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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刊《新左翼评论》第65期（2010年9——10月号）发表了黄亚生的文章《中国之路的政治》，该文就乔尔·安德里亚斯对其著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的评论进行了回应，黄认为安德里亚斯和他之间的分歧主要不在于事实和数据，而在于对事实数据的分析理解。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据我所知，乔尔·安德里亚斯发表于《新左翼评论》的对我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的评论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详尽的。其他绝大多数评论，尤其是那些发表在金融媒体上的评论，往往只是摘取该书的些许内容，突出其与目前经济衰退的关系才是他们的用意所在。安德里亚斯则重点关注中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政策的差异，这也是我写作此书的初衷。因此，我非常感谢他的评论。

　　安德里亚斯与我意见相左之处主要不在于我在书中提供的事实数据，而在于对问题的分析框架。按他所说，我近乎本能地倾向于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解释，而他更倾向于来自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解释。首先，请允许我指出，安德里亚斯对上世纪80、90年代的基本看法与我相似，即，我们都偏向于前一个十年。.我敢说仅仅基于这一点，我们两人就与90%的中国问题专家截然不同。因此，尽管安德里亚斯对我的书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我们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仍然形成了共识。

　　虽然我们对于大部分事实性问题都没有争议，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并非繁琐的细枝末节，而是评判关于中国改革的两种矛盾观点的要害所在。安德里亚斯认为对农村医疗健康和教育系统的真正破坏发生于80年代前期，并批评我“巧妙地忽略”那段时期的重要损害事实。这个评论既不公正，也不符合事实。首先，我并没有“忽略”这个问题，事实上，我给出了针对安德里亚斯的批评的客观事实。其次，我引用了其他学者的数据和研究，指出造成80年代前期农村初等教育系统退学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的机会成本日渐增加。得益于农村改革，农村家庭的预期收入显著提高，相应地，父母开始让孩子退学进入劳动力市场以获取更高的报酬。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这一现象并未持续很久，到80年代中期，入学率已基本恢复到改革前的水平。

　　在这一点上，80年代和90年代有着显著的差异。在80年代，农村教育中的退学现象是自发性的，是对经济中不断增加的发展机会的有效反应。而到了90年代，我在书中提供的详细数据表明，中国政府显著地提高了对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收费，使得农村家庭无法负担孩子上学的成本，因此导致了退学。对比那些由于找到了更好的赚钱机会而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退学的学生（想想比尔·盖茨这样著名的大学退学生），和那些由于无法负担学费而退学的学生，通常读者们都会像我在书中那样，认为后一种情形的问题比前一种要严重得多。但显然安德里亚斯并没有这么认为。

　　时间匹配

　　另外一个“似乎”较次要的细节是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衰退的时间点匹配。安德里亚斯质疑我提出的观点：农村经济的衰退源自1989年之后一群新的、来自城市的领导人的掌权。他指出农村经济的衰退并非始于1989年，而大约是在90年代中期。他的观点是，农村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衰退，与1996年粮食价格的下跌和9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有关。我用“似乎”一词，因为时间点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一系列事件时间点的吻合确实与安德里亚斯的观点相符，看起来农村经济的衰退不是由于政府决策对城市的偏向，而是诸如乡镇企业私有化之类的资本主义实践造成的。

　　然而事实本身与安德里亚斯的观点并不一致。虽然他的解释可能与传统观点相符，即乡镇企业大多由当地政府经营，但这个传统观点却与事实相悖。用这些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来指责《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尤其不合情理。据我所知，《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最早用细致的书面证据来研究乡镇企业所有权起源的著作之一，指出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私营经济现象，这也是我引以为豪的贡献。在所有乡镇企业中，国有乡镇企业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把整个乡镇企业的衰落归结于一小部分国有乡镇企业的私有化显然有悖于常理。

　　安德里亚斯认为，国有乡镇企业雇用的劳动力所占比例更大，整个国家平均来看确实如此。但是整个国家平均值的意义不比落后省份的具体情况更为重要。毕竟，落后省份最需要发展。在这些落后省份地区，私有的乡镇企业也更为重要。此外，乡镇企业的衰退发生在所有乡镇企业中，而不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另一个事实细节更具决定性，90年代后期私有化的国营乡镇企业当时都出现了销售额显著下降的情形，政府对它们进行私有化正是出于它们自身经营不善的考虑。.从这个角度来看，声称是私有化本身导致经营状况差的说法更无以立足。拿私有化来解释国有乡镇企业的衰落，更不用说是解释那些本来就是私有的乡镇企业，还不如用化疗来解释癌症晚期患者的死亡更有说服力。

