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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 1958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十年。这十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新中国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步入国际社会，加入到东西方“冷战”之中，不但参与了朝鲜战争，还经受了两次“台海危机”，不可谓不轰轰烈烈；另一方面，国内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统一了国民政府所不曾实际控制的广袤领土，加强了四至六亿多人口的国民意识，巩固了政权，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藉助国际法的主权概念，利用民众长期饱受外国侵略掠夺之苦的心理和日益升温的国际“冷战”形势，塑造了美英( 尤其是美国) 帝国主义外部敌人，从而整合了新的认同共同体，重塑了国家认同和社会结构，使得一个个“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历史学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的研究，不可谓之少。但是都缺乏从国民意识的角度加以分析，对普通民众的研究更加乏善可陈。本文拟从国际法观念和现代化的角度，通过对新中国“主权”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效果的分析，论述普通民众确立国民意识的过程。

　　一、主权概念

　　国际法上的主权( Sovereignty) 概念是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相互交往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由1577 年布丹( Jean Bodin) 首次引入该词到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Peace Treaties of Westphalia)签订以来，逐步成为近代国际法的基础。一般来说，主权概念指一个国家独立于其他国家之外，且于法律上不受其他国家影响，对其领土和人民有着至高和排他的管辖权。但随着历史的车轮不断推进，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法的发展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兴起，关于国家主权可分性的讨论也日趋激烈。以往从国内法观点表现出来的主权，无论从法理还是实际上，都某种程度地与作为更高法律秩序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相冲突。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国际法的进步、国际和平的维持，以及随之而来的独立民族国家的维持，从长远来看，是以各国交出一部分主权为条件的”。〔1〕

　　中国最早出现的主权概念，体现在1898 年由强国会提出的“国权”一词。“主权”也一直存在于反对殖民主义的话语中，二战后中国共产党在机关报纸上使用“主权”一词即是如此。1947 年元旦发行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荷兰占领当局“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主权”问题。〔2〕这是从外国承认政权合法性和“领土”范围的角度来使用“主权”概念的。但同一报纸五天后再次出现“主权”一词时，却是从国内法之最高性的角度来阐释的；李维汉发表的《人民无权独夫卖国———蒋记伪宪的真面目》一文，以“主权在民，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人民为国家之主人”和“出卖国家主权”来诘问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行宪”的合法性。〔3〕“主权在民”是从社会契约的角度解释宪法合法性的来源，而“出卖主权”则在肯定主权可分性的前提下，攻击蒋政权的非法性，这在一年后的一篇时政评论中表达得更加清楚。1948 年辽沈战役打响之前，中共批评国民党与美国签订的《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议》中允许“美国在中国可以建立专门教育机关”的条款，实际上是“把中国的教育及文化主权送给了美国”。〔4〕建国后的1950 年12月16 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首次发言质问美国代表时，也使用了相同的表述：“你们忘记了中国现在是人民当权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主权不是你们的几文臭钱所能收买的，你们能够收买的只可能是像蒋介石当权的旧中国的主权。”〔5〕

        综上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主权”概念还缺乏统一的表述口径，往往倾向于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通过反殖反帝的语境来建构主权不可侮辱的革命话语。

　　“主权”宣传和“新中国”认同的建立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典型的话语结构为：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 蒋介石反动卖国集团) 的统治下备受奴役和压迫，主权沦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新中国成立了，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推翻了反动统治，当家作了主人，不再允许帝国主义对我们(中国)神圣主权的践踏和干涉，中国共产党必将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通过对“新”、“旧”两方面形象进行生动的对比，用“官僚”、“压迫”、“水深火热”来刺激民众的苦难回忆，用“帝国主义”、“奴役”、“践踏”来塑造人们的仇恨意识，用“伟大”、“站起来”、“当家做主”来唤醒作为中国国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二、领土问题

　　1949 年冬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发出第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呼喊后不久，北京新华书店的柜面上摆上了《新华月报》的第一期，火红的封面厚厚的一大本，仅售20 －25元人民币。作为华北第一机关刊物的《新华月报》，影响力很大。翻开一看，其中多是新华社的时评和社论，颇具鼓动性，而最有代表性的要属下面一段文字：

