和拉关系是个问题；如果是，那么谁应当对此承担责任：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初步的看法认为，国家机关的腐败会降低经济效率，违反这些国家刚刚建立起来的公民社会的法律，从而造成社会关系的紧张，因为平等原则是民主的基础。同时，国家部门的腐败意味着恣意妄为和丧失公正。该项研究表明，大多数接受问卷调查的人确信，私人关系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在乌克兰，人们比苏联时期更倾向于通过私人交情办事。应当指出，在必须同官员打交道时，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动用私人关系。А.В. 列杰涅娃的观点“贿赂比苏联时期更为普遍”由此得到验证。此外，贿赂的形式发生变化。苏联体制下，贿赂更多的是比金钱更珍贵的物品。市场改革并没有消灭非正式支付，只不过基本上以货币形式为主。研究人员指出了改革初期这些国家形势变化的总体趋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腐败现象趋于减少。学者们希望，日常生活中的贿赂将很快被鲜花所取代。

　　【结 论】

　　从历史编撰学和方法论视角，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腐败呈上升趋势与苏联时期实践的关系问题，能得出哪些结论呢？

　　目前，关于苏联时期贿赂和非正式支付实践的影响存在几种假设：

　　1)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后的腐败与苏联时期的腐败实践已经大相径庭。

　　2) 苏联政权末期迅猛发展的日常腐败为其他形式腐败的存在创造了适宜环境，成为 “垂直腐败”的基础。3) 在激进变革条件下，非正式支付有助于社会适应新变化，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特殊社会契约的组成部分。当局对未经批准的经营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苏联时期一样履行政府职能，贿赂则成为保护人身权利的独特工具。

　　4) 贿赂完全受经济因素决定，因此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只有苏联传承性影响大、市场关系尚未渗透进来的地方存在贿赂 ( 例如国家机关) 。

　　5) 从苏联时代起，贿赂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成为俄罗斯社会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目前支持任何一种说法的论据都不充分，因为大多数研究只是单纯依靠理论架构，缺乏事实。因此，Л.М.季莫费耶夫指出：“或许应该以长期缺乏信息来解释某些结论和观点的片面性。苏联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灰色经济关系的理论判断正是基于这些结论和观点 ( 现在仍然如此) 。”［10］91研究人员面临的任务是研究社会实践、揭示腐败交易的机制、衡量腐败水平及其结构、分析促进腐败滋生的因素。通过分析权力机构职能的发挥、研究经济和犯罪统计数据、剖析具体的刑事案件、解读媒体的报道，能够解决上述这些任务。分析公民的行为及动机同样也很有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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