　　在此基础上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1989年政治变迁和9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衰退之间的时间错位。其实只要挖掘一下我在书中给出的事实和数据，这一问题就很容易回答。我承认这一问题相当专业，所以一般读者很难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令我不解的是，像安德里亚斯这样对细节备加关注的学者，却没有注意到我在书中对此的解释。我在书中记载了1989年以来的两个新变化。一是与当年的政策变化直接相关，主要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例如控制信贷增长。由于某些原因，这些政策对农村收入立即产生了巨大影响（超过对城镇收入的影响，虽然对后者的影响同样存在）。另一项则更具长期性，即中国农村金融政策的倒退。我在阅读大量银行档案文件的基础上得出了这种金融倒退大约发生在1993年至1994年间。一位与这次大规模的农村中小型非正式信贷的控制政策直接相关的政治人物是朱镕基，他时任副总理并于1998——2003升为总理。这段农村金融衰退的时期正是由他掌管金融政策，1993年，朱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存在时间的错位。

　　城市偏向

　　关于我和安德里亚斯的观点之间的根本差异，他认为90年代政策的城市偏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必然结果，与此不同，我认为这是由于政策重心的半外生性的变化，与高层政治有关，而与资本主义发展无关。关于这点的理解，见仁见智，我提出了一种观点，而安德里亚斯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这再正常不过了。很多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术争论都包含不同观点之间的“赛跑”，最终看哪个观点跑在了前头。我的书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这一传统观点在中国学者中非常流行，即中国的改革可以很贴切地被描述为一个渐进的、不断深化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虽然在规范层面上，安德里亚斯似乎同意我的观点，认为90年代体现了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但从实证的角度上，他和渐进主义者同营，认为改革进一步深化了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不同之处在于，当渐进主义者为这个发展过程欢呼时，他则对此扼腕痛惜。

　　在理想的情况下，验证安德里亚斯和我本人提出的两种矛盾观点的方法是收集数据，并得到一个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指标。然后“赛跑”就变成了分析这个指标与我们共同关注的城市和农村政策偏向的关系。然而，这样做是不现实的，虽然我怀疑《新左翼评论》的读者会不会钟情于这种做法。我在这里提出另一种方法：退一步来考虑安德里亚斯的观点——即城市偏向型政策是大型资本主义的自然产物。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些国家的经济是否受到城市偏向型政策的影响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得知他们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无力的牺牲品时会非常惊讶。众所周知，美国国会每年要在这个国家的农民身上投入数十亿美元补贴，这一点我想对安德里亚斯来说并非新闻。事实上，对玉米种植者的补贴出奇到令人不满，以至于它被指责为美国肥胖率上升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便宜的、受到补贴的玉米是制造众多垃圾食品的原料。

　　同样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要是听说欧洲农民没有权利时将会感到非常震惊，因为目前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欧盟国家不愿意停止对欧盟内富裕的农民提供基于“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的数十亿欧元补贴，这使得穷国的农业产品失去了竞争力。在日本，正是由于农民，这个只占人口极小部分却有着完全不相称政治影响力的群体的政治支持，才维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民党数十年的执政权力。同样也可以通过逻辑推理来得出这样的推论，如果大型资本主义导致了城市偏向型政策，那么我们也可以预计“大型社会主义”自然会形成农村群体结盟。在这一点上史实相当残酷：约瑟夫·斯大林与乌克兰的大饥荒，或者中国的大跃进。

　　安德里亚斯简单地提出一个毫无事实依据的观点，所有可得的经验事实都直接与此相悖。诚然，我并没有直接把他的观点与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相联系，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当一种观点在一般意义上缺乏基本事实的准确性和分析合理性时，那么在特定场合下也不可能正确。我的观点是，90年代初中国的高层政治是导致之后经济发展中城市偏向型政策的根本原因。虽然这个观点在将来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目前安德里亚斯的批评却不能令人信服地推翻它。

　　（译者单位：清华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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