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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现代化经常被用来描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 ,“是源于英国工业革一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的一种社会变迁模式……它存在于一些领先发展的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政治进步之中 , 也存在于后来者的追随于前者的转变进程之中” [1] 。尽管“现代化”这个概念因为其所蕴含的线性思维和霸权内涵而受到很多批评 , 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却已是一项不争的事实。在当前源于科技革命和资本扩张的全球化浪潮中 , 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方式 , 应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形成的压力与挑战。本文认为 , 在这场挑战中 , 后发国家的国家自主性程度 , 是决定其能否顺利走上现代化之路并取得最终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在这里 , 国家不被看作一个抽象的实体 , 而是一个对特定领土和人民具有控制权力的组织。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 现代化的进程完全是在外来的压力下启动的。尽管如此 , 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因素却对现代化的进程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实际上 , 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认为现代化的模式是唯一的 , 相反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选择不同 的道路。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解释了为何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模式是相互区别的。然而 , 尽管在具体的道路和政策上存在着许多的区别 , 但在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过程中 , 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国家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亨廷顿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制度化能力 , 才能有效整合社会的不同力量 , 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的秩序和稳定 [2] 。诺斯则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证了国家既可能导致经济增长 , 也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3], 从而使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也突显出来。从实践方面来看，“东亚模式”与“拉美模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 也表明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负有主导作用。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 最重要的也是最紧迫的政治议题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国家机构。正如福山所言 , 当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主流政治表现为抨击政府 , 并力图缩小国家的活动范围与影响的时候 ,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任务却恰恰相反 , 它们需要的则是“国家构建” (state - building) , 即建立起强有力的制度 , 特别是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 [4] 。国家能力问题成为国家建构的中心议题。然而 , 值得注意的是 , 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 , 虽然国家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 但并不是国家建构的全部内容。国家构建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维度 , 这就是国家的自主性问题。国家自主性虽然与国家能力存在联系 , 但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自主性描述的是国家独立于社会的一种自在状态 , 它“十分重视国家的行为主体身份 , 关注国家如何通过其政策及其与社会集团模式化的关系来影响政治和社会过程” [5] 。

　　二

　　在西方的政治思想传统中 , 国家曾一直被赋予崇高性和积极能动性。从古希腊的智者到亚里士多德 , 国家 ( 城邦 ) 一直是与正义、理性、美德等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近代以后 , 国家也常被当作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国家成为资产阶级开疆辟土、推动资本扩张和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这种观点不仅存在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中 , 也存在于以分权体制著称的美国立宪主义思想中。然而 , 自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中行为主义盛行以来 , 对民主的多元主义解释以及自由主义对国家或政府的不信任方案一直支配着主流的学术话语 , 国家议题的中心地位多多少少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 , 在解释政治和政府的行为时往往采取的是社会中心论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 , 政府只是对社会的输入进行转换的系统 , 是社会中各种力量进行竞争和角逐的平台。政府的能动性深受怀疑 , 它没有被看作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 , 而必须是被“驯化”的。政府在社会力量的制约或影响下行动 , 其行为的结果也要受到社会的评估。

　　而在当代 , 随着多元主义民主陷入困境和自由主义政策方案在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性 , 国家议题重新被社会所关注。重新发现国家能动性这一隐蔽议题的是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 , 尽管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 ———像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认为的那样 ——没有发生彻底改变 , 但不应认为国家完全是被资产阶级所支配的 , 资本主义的国家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具有相对自主性。密利本德认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 。国家相对自主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 , 作为资本家代理人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集团与具体的资本家并不等同 , 二者在利益立场上是有差别的。具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上的差别导致国家不会简单地服从资本家的要求，“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极其保守的政府 , 也经常会被迫采取反对某些财产权和资本主义特权的行动” [7] 。

　　尽管仍然存在着各种争议 ( 如关于国家的结构主义与工具主义之争 ) , 国家自主性的议题却不彰自明。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 , 越来越多的著作也开始重视国家的行动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中 , 也可以看到“行政官僚集体能够对主要政府政策的内容及其发展施加直接或间接的渗透性影响”。从这些研究中 , 我们看到 , 国家作为有影响力的行为主体身份或制度结构的观点开始流行起来 , 以至于斯考切波认为，“宏观社会科学领域正在进行一种范式转移 该转移蕴涵着对国家与经济和社会关系之间的一种根本性的重新思考” [8] 。