　　现在事实显示，美帝正在加紧进行吞并我中国领土的台湾省的阴谋活动，妄图使台湾公开地变成美帝的殖民地，变成美帝的“远东的夏威夷”，作为继续侵略我中国大陆的战争基地！

　　……［美国］借口所谓“在对日和约签订前台湾仍是日本领土”以侵占台湾……开罗宣言公布“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波茨坦协议公告“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岛、北海道、九州岛、四国及吾人所决定的其它小岛之内”。这些就都是国际公认的“法”，是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合法理由”。现在我们必须正告美帝国主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有绝对的权利去解放在反对派残余匪帮罪恶统治下被压榨、被迫害的台湾同胞……

　　我们知道，领土是一国行使主权的地理空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对“领土”的占有和保护，是作为新生而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别于以往的重要标志，也是执政党合法性的体现。台湾作为领土象征的涵义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早在对国民政府斗争时就注意到“领土”理念的价值，建国后更进一步推广。

　　美国，成为了天然的宣传牺牲品。同一期刊物中推荐的刘大年著《美国侵华简史》一书( 当时正在赶印中) ，其实已先于1949 年8月26日至10月6 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论述了自1840 年至1948 年9月一百年间美国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既然“美帝国主义”妄图窃取我国领土，自然是中国的敌人，政府要与全国人民共讨之。

　　全国人民当然也包括台湾人民。1949 年9月4日《人民日报》头条发表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代表全台六百七十万人民”反对美国并吞台湾阴谋的声明，同样指出“美帝国主义对台湾的侵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最足以表现美帝侵略意图的是美帝已不惜揭开假面具，公开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地位。”新华社进而以主权话语号召国人：今天的中国，不是五十四年的中国了……为了抗议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北万余学生曾举行过雄壮的游行示威，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台湾人民的这种斗争和中国其它各省人民解放斗争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奴役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6〕

　　对于人民公敌美国，早在建国前的1948 年11月20日，东北局就以不交出电台、蔑视军管局为理由软禁了沈阳美国领事馆包括总领事瓦尔德( An-gus I．Ward) 在内的工作人员，使馆内断水断电，瓦尔德及其夫人后来提出的就医要求也未被应允。〔7〕1949年6月19日，新华社宣布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6月24日，毛亲自批示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政府针对新中国的一切活动都带有敌对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0月24日下午3时，瓦尔德被当众逮捕，罪名是殴打领事馆过去一华籍职员。于是，在群众“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呼喊声中，总领事被押上了囚车。该事件达到了宣传教育人民群众的目的，后来也一再被民众视为中国人夺回“主权”的标志。

　　除此之外，领海和领空主权一直是政治宣传的重点。领土概念的外延一般包括领陆( 含国内水) 、领水( 含所属大陆架) 和领空等。领海，区别于公海，是沿岸国主权行使范围，但在当时( 1949、1950 年) 并没有一定的国际规范。一般说来二战后，领海基线以1930 年海牙会议与会国多数同意的随海岸曲折沿最低落潮线划定，而领海宽度为陆上武器所及为限。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对领海的界限较为模糊，划分的随意性也较强。由于领海范围一直不明确，所以中日渔业纠纷经常发生。有些纠纷发生在公海域，而公海捕鱼一般是自由的，争端国之间却没能协商解决。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些冲突一般都以美日帝国主义侵犯我国领海加以宣传报导。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9月16 日，毛指示周恩来：“东北及上海、山东沿海( 渔民发现的) 均继续发现美机或美舰侵袭……每隔十天或半月记录多案抗议一次。”〔8〕领空主权同样也是抗议的重点。1950 年8月27日，周恩来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Dean Acheson) ，严重抗议美国军用飞机侵入中国领空并沿鸭绿江右岸射杀中国人民，称死3人，伤21人，机车数辆，要求惩办肇事美国空军并赔偿一切损失。

　　同时，国内开始有组织地宣传抗美。1950年8月28 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座谈会，表示“绝不容许美帝的猪嘴巴伸进我们神圣的国土一分一厘”。会上，妇女代表李凤莲发言：“我们艰苦地用牺牲、用血汗换来了新中国。美帝国想侵占新中国的一点土地都是做梦”； 而15岁的工人朱文远回忆说：“去年我在沈阳，美国前领事瓦尔德殴打我们工人兄弟，全矿工人都抗议这种暴行，并把他驱出了中国，因为中国工人阶级今天站起来了。今天美帝又来侵犯我们的主权，我们绝不允许。”〔9〕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领土主权与国民意识之间的联系。

　　三、抗美援朝

　　1950 年6月25 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5、2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向全国人民通报了美国扶植李承晚精心炮制向北朝鲜进攻的内战和朝鲜共和国军队转入反攻的消息，同时加发了对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战争贩子”杜勒斯(John F．Dulles) 一周前在南朝鲜活动的评论，指出美国发动战争旨在“变朝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殖民地”。〔10〕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 Henry S．Truman) 下令第七舰队驶向台湾。6月29日起，中国官方媒体开始高调谴美，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和朝鲜。《人民日报》上陆续报道了各社会团体，如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民主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党的政策，各野战军指战员也纷纷下决心书要“充分准备打败美帝侵略阴谋”，还有各族各界人民以及美、英、法各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朝鲜的呼声，营造出一个美帝失道寡助的印象。7 月13 日，金日成的广播演说稿被刊登在《人民日报》版首醒目的位置：
　　“我们决不能饶恕美帝国主义者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犯下滔天罪行，不能饶恕他们野蛮地轰炸我们的和平城市和农村，屠杀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天真烂漫的儿童。”与此同时，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对于主流媒体的宣传，民众中也有不同看法。南京市有市民反映：

　　“美国人这样有钱还会吃败仗？”“朝鲜胜利是不是有苏联的帮助？”也有人说：“朝鲜离咱几千里，他打他的，管咱什么事。”“为什么苏联还不出兵？”〔11〕北京市民认为，“美国目前还不愿得罪中国，如果中国不动，美国可能放松台湾并让我们进联合国。”〔12〕

　　针对这些思想，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明确要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即所谓的“三视”教育) ，各地应立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一般来说，政治宣传主要以党团组织为依托，通过建立党团宣传员、报告员制度，利用工会、农会、妇联、学联、文联等社会团体，普遍发动和培养各种积极分子，使宣传达于各机关、团体和居民组织，用可以想见的一切方式进行宣传动员。

　　以北京市委为例，首先以市总工会名义举行动员大会，其次以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领头，各文艺团体创作多种形式的形象化宣传工具，例如张贴标语，创作漫画、戏剧、曲艺、说书、鼓词、幻灯、墙报、黑板报、简报、连环画，进行文艺演出、图片展览等。北京市的所有公共场所如名胜古迹、公园、图书馆、博物馆、车站、影院、剧场、文化宫、菜市、工厂、学校、商店、茶馆、酒楼等都开始大量、普遍而又有组织地进行宣传。协和医院组织的图片展，展示了“美帝国主义分子”用中国人做实验、把精神病患者用X 光照死及给中国人注射抽风针等大量照片〔13〕，以塑造“血淋淋”的仇美思想。妇联则通过组织学习小组、夜校进行宣传。全市各级党组织及时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阅读新华社有关美国在朝鲜犯下罪行的最新报道，发动群众小组会、控诉会，回忆解放前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罪行，当然回忆和控诉的主题包括日本侵华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各种社会不公的现象，并将其与现今美帝的侵略联系起来。北京电信管理局在教育中开展的回忆对比活动，“收效很大”，10 个基层组织中的267 个小组有243 个进行了回忆和控诉，8 个基层组织召开了15 次控诉大会，并统计了大家的苦难“回忆”：在“旧社会”受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统治阶级打骂的有952 人、受非刑的34 人、被捕入狱27人、残废2人、死亡2 人。〔14〕北京市总工会总结道：

　　诉苦是展开群众性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时事学习到一定程度，职工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有了初步认识，可用诉苦方式……树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但需事先很好进行酝酿，充分准备。诉苦开始时，一般诉日本帝国主义，地主与国民党的多，诉别人的多，诉自己的少，逐渐的联系到自己和帝国主义。最后工人就提出：