　　那么 什么是国家自主性呢 , (state autonomy)? 斯考切波指出“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 , 控制权的组织 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 , 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自主性。” [9] 也就是说，在社会中心论的视角下国家是被社会所决定的国家,作为一种行动能力的组织 通常不会有自己的独立目标。而国家中心论的视角与此不同国家在某些 , 情境下会不受社会的决定 具有独立或超越于社会集团诉求或利益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就可以被视为可自主地行动 , 因而具有了自主性。因此 , 判断国家是否具有自主性或自主性的程度时 , 一个重要的指标 , 是看不同于社会集团之要求或利益的政策是否能够出台 , 或者说这样的政策在多大可能性上能够制定出来。很显然 , 国家自主性不仅受制于独立目标的提出 , 还直接地与实现目标的能力有关。如果缺乏有效的能力 , 国家仍然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 仍然是由社会所支配或决定的 , 国家自主性显然就值得怀疑。支撑国家行动能力的要素很多 , 除了主权完整 (sovereign integrity)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国家自主性 , 对外的自主性——这个前提条件以外 , 精干而忠诚的官僚和丰富的财政资源是国家有效追求各类目标的基础。前者构成了国家行动能力的组织基础 , 后者构成了国家行动能力的物质基础。因此 , 从组织主义的角度讨论国家自主性 , 除了政策指标以外 , 还与官僚队伍、财政资源等指标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实和社会变迁而言 , 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

　　在现代化的道路上 ,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境遇。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三言 , 现代化的进程是在外部压力之下开始启动的 , 一般称之为“应激型”的现代化 , 以区别于“内生型”的现代化。与后者不同的是 , 这些国家的社会内部缺乏与现代性之间相一致的因素 , 现代性的因素很难自然而然地产生。由于自身缺乏推动现代化的因素 , 现代化的进程必须要在外力的推动下才可以启动 , 这种外力就是先发国家利用先行现代化后所取得的工业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 , 向落后国家发动战争以掠夺资源或扩大市场。这也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过程。在外力的影响下 , 后发国家能否启动现代化并不断推进 , 国家的自主性程度就很关键。

　　1. 国家自主性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地走上现代化之路。在落后国家 , 当传统遭遇现代时 , 必然会发生碰撞、冲突 , 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斗争。“对于现代化后起的国家来讲 , 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对抗常常更加带有激烈性和戏剧性。” [10] 在后发国家中 , 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与陌生性 , 使得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启动 , 必然依赖于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来推动。由于传统因素的强大 , 这种推动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国家权力中心。只有运用国家权力 才能有效冲破来自传统力量的各种阻挠 , 推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国家权力要实现这一点 , 必须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 特别是要割断与传统社会中支配阶级之间的联系。因此 , 国家政权中心的改革以及社会权力的重组是落后国家遭遇现代之后面临的第一项任务。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取得自主性。在后发国家由政权推动的现代化中 , 旧政权能否取得这种相对于支配阶级的自主性 , 是其顺利走上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当政权能够拥有这种自主性的时候 , 它就能够汲取资源 , 并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现代化动员 , 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反之 , 当政权缺乏有效的自主性时 , 传统就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 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无法实施 , 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对于任何一个后发国家 , 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前提都是获得国家自主性 , 这可以通过对旧政权的有效改革来实现。而当政治改革无法实现这个目标时 , 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就会步履艰难。这时如果社会矛盾重重 , 处于权力边缘的、青睐现代化的社会精英 , 便会谋求动员社会底层成员 , 发动社会革命 取代旧政权 以革命、斗争这种较为激烈的方式，获得国家自主性。但这种方式必然导致社会剧烈动荡 , 也会使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滞后于其他国家或地区。

　　斯考切波在分析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革命时指出 , 这些国家发生社会革命的共同特征是 : 在国际环境的压力下 , 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外部生存危机和内部社会危机 , 这种危机必然集中反映到政权中心 , 它们要求国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和化解危机。而实行君主专制统治的旧政权缺乏能力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 这进一步加剧了政权与社会的危机 , 也为反对派社会精英动员和组织底层的农民进行社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而一旦数量庞大的农民阶层被有效的动员与组织起来 , 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旧政权缺乏有效应对的原因是 , 它们无一例外地没有割断与传统社会中支配阶级的联系。在强大的地主阶级的影响与支配下 , 旧政权无法征收足够的财政资源 , 也无法制定出超越支配阶级利益的改革政策 , 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社会矛盾与政治矛盾的激化 , 为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机遇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 , 通过集权化的官僚统治 , 成功地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 取得了自主性 [11] 。因此 , 对于缺乏自主性的传统国家而言 , 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必将出现较大的波折 , 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