　　“黄狗黑狗都是狗，这些狗都是咬人的”。经过了诉苦，一般职工中崇美思想均得到肃清……诉苦会结束时，领导上总结苦的来源，指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在抗美援朝中应起的作用，这样才能化悲愤为力量。〔15〕

　　另外，工会还采用大报告结合小组讨论、建立报告宣传员、读报讨论、制作黑板报、收听广播、放映电影等形式( 后两种限有条件的地方) ，加强工人受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1950 年 11 月开始，运动向知识分子、学生、农民扩展，市农会、市学联、市教育工作者工会、市民主青联筹委会等组织发展并扩大宣传范围。首先要保证主流媒体对知识界的控制。北京电台利用新闻、广播大会、时事讲座、名人演讲和文艺节目等形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仅从
1950 年 11 月至1951 年 3 月，组织播出抗美援朝时事讲座 49 场，邀请陈翰伯、老舍、李伯钊、范长江、赵树理、梅兰芳等社会名流向听众演讲 21 次，请音乐家教唱抗美援朝歌曲 6 首，并组织文工团演出。〔16〕1950 年12月，由燕京大学教职员召开座谈会，讨论“美国之音”的危害性，并致函政务院，建议取缔收听。随后北京各高校开展了揭露批判“美国之音”欺骗宣传的活动，说“美国之音”是美帝国主义鼓动战争的喇叭筒。〔17〕

　　其次，全市大中学校师生按照通知规定深入农村宣传抗美援朝。据统计，从1950 年10 月至1951年 5 月 1 日，大、中学生先后出动 4 万余人次，创作2300 多件文艺作品，全市 90% 的学生和 400 位教授、1600 多名教职员工参加了宣传。〔18〕他们足迹遍布京郊村镇，广泛召集群众大会，帮助农民订立爱国公约，并实行有效的宣传责任制，积极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每一个大学生宣传 20 个人”〔19〕的任务。以区村干部与学生、工人相结合，一起组成宣传队。这样做的优点在于： 一方面了解当地情况，善于接近和组织群众；一方面了解时事，掌握各种宣传方式。宣传的重点和难点是：

　　“启发农民回忆控诉日蒋统治时切身经历过的灾祸，与今天的好日子相对比，激发农民仇恨日蒋，引导到仇美”。〔20〕因为农民普遍对美国没什么印象，多认为“仇美不如仇日”。于是有的宣传队就把日本的“三光政策”引申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也实行“新三光政策”，使农民意识到“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21〕当宣传美国武装日本时，说“美国是日本鬼子的后台老板，现在又在摆弄小日本想回来欺侮咱”，并结合生动的表演，例如农民听不懂什么叫“武装”，于是就“演出美国兵把战刀交给日本兵，老乡一看就明白了”。〔22〕刚开始组织控诉的时候，一些农民有顾虑，认为“苦日子过去了，甭再提它”，“诉了又有什么劲，反被别人笑话”，“自己的命不好，没啥说的”。经过教育之后，农民纷纷表示：

　　“一个人的苦，苦在心里，大家恨就拧成一股劲”，“不见伤，不掉泪；不掉泪，不狠心”，“说给毛主席听，会给咱作主”。〔23〕这样，广大农民的情绪就给调动起来了，每一个农民都可以将自己的生活同国家主权密切联系起来。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指示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以下运动：

　　订立爱国公约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签名投票运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宗教三自革新运动等。尤其是捐献运动，使得每个人与国家息息相关。全国各地以先下达捐献任务，再动员群众提捐献目标的方式，形成人人争为国家捐款的良好气氛。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减少消费，来支援前线。例如西安市教委提出半年内捐献“西安市教师号”战斗机一架，为此平均每人每月须捐出约两袋面粉，约为中、小学教师薪金的 1/3；尚有“农民捐出土地改革中分得的牛”，“不少学生降低伙食，上街卖冰棍，卖扇子，甚至卖血”，〔24〕“学生把早点、糖果费节省下来，捐献武器。”〔25〕河南农村“在捐献中有严重的摊派现象”，洧川、陈留等县每人平均摊派捐献款8000 至1 万元，“有人不愿捐献时，便扣上‘不爱国’的帽子”。〔26〕在宣传上，以“多救活一些志愿军”“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牺牲、受伤而无动于衷”为口号来号召捐款。〔27〕据统计，截至1952 年 5月，全国民众共捐献了相当于 3710 架战斗机价值的钱款，即人民币( 旧币) 55650 亿 6230 多万元，其中绝大部分地区是超额完成捐献计划的。〔28〕这些运动铺天盖地，环环相扣，使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被纳入到运动体系中来，政治成为国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四、“生化危机”

　　1952 年 3 月 8 日，周恩来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领空，并发表声明：美国侵略者自1952 年1月28日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之后，复自 2 月 29 日起至 3月 5 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 68 批，448 架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并对临江、长甸河口地区进行轰炸扫射。

　　由 50 名中国学者组成的调查团旋即产生，3月15 日由北京出发赴东北，于4 月3 日发表《关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撒布细菌战罪行报告书》，认定美帝国主义利用飞机、炮弹及其他方法撒布大量有细菌的昆虫及其他毒物，检验结果已经肯定有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等致病细菌，同时指出：

　　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原子武器一样，是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武器，也是为国际公约所绝对禁止的武器，但美国杀人犯在我国东北地区却正使用这种武器进行罪恶的侵略。6 月，新中国政府更动员组织了以英国左派生物胚胎学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为首的 7 人国际调查团，于 8 月底写成长达 700 页、45 万字的“细菌战调查黑皮书”，声明美军确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过细菌武器。

　　有关各级党委立即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教育，采取多种形式让反美爱国运动深入人心：

　　召开群众声讨报告会、开办防疫训练班、派防疫医疗宣传队下乡、印发宣传材料并制作黑板报宣传栏、增派民兵岗哨对空监视、开展防疫捕虫捕鼠运动与爱国卫生运动等。从4 月开始，建立统一有力的防疫组织，逐级成立防疫委员会，抓紧积极分子；统一宣传口径，经防疫委员会制定统一宣传内容，各界分头召开代表座谈会，启发各阶层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把群众反对美国细菌战的愤怒引导到最高潮”；同时发动群众，搞好环境卫生，实行专人负责。〔29〕

　　以鸭绿江边的辽东省( 今辽宁省部分) 宽甸县为例，1952 年 3 月 3 日，县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并责令各区、村均成立防疫委员会，规定各区每天中午向县防疫委员会指挥部报告疫情。3 月10日，发出《加强防疫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区认真检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5 月 11 日，根据省委指示，举办有全县各机关、学校、区、村人员参加的防疫训练班，培养宣传骨干。同时东北局、辽东省委派出医疗组，配合县医务人员 200 多人分赴各区，仅1952 年就进行了 4 次免疫注射，共 7 万人次。另一方面，全县组织大大小小的农民或学生控诉集会，声讨美帝用细菌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8 月2日在宽甸中学有国际调查团参加的一次还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在全国放映。伴随着细菌战宣传到来的，是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和国家基本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宽甸县在春耕时节配合进行的爱国卫生运动，是全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共消除垃圾 2. 3 万车，整修厕所4 万个，积肥 10 万多车，90% 饮水井加盖，被评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模范县，获毛泽东亲笔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锦旗一面。每次宣称美机侵犯领空并投毒之后，即组织抽调人手捕虫捕鼠，700 －7000 人不等，其中农民和学生是主力； 据统计，1952 年 3 月 4 日到 9 月末，全县共捕蚊 1983 斤，捕蝇 1309 斤，捕鼠 381455 只，有效地把反细菌战同国家建设结合在一起。