　　因此 , 无论是否发生革命 , 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始终依赖于是否有一个具有强烈的现代化取向和自主行动的统治集团。而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 则是一个社会将固守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 [12] 。

　　2. 国家自主性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地推进现代化发展。有效的国家干预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国家不仅要建立法律和制度框架 , 还要干预社会经济的运行 , 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 监管市场行为 , 提供公共物品 , 并深入影响社会分配状况。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先行国家中 , 国家的作用都不容忽视 , 那么对于后发国家来说 , 当面对落后的生产力和较为恶劣的国际生存环境时 , 国家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在现代化进程中 , 后发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实现经济转型 , 发展生产力。经济转型的任务包括要从落后的农业经济转向发达的工业经济 , 从落后的自然经济转向先进的市场经济 , 从封闭的地区贸易转向开放的全球贸易这些经济转型的任何方面 , 都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进行推动。在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中 ,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即国家自主性 , 是影响国家行为结果的重要因素。撇开国际活动不谈 , 国家自主性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促进资本积累和改善社会分配的努力中。促进积累、改善分配以及两者之间的张力 , 都需要国家与特定的社会团体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 实施有效的控制 , 以维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正如罗兹曼指出的那样，“现代化的‘后起之秀’必须既要善于利用不寻常的集中手段 , 又要善于利用各个层次上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平衡。” [13]

　　工业生产对资本的巨大需求使得资本短缺始终是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经常面临的问题之一在发展中国家 , 资本的原始积累需要从农业部门攫取大量的资金。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 农业部门不仅要为工业部门提供资金 , 还要提供劳动力资源。这使得农业部门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供给部门 , 势必侵害与农业部门有密切经济联系的社会团体的利益。对于刚刚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 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仍然相对较大。虽然这些因素并不意味着农业部门的产业集团会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支配力量 , 但毫无疑问 , 他们的力量不应小觑。国家对农业部门的自主性决定了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 , 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工业化的速度。所以 , 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 , 国家对农业部门的有效控制是加快推进工业化的重要前提。

　　在现代化进程中 促进资本积累对于工业化的 , 快速推进固然十分重要 改善分配状况的意义也不容忽视。工业化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 也需要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由于缺乏有效的购买力 国内市场在较短的时间内难以形成 这使得加入国际贸易体系成为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首选。但对世界经济的过度依赖 , 不仅有损国家的经济主权 , 而且也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安全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布局。因此 , 即使在对外战略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 , 国内消费市场的开拓与发展也非常重要 , 更何况国内消费市场与国民的福利水平直接联系在一起 , 进而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促进积累相同 , 改善分配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任务。国家要致力于促进社会分配的公正性 , 维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民收入分配水平 , 并对社会快速变迁中的不适应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而国家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有赖于国家在一种更为普遍性和包容性的观念的基础上运作” [14] 。国家必须保证成为超越于社会不同阶级、团体利益之上的组织机构 , 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是制定发展战略和实施成功干预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基础。

　　注释：

　　[1] 谢立中、孙立平主编《: 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年版 第 页。2002 , 403。

　　[2]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42 页。

　　[3] 道格拉斯·C1 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0 页。

　　[4] 弗朗西斯·福山《: 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7 页。

　　[5]彼得·埃文斯等《: 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3 页。

　　[6] 拉尔夫·密利本德《: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79 页。[7] 拉尔夫·密里本德《: 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83 页。[8]彼得·埃文斯等《: 找回国家》,第15、7 页。

　　[9] 彼得·埃文斯等《: 找回国家》,第10 页。

　　[10]吉尔伯特 ·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454 页。

　　[11] 西达·斯考切波《: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黄学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第 59～124 页。

　　[12] C E 布莱克《: 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11988 年版,第87～89 页。

　　[13]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 中国的现代化》,第443 页。

　　[14] 彼得·埃文斯等《: 找回国家》,第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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