　　而反细菌战作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其他地区的民众对于细菌战宣传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 南京市很多学生表示： “美机怎么会从日本飞到我国东北和青岛的呢？ 我们的空军为什么不和它打呢？ 恐怕是我们怕他吧！ ”〔30〕天津市民有的传： “( 细菌) 比原子弹还厉害”，“滴滴涕打不死”，“火车天天从东北来，说不定那会儿把细菌带到天津”，“朝鲜气候很冷，为什么苍蝇冻不死呢？”宣传员却不能回答。〔31〕重庆市的老人和妇女表现出恐惧情绪。一些学生说：“美国科学很厉害，不知我们能不能把细菌战制止”。重庆、青岛等地市民有的不敢让孩子外出上学，有人因此患上一定程度的焦虑症。如广西路一个妇女在读报的时候因屋顶落土掉在手背上，一夜未眠，第二天去了医院三四趟；而另一个市民因骑自行车头上碰到一个小东西，神经顿时紧张，感到身体发麻，立即送医院，结果没发现得病。〔32〕长沙市大部分居民感到恐惧，有人觉得细菌丢下来无声无息，害怕美机丢在湖南。〔33〕老家在沈阳的，听说沈阳虫子多，吓得心神不安，怕再回家看不见亲人了。〔34〕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 ( 一) 国人普遍缺乏生物武器知识； ( 二) 主流媒体的报道欠有力的证据； ( 三) 宣传时林林总总。例如重庆市民盟宣传部负责人赵一明觉得新华社的消息只说投菌，缺少对投毒后损害的深入报道。〔35〕凡是同中央宣传不一致而容易引起恐慌的言论都被追究了责任。辽西省有两人因说“细菌毒虫扑灭不了，到一百天以后，人吃不下饭，活不了，只有扶墙而死”而遭逮捕。〔36〕那些被称为“蒋匪旧军官”、“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封建会道门分子”者，以及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者，往往祸从口出。沈阳市原任国民党军情报队长的李善堂因说“这是共产党扩大宣传，叫世界人民都恨老美，别听这个胡扯蛋！”而遭到整治。〔37〕甚至连重庆细菌专家陈文贵、王良等说“反正我们年年要宣传防疫，往年宣传群众不注意，今年籍这个机会宣传倒可一举两得”，也被批评“没有从美帝国主义的毒辣阴险方面来看问题”。〔38〕

　　在这种集体恐慌下，国民必须寻求国家机器的力量来获得保护。传闻锦州市四区铁路第二完小一小学生因发现包子馅里有蚊子而同老师同学一起把卖包子的扭送公安机构。〔39〕细菌战的威胁也转化为抗美的动力。安东市有许多五六十岁的老大娘也要求参加上山扑虫的运动，喊出口号是“扑灭一个毒虫，就等于消灭一个美国鬼子”。〔40〕天津市报道两周即有一千多人报名要上反细菌战前线，有学生表示要组织输血队。〔41〕在内陆重庆，一五二厂、北碚大明纺织厂工人听到美国用细菌杀害中朝人民的事情后，从工资奖金中捐出一部分，掀起大规模捐献运动；

　　四五六厂有 46 名工人自愿到朝鲜去做防疫工作； 渝新纱厂女工们每天看报首先看关于反细菌战的消息；城区居民捐献和签名抗议的非常多，三区居民有的订了防奸防火等公约。〔42〕在外部威胁的影响下，新中国的国民意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五、“台海危机”

　　朝鲜战争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新中国政府首次参与这些国际会议，树立了独立自主的内部形象，增强了全国民众的信心，从而开始回首自己的统一事业。

　　1954 年 7 月，中共中央做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人民日报》也于 7 月 24 日、25 日分别发表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的社论，誓言“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8 月 22 日，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青年团、妇联等联合发表《解放台湾联合宣言》。9 月 3 日，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

　　通过宣言动员，各地对于收复台湾信心十足。厦门市有人说，解放台湾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意指只要毛主席、朱总司令一道命令，台湾就立即解放。上海市工人干部抱有“轻敌”思想，联页印刷厂一位工人说：“我们去攻台湾，台湾内部回应，里应外合，一下子就解放了。”还说：“美帝国主义是知道中国人民的力量的，这次我们去攻打台湾，他们吓也吓跑了。”华东文委甚至还有人提出“蒋贼自己起义怎么办？”杭州工商界普遍认为台湾解放后税收就可以减轻，有机关干部打算要求调到台湾去工作，还有的认为解放台湾后就要收复香港了，仿佛大中华的统一指日可待。〔43〕

　　此时国民党飞机、军舰连续轰炸了福建省晋江、南安沿海一带，更增加了民众的仇恨。晋江县围头、梅港、永宁、杨溪等乡及南安县成功乡等地村民自早晨起带饭躲到附近小山里，直到天黑才回家。晋江县深沪港、后山村2100 多人中有 200 多人搬离；第三中学、南侨中学等已基本停课，学生卷起铺盖回家了。“目前沿海地区在白天除持枪的干部与基干民兵和解放军外，很难找到人，这里已充满着战争气氛”。〔44〕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对政府的依赖加强了。

　　12 月 3 日在大陆的连续炮击下，美台正式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一定程度上使美国获得了在台湾地区“合法”驻军的权利，也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暂时放弃对台湾的攻势。可是政治宣传丝毫没有放松。全国各地号召反美蒋条约，要表“决心”，有些地方宣传不好的还要重来。例如江苏南通市中、小型厂和店员方面仅动员一次，市委宣传部要求各单位重新进行补课。另外在宣传中要求密切联系实际，以搞好生产的行动支持解放台湾。〔45〕北京还举办了“美国空投特务罪证展览会”，教育民众“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仍然要时刻警惕特务破坏。〔46〕另外，组织与台湾有关系的人给在台的亲友写信，做政治工作，动员回大陆，但受到置疑，收效不大。〔47〕与此同时，1955 年 1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更有效地镇压敌人和保护人民”的社论，宣布新出台的《逮捕拘留条例》，表明公安机关有权在嫌疑人犯罪之前将其逮捕。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五反”运动和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1958 年 7 月，伊拉克革命爆发，美国出兵黎巴嫩加以干涉。新中国开动全国舆论机器进行谴责，全国上下开展广泛的仇美反美运动，把备战和生产结合起来。黑龙江省委决定当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争取粮食总产量超过一千万吨( 二百亿斤) ；更加加快速度大搞钢铁，特别是多搞小型，少要或不要国家投资； 拿敌人破坏活动作活的教材，布置全省开展反美仇美运动，决定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方法( 报导时不提这点) 进行新旧帐一起算的办法，对帝国主义大控诉”。〔48〕福州人民在看到《人民日报》发表“蒋介石集团休要妄想”社论后，立即开始备战。广大干部、群众被组织起来连夜抢挖防空壕，许多机关、学校、剧团还组织上街进行广泛的形势宣传。〔49〕厦门鼓浪屿民众在举行声讨美英侵略中东大会和深入进行反帝教育后，有组织地带着锄头铁镐，趁势毁掉了原美国厦门领事馆门上的铁鹰、原英国领事馆门前的石狮，同时平毁了洋墓口、内厝澳等地所有的外国人坟墓(共约 500 多座，多数是英人墓，此外还有美、德、丹麦及少数外籍华人的坟墓) ，并当场挖开几具棺材。在挖掉石狮时，奏了国歌，升了国旗，并查封了英领馆。〔50〕在各种运动和仪式中，国家认同增强了。

　　8 月，毛泽东提出“绞索”理论，再次炮轰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驻广州部队经过鼓动之后，士气高涨，主张趁热打铁解放金、马、台湾。排长高海银说：“解放台湾好处很多，早打完了好放心建设，不用再提心吊胆的防空备战了。”有个副营长，要求上级在解放台湾问题上也来个大跃进。广东各沿海城市由党委书记亲自指挥备战工作，其中以广州、汕头、湛江、海口等四个城市为重点，都根据一般轰炸和原子轰炸制定了防空工作方案，汕头市在 24 小时内就可以将 14 万人疏散到附近乡村，剩下十万人隐蔽于市内防空设备里。〔51〕10 月，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台海危机”暂时消除。

　　新中国国民与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同步完成的。中国共产党较之国民党有着更加完备而且成功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通过对于国际法中主权观念的利用、塑造出敌对的“他者”形象，促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人们越发强烈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建国的初十年，是中国与世界若即若离的十年，也是每一个“崭新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国家主权相联系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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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